世事因果皆有定，莫怪老天道不公。
命裏隻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
人的命運，有時自己很難把握，就像有一條無形的手牽著你一路前行，這就是天意。天意如何，我們自然很難猜測，既然猜測不到，就不能坐得命運的安排，就要有所作為。常言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你不去謀事，又怎知老天不與你成事？自己已經謀過事了，如果還是不能成事，那就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天意不讓你成功；另一種就是成功時機還未到，上天是在磨礪這人的意誌。不管是哪種可能，隻要一息尚存，人類就要與命運抗爭到底。抗爭是人的本能，是一個過程，成功不成功就要看老天了。命裏隻有八合米，我們也要為這八合米而奮鬥，不然的話，恐怕這八合米我們也得不到。所以說，天意難違，有時也事在人為，坐等命運的安排，也未必就是上天的本意，不然何至於有多難興邦之說？
1960年春天，楊柳吐綠，小草發芽，小橋流水依然像往年一樣淙淙流淌，剛剛經曆一場大饑荒的楊村村民正憧憬著未來的新生活。想起1959年的那場可怕的大饑荒，村民們依舊驚魂未定，心有餘悸。太可怕了，周圍村莊餓死了那麽多人，而楊村卻一人未損，簡直是從鬼門關裏撿條命迴來，真該謝天謝地了。
說起五九年的那場大饑荒，就不能不提一下高明德兄弟，因為是高明德把楊村全體村民從死神眼皮底下帶出來的。
高氏兄弟1956年移居揚村，居住在村子中心地帶。哥哥高明德，時任楊村生產隊長；弟弟高明理，是楊村所在的高莊大隊黨支部書記。要說這楊村，也真是塊風水寶地，建國以來直到八十年代後期，高莊大隊（後改為高莊村委）黨支部書記皆出其村。第一位支書是楊崇惠，居住在楊村村東，第二位支書是高明理，第三位支書是楊村村西的侯誌明。這三位是當時高莊大隊的風雲人物，提起他們，高莊大隊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三人在高莊大隊官場上明爭暗鬥，水火不相容，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形成了以高明理、侯誌明為首的文革派和以楊崇惠為首的造反派之間的嚴重對立。兩大派之間風水輪流轉，你方唱罷我登場。楊村則分化成村東、村西兩大陣營，村東是造反派，村西是文革派。此後的七十年代未土地分田到戶時發生的一係列糾紛，雖然是利益之爭，但多少也與這段曆史宿怨有一定關聯。直到八十年代後期，三位老支書先後退出官場，楊村東、西村民之間的恩怨才得以徹底化解。1997年，高明理去世，楊崇惠、侯誌明前去吊唁，迴家後二人一下子蒼老了許多，終日鬱鬱寡歡，於當年先後去世。三位老支書黃泉路上又結伴而行，真可謂：
不是冤家不聚頭，冤家相聚幾時休。
早知身後伴你行，索把生前恩怨勾。
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話題迴到1958年。當時正值大躍進時期，浮誇風、大鍋飯盛行，最流行的口號就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高明德時任楊村生產隊長，因其弟弟是高莊大隊黨支部書記，哥哥當上生產隊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年高莊大隊大小會不斷，有時全公社的生產隊長還要到李津公社（高莊大隊歸其管轄）開生產總結大會，大會精神不外乎就是“抓革命、促生產”之類的議題。公社領導講完話後，各生產隊長要上報當年的糧食畝產，畝產高的村生產隊長受表彰，畝產低的村生產隊長要在隨後召開的批鬥會上接受批鬥。
