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聯，你可知道，現在中國的海港檢疫權還在外國人手上，如果我們能借助這次會議把海港檢疫權要迴來，這對國家、對民族都是一件大大的好事；通過這次疫情，我們已經證明了，我們中國人有能力檢疫、控製好疫情，所以為什麽還要把這項權力交給外國人呢？”這項工作同樣也是伍連德完成的，不過並不是現在，而是在1930年，沈隆覺得這個時間點似乎可以提前一些。
所以海港檢疫權，顧名思義就是在海港檢驗外來疫情的權力，這項工作日後歸屬海關檢驗檢疫局管理，在幾乎所有國家，這項權力都是歸屬本國所有的，但是在如今的中國，這項權利卻掌握在外國人手中。
中國現代的海港檢疫曆史起源於1873年的上海和廈門，當時是為了應對暹羅和馬來亞爆發霍亂的威脅；1873年7月，曼穀發生霍亂的警告傳到了上海，海關醫官亞曆山大-賈米森醫生草擬了4條暫定檢疫章程，並且針對所有從暹羅駛來的船隻實行檢疫。
廈門海關醫官萬巴德醫生在確認英屬海峽殖民地爆發霍亂的消息後，也針對有疫港口船隻實行了檢疫，乘客在進入內港之前都會經過檢查。
1874年7月30日，上海港對暫定檢疫章程進行了修訂，擴充到了8條，該章程規定，“凡傳染疫之指定，應由海關監督及領事團定奪之；迨傳染疫定後，輒由海關監督，通知海關理船廳及吳淞主任官……檢疫醫官應編製報告，以報告理船廳及其長官與關係領事官……凡有違犯此章程者，應由各自國家長官處罰。”
由此，海關掌握了海港檢疫權，而外國領事團也借口治外法權對中國海港檢疫事務橫加幹涉；中國各個港口雖然此後相繼開辦檢疫事務，但檢疫權大多操縱在外籍醫官手中。
必須提到的是，在如今這個時間段，港口醫官是一個有利可圖的肥缺，尤其是在兩個重要的移民港口——汕頭和廈門，在前往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法屬印度支那和海峽殖民地的過程中，疫苗注射證明是必備證件。
每個月都有上千移民乘輪船離開港口，醫生能夠從每個乘客的身上撈取1美元，而醫生收取的所有費用都被認為是其合法規費的一部分；因此，對於一個身處此位的醫生來講，其收入規模之可觀，是可以想象的。
沈隆就曾經在《英國醫學雜誌》和《柳葉刀》的廣告欄上，經常可以看到轉手廈門和汕頭“肥缺”的廣告，開價為5000～6000英鎊，並且竟然還允許分期付款和一次結清兩種付款方式，這可是二十世紀初的英鎊啊。
這時候一英鎊差不多等於七庫平兩白銀，也就是說一個港口醫生的缺價值高達三四萬兩白銀，這時候買個道台才多少錢？
慶親王奕劻和大臣那桐開設慶那公司賣官鬻爵，對官職明碼標價，一個郵傳部尚書才隻要三十萬兩白銀而已，盛宣懷出了三十萬就拿到了這個職位，而區區一個港口醫官的售價就能達到尚書的十分之一，想想真是可怕啊。
“光收錢也就罷了，他們還在檢疫的過程中任意淩辱中國人，借機敲詐勒索，可以說是無惡不作，要是能借著這個機會收迴港口檢疫權，則善莫大焉！”沈隆給伍連德詳細說明了港口檢疫權的重要性。
“中國必須收迴港口檢疫權，一是為國人設保障，拒外疫之來侵，謀國民之幸福；二是海口檢疫權操縱於無專門學識之外人為最恥……以致吾國為東方病夫；三是檢疫費用被外人貪瀆；四是海口檢疫為國家要政，若歸外人包辦，徒予外人利益，有害民生，大失國體，應即收迴，蓋此權為外人主辦者，為現世所未見……查今日尚受此奇辱者，隻有吾國而已。”伍連德很快總結出這一行為的必要性。
