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安生有個稱號，叫“醫學界的布爾什維克”，他將畢生的心血都奉獻給了第三世界的公共衛生事業，對中國也是貢獻頗多。
蘭安生和白大夫一樣，都是加拿大人，英文名約翰-格蘭特，他的父親詹姆斯-格蘭特在美國密西根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學位後，受浸禮會國外傳教會的指派到中國寧波傳教行醫，他的母親也是一位美國傳教士。
他們在這裏從事慈善醫療工作直到去世，治療了很多中國病患，深受當地民眾愛戴，為了更好地和當地人打交道，詹姆斯-格蘭特還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叫蘭雅穀，1927年，蘭雅穀去世後，寧波中外人士為紀念他集資建立了現在的華美醫院。
蘭安生在他父母抵達寧波後的第二年產生，當時寧波沒有其他外籍孩子，他童年的玩伴都是中國孩子，童年的記憶讓蘭安生對中國有了深厚的感情；8歲後，他被父母送到煙台的一所由教會為外國在華人士子女辦的學校接受教育，蘭雅穀希望他能學習理科，曾經把他送到德國人在青島辦的高中學習了一年，後來，蘭雅穀把他送迴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讀高中。
1912年，蘭安生高中畢業在即，他迴中國和家人團聚，決定像父母一樣學醫，蘭雅穀表示支持，讓他到自己的醫院先體驗了一下臨床工作，又資助他在中國旅遊了一番，並向當地的外國醫生求教行醫之道，返迴美國後，蘭安生進入密西根大學醫學院學習。
1917年，蘭安生大學畢業，在其導師的鼓勵和推薦下，進入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衛生部工作；該年年底，蘭安生再度來到中國，開始了將近兩年的在華流行病調查工作。
在萍鄉煤礦，蘭安生看到了煤礦工人地獄般的工作條件和悲慘的健康狀況，感到非常震驚和憤慨，他對感染鉤蟲病的工人進行了治療，寫下了考察報告，並向漢冶萍公司提議改善工人的待遇，但是沒有起到什麽效果。
兩年後，蘭安生完成調查任務迴到美國，之後到霍普金斯醫學院進修了公共衛生學碩士，此後不久，協和醫學院聘請蘭安生擔任公共衛生學教授，開啟了中國預防醫學的教學與實驗活動，不僅培養出了姚尋源、陳誌潛這樣優秀的學生，還帶動了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
定縣實驗和京城的公共衛生事務所都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在結束中國的事業之後，蘭安生又去了印度，終其一生都在為第三世界的公共衛生事業付出心血，他把自己的工作經驗總結為“協和模式”，並把這個模式推向全世界，成為世界公共衛生史上永恆的經典；1962年，蘭安生在美國去世，逝後被國際公共衛生界奉為泰鬥。
他最有名的兩個觀點就是“一盎司的預防勝過一磅的治療”以及“60％的本土化勝過100％的西方化”，前者表明了預防的重要性，而後者則強調公共衛生事業的開展要和本土實際情況相結合，單憑這一點，他就比王大燮這種人強得多。
沈隆在京城試驗區的工作也是建立在本地實際情況的基礎上，並沒有照搬西方的模式，更沒有完全照抄蘭安生的方法，畢竟他開展實驗的京城和現在的京城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他把工作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預防，另一部分則是診治；前者讓國立京城醫學專門學校的學生深入小巷、工廠、學校，把預防保健相關知識編成兒歌、快板兒等通俗易懂的模式廣為傳播，讓預防的觀念深入人心，幫助居民實現主動要求預防保健的轉變，從根本上提高了公眾的健康水平。
而在診治方麵，分配管轄該地段的公共衛生護士每天要進行大約5—10次的家庭訪視，凡經地段護士訪視過的病人或病家，不僅有訪視記錄，衛生事務所病案室也存有他們的家庭記錄，將家庭每個成員的患病及健康情況按規定的表格記錄下來；每份家庭記錄都有家庭編號和個人編號，查找起來非常方便。
另一方麵，地段還和國立京城醫學專門學校附屬醫院各科門診緊密配合，對病人進行及時治療，如果地段發現有急性傳染病患者立即轉送一所門診進行診斷和治療，如患者需要住院治療，則由衛生事務所轉送合同醫院；如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療，則由衛生事務所轉迴地段，由護士設“家庭病床”進行床邊護理和治療，以及采取必要的和可能的隔離和消毒措施。
如發現病家有經濟困難時，地段護士則將病案轉介衛生事物所的社會工作人員幫助解決，這樣以來，許多病情都被消滅在輕微階段，大大減輕了當地居民看病吃藥的負擔，很快這一模式就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歡迎。
他們對衛生事務所的工作人員都非常尊敬，隻要穿著衛生事務所的製服從街道、小巷裏走過，都會收到親切地問候，有什麽事情需要左鄰右舍幫忙，出來招唿一聲就行。
慕容武和袁小燕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感到非常充實，不僅開始考慮起將這種模式推廣到全國所有城市，如果能把這種模式複製到所有城市的話，中國人的壽命一定會大大提升。
沈隆則搖了搖頭，“我們能在京城實行這種模式，是因為學校除了錢，還可以利用實習的名義讓學生們免費勞動，不需要向他們支付工資，僅僅每天管兩頓飯就行了，盡管如此，學校也承受了巨大的資金壓力。”
“現在五萬人的區域已經快撐不住了，要是擴大到全國，這又得多少錢？多少合格的醫生、護士？”再小的開支，乘以四萬萬老百姓都會是一個可怕的數字。
“那我們現在這麽做到底有什麽意義？”慕容武喃喃問道。
“積累經驗，等日後政府真正願意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的時候，就能用上了！”