這年7月，夏收過後，高明德參加了李津公社大會。人該倒黴，喝口涼水都塞牙。在公社領導要求各村生產隊長上報夏糧畝產時，高明德被排到第一個。說句實話，五八年確實是一個豐收年，那年小麥長勢特別地好，天氣又順，楊村的小麥畝產達到創記錄的400多斤，而在正常年份，畝產能達到200多斤已算是燒高香了。高明德心眼兒實，以為400多斤的畝產是前無古人的好收成，就如實報了上去。誰知老天不遂人願，接下來的李莊報了500斤，趙莊報了550斤，隨後各村層層加碼，膽子越來越大，畝產越報越高，到最後一個賈村生產隊長賈大空上報畝產時，放了全公社第一顆“衛星”：小麥畝產7000斤。
賈村的成績得到了公社領導的充分肯定，認為這是大躍進的典型，要求全公社各大隊在會後組織參觀團去賈村參觀學習，欲將其生產經驗推廣到李津公社各村。賈大空這下慌了神，心想露了餡怎麽辦？忙向公社領導請示一下提前迴家，準備應付參觀團的到來。
接下來是批鬥會。高明德上報的畝產最低，自然成了被批鬥的對象。
“你村畝產為什麽這麽低，你這個生產隊長是怎麽當的？”
“你是怎樣抓革命、促生產的，你的革命積極性哪兒去了？”
“糧食產量怎麽會這麽低，是不是讓你貪汙了？”
……
開始是文鬥，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羅列高明德的種種“罪狀”。有人甚至上綱上線，認為高明德是在故意破壞生產，是隱藏在革命隊伍裏的跳梁小醜，是內奸，是叛徒，是反革命分子。對於這種革命敗類，大家義憤填膺，情緒高漲，似乎隻說不做已不足以表達其革命熱情。
批鬥場麵逐漸失去控製，隨著一聲“打倒高明德”口號的喊出，文鬥演變成武鬥。大家你一拳、我一腳隻管往高明德身上招唿，有的還撕衣服、扯頭發，把高明德打得鮮血淋漓，在地上爬來滾去，頭發一撮一撮被扯下來。待批鬥會結束後，高明德好似地獄裏出來的鬼魅，不成人形了。
高明德是被人抬迴楊村的，聽說隊長挨了打，村民們都來看望。在得知事情經過後，村民歎息不止，有的說高隊長太老實，有的說隊長太難當，還有的說高隊長時運不濟。在家躺了一個多月，高明德的傷逐漸痊愈，能夠下床走路了。高明德找到弟弟高明理，說什麽也不願再當這個破生產隊長了。
高明理好勸歹勸，總算把哥哥勸住，他對哥哥說：“生產隊長你還得當，以後再有開會的事讓別人去就是了。”
高明德說：“讓當隊長可以，開會堅決不去，否則就不當生產隊長。”
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轉眼又到了秋收季節。楊村秋季又獲得大豐收，玉米和大豆早已收獲入倉，村前空地上紅薯堆得像小山似的，地裏也隻剩下20多畝紅薯沒收上來。這天清晨，村裏突然接到上級通知，為了保證當年的小麥按時播種，各生產隊必須在通知下發當天將紅薯全部入窖，15天之內小麥必須全部種上，公社將在第二天派人到各生產隊檢查，完不成任務的村，公社將組織批鬥會對其進行批鬥。
接到通知，高明德傻了眼，一天之內將這小山似的紅薯全部入窖，這是無論如何也完不成的工作量，況且地裏的紅薯還沒收完。完不成要挨鬥，挨鬥意味著什麽，高明德心裏比誰都清楚。既然是死命令，那就幹吧！一陣鈴聲響過，村裏男女老幼全被召集起來。高明德向村民傳達了上級通知後，要求村民隻要能動的全部投入勞動，各家小孩不準上學，和大人一起幹活，三頓飯由食堂派人送到幹活現場。於是，男勞力挖紅薯窖，婦女運紅薯，老人和小孩整理玉米稈。忙活了整整一天，天黑了下來，也隻有一半紅薯入窖。