“這件事對那些港口醫官是天大的事情，不過對各國使館來說卻是小事，如果是大事，我們想拿迴來恐怕不容易，這種小事或許還有可能。”沈隆還是很現實的，類似租借權、采礦權這種大事，依照目前的情況，那是想也不用想。
不過港口檢疫權最重要的利益方隻是那些港口醫官而已，“按照如今國際通行標準，想執行港口檢疫權必須要具備以下條件：一有合格之衛生人員，二有合格之消毒器，三有滅鼠器，四有合格之檢疫所及隔離所，五有合宜之細菌研究室，六有傳染病醫院，七有安全自來水，八有傳染病統計報告。”
“而如今魔都、廈門、廣州等主要港口，從外國留學歸來、熟悉西方醫學、有能力做檢驗檢疫的醫生為數不少，他們完全能代替洋人擔負起這個責任來；而我們這次對疫情的成功控製，也證明了這一點！”沈隆說道。
於是沈隆和伍連德一起起草了文書，將這件事詳詳細細寫了上去，拿去交給施肇基，施肇基考慮許久之後，利用會議間隙和各國大使進行了協商，沈隆和伍連德也竭力證明中國的確有這個實力，並利用各個國家之間的矛盾進行分化說服。
結果，等會議結束的時候，這件事兒還真被他們給辦成了，伍連德擔負起組建中國自己的海港檢疫部門的重任，馬上高高興興地去籌集款項、招收人員，準備從外國人手裏收迴海港檢疫權，沈隆也和他一起製定了這個部門的組織架構、管理條例等等，同時從自己學校、醫院裏選了幾名能力出眾的年輕人去幫他。
消息傳迴京城，正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朝廷大感振奮，各地的報紙也對此大書特書，說這件事大漲中國人的士氣，因此，繼在東北獲得了萬家生佛的稱號之後，沈隆和伍連德又有了新的頭銜，多家媒體都稱唿他二人為民族英雄。
等會議結束，沈隆在東北的事情也幹完了，準備返迴京城。
所以海港檢疫權，顧名思義就是在海港檢驗外來疫情的權力，這項工作日後歸屬海關檢驗檢疫局管理，在幾乎所有國家，這項權力都是歸屬本國所有的，但是在如今的中國，這項權利卻掌握在外國人手中。
中國現代的海港檢疫曆史起源於1873年的上海和廈門，當時是為了應對暹羅和馬來亞爆發霍亂的威脅；1873年7月，曼穀發生霍亂的警告傳到了上海，海關醫官亞曆山大-賈米森醫生草擬了4條暫定檢疫章程，並且針對所有從暹羅駛來的船隻實行檢疫。
廈門海關醫官萬巴德醫生在確認英屬海峽殖民地爆發霍亂的消息後，也針對有疫港口船隻實行了檢疫，乘客在進入內港之前都會經過檢查。
1874年7月30日，上海港對暫定檢疫章程進行了修訂，擴充到了8條，該章程規定，“凡傳染疫之指定，應由海關監督及領事團定奪之；迨傳染疫定後，輒由海關監督，通知海關理船廳及吳淞主任官……檢疫醫官應編製報告，以報告理船廳及其長官與關係領事官……凡有違犯此章程者，應由各自國家長官處罰。”
由此，海關掌握了海港檢疫權，而外國領事團也借口治外法權對中國海港檢疫事務橫加幹涉；中國各個港口雖然此後相繼開辦檢疫事務，但檢疫權大多操縱在外籍醫官手中。
必須提到的是，在如今這個時間段，港口醫官是一個有利可圖的肥缺，尤其是在兩個重要的移民港口——汕頭和廈門，在前往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法屬印度支那和海峽殖民地的過程中，疫苗注射證明是必備證件。
