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德國病理學專家萊德奇發現了空氣傳播病菌會使傷口感染，從而認為人們講話的帶菌唾液也會導致傷口惡化；於是，他建議醫生和護士在手術時，戴上一種用紗布製作、能掩住口鼻的罩具，從此，口罩就成了醫療中的重要工具。
“不過中國人沒有戴口罩的習慣，要想說服他們佩戴口罩可不容易啊！”沈隆歎了口氣，在此之前，中國其實已經有了類似口罩的產品，隻不過那時有錢人家出行遮蔽塵土的，普通老百姓可沒有戴這個的習慣，而且生產發放也是大問題。
哎，到了後世，外國人不愛戴口罩，現在卻是中國人不願意戴，還真是頭疼啊，沈隆繼續說道，“好在臨走的時候我已經讓醫院準備紗布、藥用棉等物資加緊製作口罩了，我現在就讓玉婷給他們發電報，讓他們趕緊把做好的運過來。”
商量好對策之後，沈隆和伍連德馬上開始行動，聯係東三省總督及各級防疫部門的官員，讓他們下令封鎖東北的鐵路、嚴禁百姓聚集聚餐，統一焚化疫區的屍體，同時搜集物資製作口罩、石灰水等必要物資。
客觀地來講，從清末到民國，中國的公共防疫實力是一個短暫上揚然後迅速下降的過程，在清末時期，滿清政府還能調動全國的力量防止大型瘟疫，畢竟瘟疫在古代也是一項非常可怕的事情，各地的官員們多少知道一些厲害。
而到了北洋政府時期，由於歸國留學生的不斷增加，以及北洋政府對各地的控製還算得力，所以在這方麵的能力比起晚清還有所提升；不過到了花生米這兒可就不行了，這時候誰還有心思去管老百姓的死活啊？一直到了新中國，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觀。
滿清政府重視防疫其實也有外部勢力施加壓力的原因，自鼠疫開始流行以後，日俄在各自控製區積極防疫的同時，不斷指責中國政府的無能。
俄國當局不但以哈爾濱的主人自居，對中國人進出嚴格限製；而且威脅中國政府，如果疫情繼續發展，“將用軍隊保衛哈爾濱”。俄國外交大臣沙查諾夫向德國外交代表主張，製止鼠疫的“唯一辦法是俄國在中國北部中心駐紮軍隊”。
日本人雖然沒有俄國人表現得那麽露骨，但是他們借口保護僑民，在沈陽設立防疫總局，在長春、鐵嶺、遼陽、安東、大連等地設立分局，處處表現出過分的“熱情”，以至於連美國公使都認為他們純屬“招搖過市”。
日本人所辦的刊物公開宣稱，“中國忽視消滅流行病向全世界表明，中國應該被解除他對滿洲的責任”，當時日本****的狼子野心，人盡皆知，以至於有人議論，是日本人在井水裏下毒，傳播鼠疫，清潔水井的工人因此十分忙碌，就連工錢都漲了4倍。
在重重壓力之下，1910年12月初，清政府命令民政部和郵傳部聯合辦公，商議防疫辦法。攝政王、軍機處多次下令東三省總督、直隸總督等切實辦理防疫事宜，尤其提醒要注重交通防疫；滿清政府還於1910年12月25日，在內廷召開特別的防疫會議，由守衛大臣、內務府、民政部、郵傳部、法部、陸軍部、大理院等各大臣共同參加研究防疫對策，各級防疫機構開始設立。
一開始他們使用的是中醫的治療方法，用針炙，服牛黃、犀角涼血敗毒等藥，但效果並不明顯，眼見疫情控製不住，他們隻好尋求西醫的幫助，於是伍連德和沈隆就到了東北。
現在朝廷上這些官員也是徹底沒辦法了，把沈隆和伍連德他們當成了救命的稻草，所以一聽到這些要求忙不迭的答應，他們或許不在意老百姓的死活，但是他們對自己的小命可是看得很要緊呢，生怕疫情擴散要了自己的命。
而且那些洋人的威脅也不可小覷，絕對不能給他們機會加強對東北的幹涉，所以各地的官員馬上組織人手控製人流流動，按照沈隆和伍連德的要求生產口罩、石灰水等物資。