看著剩下的一大堆紅薯，高明德犯了愁。時下是大鍋飯，各家不準私藏糧食，照這樣下去非挨鬥不可。
村民張白金說：“幹脆把紅薯倒進水塘喂魚算了。”
高明德一瞪眼：“喂你個毬，你說的容易，這可是全村來年的口糧啊！咱這裏主食是紅薯，倒進水裏，咱村人明年都喝西北風去？”
有人提議：“那就藏到各家吧。”
可村民又怕犯錯誤不敢藏，都眼巴巴地看著高隊長。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再拖下去也沒個結果，高明德最後狠狠心：“紅薯就藏在各家，出了事我擔著，豁出去也要保住咱村的口糧。注意一定要藏好，不能被外人發現，更不能對外人提及此事，否則咱村就遭殃了。”
村民們聽到隊長發話，馬上又來了精神，抬的抬，拉的拉，扛的扛，拿的拿，眨眼工夫，空地上的紅薯被清理得一幹二淨。
待空地上的紅薯清理完畢，高明德想到地裏還有紅薯在躺著，屁股還沒擦幹淨，不能歇工，夜裏要加班幹。於是，婦女們又拿起鐮刀到地裏割紅薯秧，男勞力套上牲口犁地，露出地麵的紅薯拾迴去藏了，埋在地下的紅薯就隻能爛在地裏。
就這樣又忙了一宿，第二天天亮時，楊村所有的土地已被整理得幹幹淨淨，找不到莊稼的影子了。
紅薯雖然藏了起來，可畢竟是高明德的一塊心病。遲則生變，得趕快處理掉此事，勉得夜長夢多。上級要求小麥必須在15天之內播種完，高明德讓村民白天播種小麥，夜裏偷著窖紅薯，不到15天，小麥播種完畢，紅薯也都入了窖。好在這時周圍村莊的村民都忙著秋收秋種，時間緊迫，哪有閑功夫去串親訪友，上級檢查人員隻是在田地周圍轉悠，也沒想到有人敢讓各戶私藏紅薯。這事總算有驚無險，讓高明德給混過去了。
事後楊村村民才知道，別的村隊長怕擔責任，來不及入窖的紅薯十有八九都倒進水塘喂了魚。
秋收過後，又迎來了全公社例行的秋收秋種工作總結大會，公社要求各生產隊長都要參加。鑒於上一次的教訓，高明德這次沒敢去，而是派了村裏的黨員丁德柱代表楊村參加會議。
丁德柱是烈士遺孤，母親犧牲於支前路上，父親犧牲於朝鮮戰場，丁德柱是在楊村張姓姥姥家長大的。高明德很清楚，批鬥會上無論如何也輪不到丁德柱這個出身“一身紅”的小夥子挨鬥，誰若鬥了他，就犯了大忌，自尋黴頭。
事情的發展果不出高隊長所料，那天丁德柱去公社開會，在上報秋糧產量時，有人以為楊村來的還是高明德，就故意提出還讓楊村先報畝產，期望能看到夏季批鬥會上精彩一幕再度重演。丁德柱人很憨厚，又是第一次代表楊村參加會議，不知其中深淺，就如實上報了畝產，結果可想而知，楊村這次又是倒數第一。
接下來開批鬥會，丁德柱被人揪到批鬥現場。當人們正摩拳擦掌準備一展身手時，還是公社一位領導眼尖：“這不是丁德柱嗎？哎呀，我的媽！”心說要是今天批鬥了他，明天挨鬥的一準是自己，不行，得趕緊打住。
這位領導急忙抓起主席台上的高音喇叭向人群喊話：“大家安靜點，這位楊村代表丁德柱，是烈士後代，我們要是鬥了他，對得起先烈的英靈嗎？”
一句話把大家唬得魂都飛了，知道這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既然丁德柱不能鬥，那就換個人吧，又把畝產排名倒數第二的李莊生產隊長拉到批鬥現場。這位剛才還躍躍欲試的李莊隊長，頓時像秋後霜打的茄子，蔫了。