蘭安生和白大夫一樣，都是加拿大人，英文名約翰-格蘭特，他的父親詹姆斯-格蘭特在美國密西根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學位後，受浸禮會國外傳教會的指派到中國寧波傳教行醫，他的母親也是一位美國傳教士。
他們在這裏從事慈善醫療工作直到去世，治療了很多中國病患，深受當地民眾愛戴，為了更好地和當地人打交道，詹姆斯-格蘭特還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叫蘭雅穀，1927年，蘭雅穀去世後，寧波中外人士為紀念他集資建立了現在的華美醫院。
蘭安生在他父母抵達寧波後的第二年產生，當時寧波沒有其他外籍孩子，他童年的玩伴都是中國孩子，童年的記憶讓蘭安生對中國有了深厚的感情；8歲後，他被父母送到煙台的一所由教會為外國在華人士子女辦的學校接受教育，蘭雅穀希望他能學習理科，曾經把他送到德國人在青島辦的高中學習了一年，後來，蘭雅穀把他送迴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讀高中。
1912年，蘭安生高中畢業在即，他迴中國和家人團聚，決定像父母一樣學醫，蘭雅穀表示支持，讓他到自己的醫院先體驗了一下臨床工作，又資助他在中國旅遊了一番，並向當地的外國醫生求教行醫之道，返迴美國後，蘭安生進入密西根大學醫學院學習。
1917年，蘭安生大學畢業，在其導師的鼓勵和推薦下，進入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衛生部工作；該年年底，蘭安生再度來到中國，開始了將近兩年的在華流行病調查工作。
在萍鄉煤礦，蘭安生看到了煤礦工人地獄般的工作條件和悲慘的健康狀況，感到非常震驚和憤慨，他對感染鉤蟲病的工人進行了治療，寫下了考察報告，並向漢冶萍公司提議改善工人的待遇，但是沒有起到什麽效果。
兩年後，蘭安生完成調查任務迴到美國，之後到霍普金斯醫學院進修了公共衛生學碩士，此後不久，協和醫學院聘請蘭安生擔任公共衛生學教授，開啟了中國預防醫學的教學與實驗活動，不僅培養出了姚尋源、陳誌潛這樣優秀的學生，還帶動了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
定縣實驗和京城的公共衛生事務所都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在結束中國的事業之後，蘭安生又去了印度，終其一生都在為第三世界的公共衛生事業付出心血，他把自己的工作經驗總結為“協和模式”，並把這個模式推向全世界，成為世界公共衛生史上永恆的經典；1962年，蘭安生在美國去世，逝後被國際公共衛生界奉為泰鬥。
他最有名的兩個觀點就是“一盎司的預防勝過一磅的治療”以及“60％的本土化勝過100％的西方化”，前者表明了預防的重要性，而後者則強調公共衛生事業的開展要和本土實際情況相結合，單憑這一點，他就比王大燮這種人強得多。
沈隆在京城試驗區的工作也是建立在本地實際情況的基礎上，並沒有照搬西方的模式，更沒有完全照抄蘭安生的方法，畢竟他開展實驗的京城和現在的京城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他把工作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預防，另一部分則是診治；前者讓國立京城醫學專門學校的學生深入小巷、工廠、學校，把預防保健相關知識編成兒歌、快板兒等通俗易懂的模式廣為傳播，讓預防的觀念深入人心，幫助居民實現主動要求預防保健的轉變，從根本上提高了公眾的健康水平。
而在診治方麵，分配管轄該地段的公共衛生護士每天要進行大約5—10次的家庭訪視，凡經地段護士訪視過的病人或病家，不僅有訪視記錄，衛生事務所病案室也存有他們的家庭記錄，將家庭每個成員的患病及健康情況按規定的表格記錄下來；每份家庭記錄都有家庭編號和個人編號，查找起來非常方便。
另一方麵，地段還和國立京城醫學專門學校附屬醫院各科門診緊密配合，對病人進行及時治療，如果地段發現有急性傳染病患者立即轉送一所門診進行診斷和治療，如患者需要住院治療，則由衛生事務所轉送合同醫院；如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療，則由衛生事務所轉迴地段，由護士設“家庭病床”進行床邊護理和治療，以及采取必要的和可能的隔離和消毒措施。
如發現病家有經濟困難時，地段護士則將病案轉介衛生事物所的社會工作人員幫助解決，這樣以來，許多病情都被消滅在輕微階段，大大減輕了當地居民看病吃藥的負擔，很快這一模式就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歡迎。
他們對衛生事務所的工作人員都非常尊敬，隻要穿著衛生事務所的製服從街道、小巷裏走過，都會收到親切地問候，有什麽事情需要左鄰右舍幫忙，出來招唿一聲就行。
慕容武和袁小燕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感到非常充實，不僅開始考慮起將這種模式推廣到全國所有城市，如果能把這種模式複製到所有城市的話，中國人的壽命一定會大大提升。
沈隆則搖了搖頭，“我們能在京城實行這種模式，是因為學校除了錢，還可以利用實習的名義讓學生們免費勞動，不需要向他們支付工資，僅僅每天管兩頓飯就行了，盡管如此，學校也承受了巨大的資金壓力。”
“現在五萬人的區域已經快撐不住了，要是擴大到全國，這又得多少錢？多少合格的醫生、護士？”再小的開支，乘以四萬萬老百姓都會是一個可怕的數字。
“那我們現在這麽做到底有什麽意義？”慕容武喃喃問道。
“積累經驗，等日後政府真正願意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的時候，就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