一開始的時候，老百姓還不願意戴口罩，也不願意到處噴灑石灰水，畢竟這玩意兒的味道可不好聞，伍連德很是焦急，沈隆卻輕鬆就搞定了這件事。
他對中國老百姓的性格實在是再清楚不過了，所以他並沒有強製命令老百姓佩戴，而是先說服了各地的官員，讓他們佩戴口罩出行，用石灰水給自己的宅子還有衙門消毒，看到這一幕，那些機靈的大戶人家也馬上行動起來，這下老百姓也跟上了。
他們的想法很樸素，那些老爺的命肯定比我們值錢，他們這麽幹肯定是得到了洋醫生的方子，那我們也得跟著學啊！
但還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第一是火化的問題，死者為大的觀念實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最後還是攝政王載灃直接下旨，才壓住了這股子勢頭。
第二就是本地老百姓對西醫的不信任感，沒有人願意來西醫診所治療，對此沈隆也有準備，他讓自家學校的學生把自己醫科進士、醫科舉人的身份亮出來，進士、舉人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可是不一般，有了他們的幫助，再加上各地中醫大多都無力診治鼠疫，來這裏看病的病人也就越來越多了。
這一係列的措施，對當時的鼠疫還是很有效的，尤其是利用隔離人流來阻斷傳播，這在任何時候都是最有效的防疫手段，所以疫情漸漸被控製住。
1911年3月1日，哈爾濱防疫局發出通告，傅家甸的死亡人數為零。隨後，長春、奉天、鐵嶺等東北各個大城市紛紛傳來捷報，死於鼠疫者為零。肆虐了半年之久，造成6萬多人死亡的鼠疫，宣告消滅。
一時間，東北喜極而泣，老百姓在慶祝大難不死之餘，開始發自內心地感謝伍連德和沈隆等人，給他們送上了萬家生佛的名號。
“不過中國人沒有戴口罩的習慣，要想說服他們佩戴口罩可不容易啊！”沈隆歎了口氣，在此之前，中國其實已經有了類似口罩的產品，隻不過那時有錢人家出行遮蔽塵土的，普通老百姓可沒有戴這個的習慣，而且生產發放也是大問題。
哎，到了後世，外國人不愛戴口罩，現在卻是中國人不願意戴，還真是頭疼啊，沈隆繼續說道，“好在臨走的時候我已經讓醫院準備紗布、藥用棉等物資加緊製作口罩了，我現在就讓玉婷給他們發電報，讓他們趕緊把做好的運過來。”
商量好對策之後，沈隆和伍連德馬上開始行動，聯係東三省總督及各級防疫部門的官員，讓他們下令封鎖東北的鐵路、嚴禁百姓聚集聚餐，統一焚化疫區的屍體，同時搜集物資製作口罩、石灰水等必要物資。
客觀地來講，從清末到民國，中國的公共防疫實力是一個短暫上揚然後迅速下降的過程，在清末時期，滿清政府還能調動全國的力量防止大型瘟疫，畢竟瘟疫在古代也是一項非常可怕的事情，各地的官員們多少知道一些厲害。
而到了北洋政府時期，由於歸國留學生的不斷增加，以及北洋政府對各地的控製還算得力，所以在這方麵的能力比起晚清還有所提升；不過到了花生米這兒可就不行了，這時候誰還有心思去管老百姓的死活啊？一直到了新中國，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觀。
滿清政府重視防疫其實也有外部勢力施加壓力的原因，自鼠疫開始流行以後，日俄在各自控製區積極防疫的同時，不斷指責中國政府的無能。
俄國當局不但以哈爾濱的主人自居，對中國人進出嚴格限製；而且威脅中國政府，如果疫情繼續發展，“將用軍隊保衛哈爾濱”。俄國外交大臣沙查諾夫向德國外交代表主張，製止鼠疫的“唯一辦法是俄國在中國北部中心駐紮軍隊”。