因為丁德柱險些讓大家犯了政治錯誤，人們憋了一肚子氣，全都撒在李莊隊長身上，文鬥沒過多久就轉入了武鬥，拳腳功夫也更加兇悍。這下李莊隊長算是倒了血黴，轉眼間紅臉變成了花臉，花臉變成了紫臉，最後索性躺在地上，隻剩喘氣的份了。李莊隊長被抬迴去以後，在床上躺了三個多月，才拄著拐杖慢慢走路。他起來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大隊辭了生產隊長職務，李莊村民從此不再叫他隊長，另外給他起個綽號叫“鐵拐李”。
丁德柱不虛此行，也因而得到了高明德的器重，以後公社有個大會小會，高明德就讓小丁去參加，後來高明德覺得小丁為自己做得太多，自己又無以為報，就跟弟弟高明理知會一聲，讓小丁當上了高莊大隊的民兵營長，也算是讓先烈的英靈有所慰藉吧。
楊村如實上報了糧食產量，公糧自然比其他村莊少繳了許多，村裏庫存糧食較為充實。當時的楊村村民並沒感覺到什麽，但當1959年的大饑荒到來時，村民們才發現，高明德隊長為他們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1959年春天，周圍村莊的生產隊食堂陸續斷糧，不斷有餓死人的事件發生，而且災情欲演欲烈。為了活命，人們挖野菜，剝樹皮，甚至連水草都撈上來吃掉。許多青壯年不願在家坐以待斃，紛紛偷跑出去逃荒要飯了，老人和孩子隻要聽說那村有糧，有親戚關係的就都前去投親混飯，沒有親戚關係的隻能待在家裏聽天由命。
相比之下，楊村的優越性顯得尤為突出，別村斷糧了，楊村還有許多存糧，但高明德心裏明白，大鍋飯畢竟不是小家過日子，浪費較為嚴重，再加上投親來混飯的20多口人，這樣下去庫存糧食根本撐不了多久，看來得想辦法度過眼前的饑荒。高明德一方麵安排生產隊食堂在夥食裏盡量多加野菜，壓縮糧食供應，以延長糧食供應時間，另一方麵，又讓婦女們下地挖野菜，男勞力則在家裏織起一麵麵大網。
村民們很納悶，水裏的魚能撈的早被人撈吃了，隊長讓織這麽多大網幹啥用？也不知隊長的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問隊長原因，隊長又不說。
待大網織成以後，高明德一聲令下，全村男女老幼全都下地逮野兔去，村民們此時才明白隊長讓織網的真正用意。那時人們雖然餓得慌，但看見野兔也拿它沒轍，野兔精得很，隻要一看見人，三蹦兩跳就竄進莊稼地裏不見了，人們也隻能眼睜睜看著它跑掉。
高隊長這一招也真叫絕，二十多麵大網鋪開，一圍就是二十多畝地，大人小孩都在裏麵趕野兔，場麵頗為壯觀。周圍被大網封得嚴嚴實實，裏麵又到處是人，野兔在裏麵竄來竄去，不多久便精疲力竭，被人們捕捉殆盡，一塊莊稼地捉完後就再換另一塊地。這樣一天下來，少則能捉到十幾隻，多則可以捉到三五十隻。村民們隔三差五總能改善一下生活，吃頓鮮美可口的野兔肉，每家還時不時分到一二隻野兔頭來。雖然是饑荒年月，楊村村民卻個個吃得紅光滿麵，精氣神十足，這把周圍村民嫉妒得牙根癢癢，恨老天把自己投胎投錯了地方，看著別人吃肉，自己卻要忍饑挨餓，心裏不平啊！
後來其他村莊的生產隊長也想學著楊村捕野兔，可算一下織大網需要好長時間，織網的線準備又不足，等到大網織成，野兔也該被楊村捕得差不多了，隻好放手作罷。從這一點上看，楊村是占了先機。
高明德帶領楊村村民一個不落地走過了饑荒歲月，到1960年饑荒緩解時，就連前來投親混飯的20多口外村人也得以脫難，高明德從此在楊村威望大增，聲名遠播，其生產隊長的位子更是無人敢覷，。即便在文革時期，無論是文革派當政還是造反派上台，誰也不敢動楊村生產隊長一職。楊村兩派雖然政治上有分歧，但在對待高明德隊長的態度上，卻是驚人地一致，他們都把高隊長看作自己的再生父母，看作楊村的大恩人，以後不管楊村兩派如何爭鬥，隻要高隊長出麵調停，矛盾就會得到暫時的緩和。