每個月都有上千移民乘輪船離開港口，醫生能夠從每個乘客的身上撈取1美元，而醫生收取的所有費用都被認為是其合法規費的一部分；因此，對於一個身處此位的醫生來講，其收入規模之可觀，是可以想象的。
沈隆就曾經在《英國醫學雜誌》和《柳葉刀》的廣告欄上，經常可以看到轉手廈門和汕頭“肥缺”的廣告，開價為5000～6000英鎊，並且竟然還允許分期付款和一次結清兩種付款方式，這可是二十世紀初的英鎊啊。
這時候一英鎊差不多等於七庫平兩白銀，也就是說一個港口醫生的缺價值高達三四萬兩白銀，這時候買個道台才多少錢？
慶親王奕劻和大臣那桐開設慶那公司賣官鬻爵，對官職明碼標價，一個郵傳部尚書才隻要三十萬兩白銀而已，盛宣懷出了三十萬就拿到了這個職位，而區區一個港口醫官的售價就能達到尚書的十分之一，想想真是可怕啊。
“光收錢也就罷了，他們還在檢疫的過程中任意淩辱中國人，借機敲詐勒索，可以說是無惡不作，要是能借著這個機會收迴港口檢疫權，則善莫大焉！”沈隆給伍連德詳細說明了港口檢疫權的重要性。
“中國必須收迴港口檢疫權，一是為國人設保障，拒外疫之來侵，謀國民之幸福；二是海口檢疫權操縱於無專門學識之外人為最恥……以致吾國為東方病夫；三是檢疫費用被外人貪瀆；四是海口檢疫為國家要政，若歸外人包辦，徒予外人利益，有害民生，大失國體，應即收迴，蓋此權為外人主辦者，為現世所未見……查今日尚受此奇辱者，隻有吾國而已。”伍連德很快總結出這一行為的必要性。
“這件事對那些港口醫官是天大的事情，不過對各國使館來說卻是小事，如果是大事，我們想拿迴來恐怕不容易，這種小事或許還有可能。”沈隆還是很現實的，類似租借權、采礦權這種大事，依照目前的情況，那是想也不用想。
不過港口檢疫權最重要的利益方隻是那些港口醫官而已，“按照如今國際通行標準，想執行港口檢疫權必須要具備以下條件：一有合格之衛生人員，二有合格之消毒器，三有滅鼠器，四有合格之檢疫所及隔離所，五有合宜之細菌研究室，六有傳染病醫院，七有安全自來水，八有傳染病統計報告。”
“而如今魔都、廈門、廣州等主要港口，從外國留學歸來、熟悉西方醫學、有能力做檢驗檢疫的醫生為數不少，他們完全能代替洋人擔負起這個責任來；而我們這次對疫情的成功控製，也證明了這一點！”沈隆說道。
於是沈隆和伍連德一起起草了文書，將這件事詳詳細細寫了上去，拿去交給施肇基，施肇基考慮許久之後，利用會議間隙和各國大使進行了協商，沈隆和伍連德也竭力證明中國的確有這個實力，並利用各個國家之間的矛盾進行分化說服。
結果，等會議結束的時候，這件事兒還真被他們給辦成了，伍連德擔負起組建中國自己的海港檢疫部門的重任，馬上高高興興地去籌集款項、招收人員，準備從外國人手裏收迴海港檢疫權，沈隆也和他一起製定了這個部門的組織架構、管理條例等等，同時從自己學校、醫院裏選了幾名能力出眾的年輕人去幫他。
消息傳迴京城，正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朝廷大感振奮，各地的報紙也對此大書特書，說這件事大漲中國人的士氣，因此，繼在東北獲得了萬家生佛的稱號之後，沈隆和伍連德又有了新的頭銜，多家媒體都稱唿他二人為民族英雄。
等會議結束，沈隆在東北的事情也幹完了，準備返迴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