日本人雖然沒有俄國人表現得那麽露骨，但是他們借口保護僑民，在沈陽設立防疫總局，在長春、鐵嶺、遼陽、安東、大連等地設立分局，處處表現出過分的“熱情”，以至於連美國公使都認為他們純屬“招搖過市”。
日本人所辦的刊物公開宣稱，“中國忽視消滅流行病向全世界表明，中國應該被解除他對滿洲的責任”，當時日本****的狼子野心，人盡皆知，以至於有人議論，是日本人在井水裏下毒，傳播鼠疫，清潔水井的工人因此十分忙碌，就連工錢都漲了4倍。
在重重壓力之下，1910年12月初，清政府命令民政部和郵傳部聯合辦公，商議防疫辦法。攝政王、軍機處多次下令東三省總督、直隸總督等切實辦理防疫事宜，尤其提醒要注重交通防疫；滿清政府還於1910年12月25日，在內廷召開特別的防疫會議，由守衛大臣、內務府、民政部、郵傳部、法部、陸軍部、大理院等各大臣共同參加研究防疫對策，各級防疫機構開始設立。
一開始他們使用的是中醫的治療方法，用針炙，服牛黃、犀角涼血敗毒等藥，但效果並不明顯，眼見疫情控製不住，他們隻好尋求西醫的幫助，於是伍連德和沈隆就到了東北。
現在朝廷上這些官員也是徹底沒辦法了，把沈隆和伍連德他們當成了救命的稻草，所以一聽到這些要求忙不迭的答應，他們或許不在意老百姓的死活，但是他們對自己的小命可是看得很要緊呢，生怕疫情擴散要了自己的命。
而且那些洋人的威脅也不可小覷，絕對不能給他們機會加強對東北的幹涉，所以各地的官員馬上組織人手控製人流流動，按照沈隆和伍連德的要求生產口罩、石灰水等物資。
一開始的時候，老百姓還不願意戴口罩，也不願意到處噴灑石灰水，畢竟這玩意兒的味道可不好聞，伍連德很是焦急，沈隆卻輕鬆就搞定了這件事。
他對中國老百姓的性格實在是再清楚不過了，所以他並沒有強製命令老百姓佩戴，而是先說服了各地的官員，讓他們佩戴口罩出行，用石灰水給自己的宅子還有衙門消毒，看到這一幕，那些機靈的大戶人家也馬上行動起來，這下老百姓也跟上了。
他們的想法很樸素，那些老爺的命肯定比我們值錢，他們這麽幹肯定是得到了洋醫生的方子，那我們也得跟著學啊！
但還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第一是火化的問題，死者為大的觀念實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最後還是攝政王載灃直接下旨，才壓住了這股子勢頭。
第二就是本地老百姓對西醫的不信任感，沒有人願意來西醫診所治療，對此沈隆也有準備，他讓自家學校的學生把自己醫科進士、醫科舉人的身份亮出來，進士、舉人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可是不一般，有了他們的幫助，再加上各地中醫大多都無力診治鼠疫，來這裏看病的病人也就越來越多了。
這一係列的措施，對當時的鼠疫還是很有效的，尤其是利用隔離人流來阻斷傳播，這在任何時候都是最有效的防疫手段，所以疫情漸漸被控製住。
1911年3月1日，哈爾濱防疫局發出通告，傅家甸的死亡人數為零。隨後，長春、奉天、鐵嶺等東北各個大城市紛紛傳來捷報，死於鼠疫者為零。肆虐了半年之久，造成6萬多人死亡的鼠疫，宣告消滅。
一時間，東北喜極而泣，老百姓在慶祝大難不死之餘，開始發自內心地感謝伍連德和沈隆等人，給他們送上了萬家生佛的名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