命裏隻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滿升。
人的命運，有時自己很難把握，就像有一條無形的手牽著你一路前行，這就是天意。天意如何，我們自然很難猜測，既然猜測不到，就不能坐得命運的安排，就要有所作為。常言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你不去謀事，又怎知老天不與你成事？自己已經謀過事了，如果還是不能成事，那就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天意不讓你成功；另一種就是成功時機還未到，上天是在磨礪這人的意誌。不管是哪種可能，隻要一息尚存，人類就要與命運抗爭到底。抗爭是人的本能，是一個過程，成功不成功就要看老天了。命裏隻有八合米，我們也要為這八合米而奮鬥，不然的話，恐怕這八合米我們也得不到。所以說，天意難違，有時也事在人為，坐等命運的安排，也未必就是上天的本意，不然何至於有多難興邦之說？
1960年春天，楊柳吐綠，小草發芽，小橋流水依然像往年一樣淙淙流淌，剛剛經曆一場大饑荒的楊村村民正憧憬著未來的新生活。想起1959年的那場可怕的大饑荒，村民們依舊驚魂未定，心有餘悸。太可怕了，周圍村莊餓死了那麽多人，而楊村卻一人未損，簡直是從鬼門關裏撿條命迴來，真該謝天謝地了。
說起五九年的那場大饑荒，就不能不提一下高明德兄弟，因為是高明德把楊村全體村民從死神眼皮底下帶出來的。
高氏兄弟1956年移居揚村，居住在村子中心地帶。哥哥高明德，時任楊村生產隊長；弟弟高明理，是楊村所在的高莊大隊黨支部書記。要說這楊村，也真是塊風水寶地，建國以來直到八十年代後期，高莊大隊（後改為高莊村委）黨支部書記皆出其村。第一位支書是楊崇惠，居住在楊村村東，第二位支書是高明理，第三位支書是楊村村西的侯誌明。這三位是當時高莊大隊的風雲人物，提起他們，高莊大隊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三人在高莊大隊官場上明爭暗鬥，水火不相容，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形成了以高明理、侯誌明為首的文革派和以楊崇惠為首的造反派之間的嚴重對立。兩大派之間風水輪流轉，你方唱罷我登場。楊村則分化成村東、村西兩大陣營，村東是造反派，村西是文革派。此後的七十年代未土地分田到戶時發生的一係列糾紛，雖然是利益之爭，但多少也與這段曆史宿怨有一定關聯。直到八十年代後期，三位老支書先後退出官場，楊村東、西村民之間的恩怨才得以徹底化解。1997年，高明理去世，楊崇惠、侯誌明前去吊唁，迴家後二人一下子蒼老了許多，終日鬱鬱寡歡，於當年先後去世。三位老支書黃泉路上又結伴而行，真可謂：
不是冤家不聚頭，冤家相聚幾時休。
早知身後伴你行，索把生前恩怨勾。
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話題迴到1958年。當時正值大躍進時期，浮誇風、大鍋飯盛行，最流行的口號就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高明德時任楊村生產隊長，因其弟弟是高莊大隊黨支部書記，哥哥當上生產隊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年高莊大隊大小會不斷，有時全公社的生產隊長還要到李津公社（高莊大隊歸其管轄）開生產總結大會，大會精神不外乎就是“抓革命、促生產”之類的議題。公社領導講完話後，各生產隊長要上報當年的糧食畝產，畝產高的村生產隊長受表彰，畝產低的村生產隊長要在隨後召開的批鬥會上接受批鬥。
