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死後,悲傷的父親欲哭無淚,成天在家裏發呆。困難時期還沒有過去,父親還得出去幹活,他隻能顧上自己的嘴。每天,上班的上學的都走了,剩下小弟元康在家沒人管,成天流浪在街頭。有一次被派出所發現,這孩子餓倒在路邊。有位認識他的警察,就給送迴家來。後來,元康到清河來住了一段時間,到了上學年齡,元均又把他接迴去了。

    1962年,父親要去重慶看望二叔。他先到了清河,我們給他洗洗澡,換上了一身衣服,買了到北京的票,讓他到了元啟處再說。元啟也給他買了到重慶的票,就這麽到達了目的地重慶。但是沒過多久,父親就迴來了,聽說是被二嬸攆了迴來。迴來這一路仍然用接力的辦法,二嬸給他買到北京的票。父親迴到清河時,人更加憔悴了,混身上下不像個樣子,匆匆忙忙地要了路費,就迴長春了。三年後我才知道,他在迴去的路上,腳被汽車壓了,到家養了很久的傷。從此,他就老實呆在家裏看書、聽廣播,還是我上次迴家給他裝的礦石收音機。

    在北京,父親給二弟惹了個大麻煩。

    二弟元啟一直在電力係統工作。他在北京水電勘測設計院工作了六年多,也是常常出差各地,生活很不安定。聽說他曾經處過一個女朋友,這次父親迴到北京,人家看他有個“曆反”的老子,馬上就和二弟吹了。當年11月,北京市要清理階級隊伍,元啟就主動要求調到嘉興電力局,一直在基建科搞變電工程。1965年2月來沈陽出差,辦完事後迴到長春。在家門口徘徊時,見到元康卻沒敢相認。可憐他離家六年,迴到家時還不敢進家門。到清河見到我,眼淚汪汪地訴說了他的苦水。他說如果媽媽還在,他會硬著頭皮衝進家門的,他覺得太對不起這幾個弟弟了。1966年春節,元啟和李延頌結婚。可惜,1978年6月,延頌患肺癌病逝,留下一女一子。元啟為了孩子,至今沒有再婚。

    1965年6月,單位搞階級檔案,要填職工登記表。我就給元啟和元均分別寫了封長信,開始了解父親的曆史問題。不久收到了迴信,他們介紹了父親的簡曆和社會關係。都是父親來東北時所填報的內容,不過是一般的曆史問題,夠不上“曆反”。其中社會關係裏,有兩個叔叔在台灣,就是六爺家的光烈叔參加了海軍,七爺家的光亞叔曾在空軍幼校學習。以前我聽說有這兩個叔叔,但一直沒有見過麵。我都如實地向組織填報了。

    不久,一場波及全國的毀滅性災難就降臨了。家裏養著一個階級鬥爭的活靶子,針對父親的批鬥和抄家就理所當然的了,就連遠在清河的我、嘉興的二弟元啟和常山二叔家的大哥元璋都受到了牽連,未能幸免挨鬥的命運。

    我和二弟在解放以前,親身經曆了父母和家庭所遭受的苦難,再晚解放兩年,我家恐怕都要上街要飯了。是共產黨毛主席拯救了我們全家,解放以後,我們都隻有報恩的念頭,一心一意努力工作,好好學習。原以為我們和廣大勞苦大眾沒什麽兩樣,現在新社會把我們都打入另冊,以至兩三代人都在政治上受到歧視,在經濟上倍受煎熬,心裏很不平衡。

    1966年8月,父親領著兩個弟弟來清河住了八天。迴去不久,元均來信說,爸爸又惹了事,被街道給揪鬥了。後來才了解到,是因為父親精神不正常,給隔壁鄰居孫大娘寫信,本意是想介紹元均和她家女兒處朋友。就父親當時這種身份和他這種不被人理解的做法,孫大娘當時就嚇蒙了。為此,父親就又被街道定為壞份子。

    1968年4月,元均給我寄來了父親親手寫的自傳材料。那是用鉛筆寫的,很潦草,密密麻麻地寫了八頁。我粗略地看了一遍,沒有新的內容,就放一邊了。我相信父親不會再向我隱瞞甚麽,他申訴他不是反革命,充其量是不革命罷了。半年後,我也被揪鬥了。當我看到大字報裏寫了不少莫須有的東西,真是大吃一驚。文革中的這些慣用技倆:無中生有,張冠李戴,添枝加葉,誇大事實;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等等,我多少知道一些,但是扣到我的頭上,還真是有些承受不了。後來我又仔細查閱了父親的材料,才知道有一個叫周養浩的國民黨特務,和父親的別名周養吾,隻差了半個字。這就是所謂張冠李戴了,於是我心裏才有了點底,坦然地去經風雨見世麵,該吃就吃,該睡就睡。

    1970年,元均來信提家庭成份問題。父親隻是一般曆史問題,基本上仍以教書為生,所以,家庭成份應為“職員”。但是,長春有關單位卻始終認為是“反動軍官”、“偽官吏”、“沒落資產階級”、“官僚士大夫”等。

    1971年,是父親活在世上的最後一年。元均已經結婚了,11月,雪萍生了個女孩,父親非常高興,這是他第四個孫女,親自給起了個名字叫周聯,以紀念中國重返聯合國。沒想到時隔四十天之後,父親突然發病昏倒了。送幾個醫院均不予收治,最後,拖到12月30日,經醫大一院觀察,作了腰穿,診斷為結核性腦膜炎,當晚入院。31日病情惡化,不治身亡,終年64歲。

    文革中,我們把家庭所遭受的災難,都歸罪於父親當年錯走了一步,所造成的後果。對父親產生了無端的恨,甚致還要和他斷絕關係,劃清界限。這對可憐的父親,當然是很不公平的。遺憾的是父親未能熬到雲開日出,匆匆含冤九泉,我們已無法向他老人家表達我們對於他的愧悔之情。幾年後,黨中央撥亂反正,我們也都在思想上,得到了深刻地反省。

    縱觀父親的一生,他安分守己、淡泊名利,對人寬容、與世無爭。從教廿多年,不失為一個有理想、有才學,熱心教育事業、勤奮教書育人的好老師。對家庭而言,他不失為一個忍辱負重、儉樸慈祥的好父親。

    1986年,九台縣委對強加於父親身上的錯誤做法進行了平反,由九台一中補發了喪葬費和撫恤金。

    太奶抱之以最大期望的北大學子、她老人家的寧馨長孫,就這麽磕磕絆絆地走完了他苦難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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