這年7月，夏收過後，高明德參加了李津公社大會。人該倒黴，喝口涼水都塞牙。在公社領導要求各村生產隊長上報夏糧畝產時，高明德被排到第一個。說句實話，五八年確實是一個豐收年，那年小麥長勢特別地好，天氣又順，楊村的小麥畝產達到創記錄的400多斤，而在正常年份，畝產能達到200多斤已算是燒高香了。高明德心眼兒實，以為400多斤的畝產是前無古人的好收成，就如實報了上去。誰知老天不遂人願，接下來的李莊報了500斤，趙莊報了550斤，隨後各村層層加碼，膽子越來越大，畝產越報越高，到最後一個賈村生產隊長賈大空上報畝產時，放了全公社第一顆“衛星”：小麥畝產7000斤。
賈村的成績得到了公社領導的充分肯定，認為這是大躍進的典型，要求全公社各大隊在會後組織參觀團去賈村參觀學習，欲將其生產經驗推廣到李津公社各村。賈大空這下慌了神，心想露了餡怎麽辦？忙向公社領導請示一下提前迴家，準備應付參觀團的到來。
接下來是批鬥會。高明德上報的畝產最低，自然成了被批鬥的對象。
“你村畝產為什麽這麽低，你這個生產隊長是怎麽當的？”
“你是怎樣抓革命、促生產的，你的革命積極性哪兒去了？”
“糧食產量怎麽會這麽低，是不是讓你貪汙了？”
……
開始是文鬥，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羅列高明德的種種“罪狀”。有人甚至上綱上線，認為高明德是在故意破壞生產，是隱藏在革命隊伍裏的跳梁小醜，是內奸，是叛徒，是反革命分子。對於這種革命敗類，大家義憤填膺，情緒高漲，似乎隻說不做已不足以表達其革命熱情。
批鬥場麵逐漸失去控製，隨著一聲“打倒高明德”口號的喊出，文鬥演變成武鬥。大家你一拳、我一腳隻管往高明德身上招唿，有的還撕衣服、扯頭發，把高明德打得鮮血淋漓，在地上爬來滾去，頭發一撮一撮被扯下來。待批鬥會結束後，高明德好似地獄裏出來的鬼魅，不成人形了。
高明德是被人抬迴楊村的，聽說隊長挨了打，村民們都來看望。在得知事情經過後，村民歎息不止，有的說高隊長太老實，有的說隊長太難當，還有的說高隊長時運不濟。在家躺了一個多月，高明德的傷逐漸痊愈，能夠下床走路了。高明德找到弟弟高明理，說什麽也不願再當這個破生產隊長了。
高明理好勸歹勸，總算把哥哥勸住，他對哥哥說：“生產隊長你還得當，以後再有開會的事讓別人去就是了。”
高明德說：“讓當隊長可以，開會堅決不去，否則就不當生產隊長。”
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轉眼又到了秋收季節。楊村秋季又獲得大豐收，玉米和大豆早已收獲入倉，村前空地上紅薯堆得像小山似的，地裏也隻剩下20多畝紅薯沒收上來。這天清晨，村裏突然接到上級通知，為了保證當年的小麥按時播種，各生產隊必須在通知下發當天將紅薯全部入窖，15天之內小麥必須全部種上，公社將在第二天派人到各生產隊檢查，完不成任務的村，公社將組織批鬥會對其進行批鬥。
接到通知，高明德傻了眼，一天之內將這小山似的紅薯全部入窖，這是無論如何也完不成的工作量，況且地裏的紅薯還沒收完。完不成要挨鬥，挨鬥意味著什麽，高明德心裏比誰都清楚。既然是死命令，那就幹吧！一陣鈴聲響過，村裏男女老幼全被召集起來。高明德向村民傳達了上級通知後，要求村民隻要能動的全部投入勞動，各家小孩不準上學，和大人一起幹活，三頓飯由食堂派人送到幹活現場。於是，男勞力挖紅薯窖，婦女運紅薯，老人和小孩整理玉米稈。忙活了整整一天，天黑了下來，也隻有一半紅薯入窖。
看著剩下的一大堆紅薯，高明德犯了愁。時下是大鍋飯，各家不準私藏糧食，照這樣下去非挨鬥不可。
村民張白金說：“幹脆把紅薯倒進水塘喂魚算了。”
高明德一瞪眼：“喂你個毬，你說的容易，這可是全村來年的口糧啊！咱這裏主食是紅薯，倒進水裏，咱村人明年都喝西北風去？”
有人提議：“那就藏到各家吧。”
可村民又怕犯錯誤不敢藏，都眼巴巴地看著高隊長。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再拖下去也沒個結果，高明德最後狠狠心：“紅薯就藏在各家，出了事我擔著，豁出去也要保住咱村的口糧。注意一定要藏好，不能被外人發現，更不能對外人提及此事，否則咱村就遭殃了。”
村民們聽到隊長發話，馬上又來了精神，抬的抬，拉的拉，扛的扛，拿的拿，眨眼工夫，空地上的紅薯被清理得一幹二淨。
待空地上的紅薯清理完畢，高明德想到地裏還有紅薯在躺著，屁股還沒擦幹淨，不能歇工，夜裏要加班幹。於是，婦女們又拿起鐮刀到地裏割紅薯秧，男勞力套上牲口犁地，露出地麵的紅薯拾迴去藏了，埋在地下的紅薯就隻能爛在地裏。
就這樣又忙了一宿，第二天天亮時，楊村所有的土地已被整理得幹幹淨淨，找不到莊稼的影子了。
紅薯雖然藏了起來，可畢竟是高明德的一塊心病。遲則生變，得趕快處理掉此事，勉得夜長夢多。上級要求小麥必須在15天之內播種完，高明德讓村民白天播種小麥，夜裏偷著窖紅薯，不到15天，小麥播種完畢，紅薯也都入了窖。好在這時周圍村莊的村民都忙著秋收秋種，時間緊迫，哪有閑功夫去串親訪友，上級檢查人員隻是在田地周圍轉悠，也沒想到有人敢讓各戶私藏紅薯。這事總算有驚無險，讓高明德給混過去了。
事後楊村村民才知道，別的村隊長怕擔責任，來不及入窖的紅薯十有八九都倒進水塘喂了魚。
秋收過後，又迎來了全公社例行的秋收秋種工作總結大會，公社要求各生產隊長都要參加。鑒於上一次的教訓，高明德這次沒敢去，而是派了村裏的黨員丁德柱代表楊村參加會議。
丁德柱是烈士遺孤，母親犧牲於支前路上，父親犧牲於朝鮮戰場，丁德柱是在楊村張姓姥姥家長大的。高明德很清楚，批鬥會上無論如何也輪不到丁德柱這個出身“一身紅”的小夥子挨鬥，誰若鬥了他，就犯了大忌，自尋黴頭。
事情的發展果不出高隊長所料，那天丁德柱去公社開會，在上報秋糧產量時，有人以為楊村來的還是高明德，就故意提出還讓楊村先報畝產，期望能看到夏季批鬥會上精彩一幕再度重演。丁德柱人很憨厚，又是第一次代表楊村參加會議，不知其中深淺，就如實上報了畝產，結果可想而知，楊村這次又是倒數第一。
接下來開批鬥會，丁德柱被人揪到批鬥現場。當人們正摩拳擦掌準備一展身手時，還是公社一位領導眼尖：“這不是丁德柱嗎？哎呀，我的媽！”心說要是今天批鬥了他，明天挨鬥的一準是自己，不行，得趕緊打住。
這位領導急忙抓起主席台上的高音喇叭向人群喊話：“大家安靜點，這位楊村代表丁德柱，是烈士後代，我們要是鬥了他，對得起先烈的英靈嗎？”
一句話把大家唬得魂都飛了，知道這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既然丁德柱不能鬥，那就換個人吧，又把畝產排名倒數第二的李莊生產隊長拉到批鬥現場。這位剛才還躍躍欲試的李莊隊長，頓時像秋後霜打的茄子，蔫了。
因為丁德柱險些讓大家犯了政治錯誤，人們憋了一肚子氣，全都撒在李莊隊長身上，文鬥沒過多久就轉入了武鬥，拳腳功夫也更加兇悍。這下李莊隊長算是倒了血黴，轉眼間紅臉變成了花臉，花臉變成了紫臉，最後索性躺在地上，隻剩喘氣的份了。李莊隊長被抬迴去以後，在床上躺了三個多月，才拄著拐杖慢慢走路。他起來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大隊辭了生產隊長職務，李莊村民從此不再叫他隊長，另外給他起個綽號叫“鐵拐李”。
丁德柱不虛此行，也因而得到了高明德的器重，以後公社有個大會小會，高明德就讓小丁去參加，後來高明德覺得小丁為自己做得太多，自己又無以為報，就跟弟弟高明理知會一聲，讓小丁當上了高莊大隊的民兵營長，也算是讓先烈的英靈有所慰藉吧。
楊村如實上報了糧食產量，公糧自然比其他村莊少繳了許多，村裏庫存糧食較為充實。當時的楊村村民並沒感覺到什麽，但當1959年的大饑荒到來時，村民們才發現，高明德隊長為他們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1959年春天，周圍村莊的生產隊食堂陸續斷糧，不斷有餓死人的事件發生，而且災情欲演欲烈。為了活命，人們挖野菜，剝樹皮，甚至連水草都撈上來吃掉。許多青壯年不願在家坐以待斃，紛紛偷跑出去逃荒要飯了，老人和孩子隻要聽說那村有糧，有親戚關係的就都前去投親混飯，沒有親戚關係的隻能待在家裏聽天由命。
相比之下，楊村的優越性顯得尤為突出，別村斷糧了，楊村還有許多存糧，但高明德心裏明白，大鍋飯畢竟不是小家過日子，浪費較為嚴重，再加上投親來混飯的20多口人，這樣下去庫存糧食根本撐不了多久，看來得想辦法度過眼前的饑荒。高明德一方麵安排生產隊食堂在夥食裏盡量多加野菜，壓縮糧食供應，以延長糧食供應時間，另一方麵，又讓婦女們下地挖野菜，男勞力則在家裏織起一麵麵大網。
村民們很納悶，水裏的魚能撈的早被人撈吃了，隊長讓織這麽多大網幹啥用？也不知隊長的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問隊長原因，隊長又不說。
待大網織成以後，高明德一聲令下，全村男女老幼全都下地逮野兔去，村民們此時才明白隊長讓織網的真正用意。那時人們雖然餓得慌，但看見野兔也拿它沒轍，野兔精得很，隻要一看見人，三蹦兩跳就竄進莊稼地裏不見了，人們也隻能眼睜睜看著它跑掉。
高隊長這一招也真叫絕，二十多麵大網鋪開，一圍就是二十多畝地，大人小孩都在裏麵趕野兔，場麵頗為壯觀。周圍被大網封得嚴嚴實實，裏麵又到處是人，野兔在裏麵竄來竄去，不多久便精疲力竭，被人們捕捉殆盡，一塊莊稼地捉完後就再換另一塊地。這樣一天下來，少則能捉到十幾隻，多則可以捉到三五十隻。村民們隔三差五總能改善一下生活，吃頓鮮美可口的野兔肉，每家還時不時分到一二隻野兔頭來。雖然是饑荒年月，楊村村民卻個個吃得紅光滿麵，精氣神十足，這把周圍村民嫉妒得牙根癢癢，恨老天把自己投胎投錯了地方，看著別人吃肉，自己卻要忍饑挨餓，心裏不平啊！
後來其他村莊的生產隊長也想學著楊村捕野兔，可算一下織大網需要好長時間，織網的線準備又不足，等到大網織成，野兔也該被楊村捕得差不多了，隻好放手作罷。從這一點上看，楊村是占了先機。
高明德帶領楊村村民一個不落地走過了饑荒歲月，到1960年饑荒緩解時，就連前來投親混飯的20多口外村人也得以脫難，高明德從此在楊村威望大增，聲名遠播，其生產隊長的位子更是無人敢覷，。即便在文革時期，無論是文革派當政還是造反派上台，誰也不敢動楊村生產隊長一職。楊村兩派雖然政治上有分歧，但在對待高明德隊長的態度上，卻是驚人地一致，他們都把高隊長看作自己的再生父母，看作楊村的大恩人，以後不管楊村兩派如何爭鬥，隻要高隊長出麵調停，矛盾就會得到暫時的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