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相同的詩人氣質，麵臨做亡國奴的時代語境和熱烈奔放的詩情使蘇氏在譯拜詩時候能夠充分理解並融入拜倫的世界，譯文采用舊言、五言或七言詩詩體，正確地表達原作詩意，善於體味原詩的風格、韻味。
他譯價自己的譯作“接文切理，語無增飾，譯義悱惻，事拜相稱。”
創造社譯論家張定潢曾這樣評論蘇氏的譯詩:“人有時會想，行政倫的詩畢竟隻有曼殊可以譯。翻譯是沒有的事，除非有兩個完全相同，至少也差不多同樣是天才的藝術家，反(而)是一具藝術家那瞬間的和別的一個藝術家過同一個生活，用別一種形式，在那作創造。唯在曼殊可以創造拜倫的詩??”
此外蘇曼殊還編有四部翻譯詩集:《文學姻緣》(1908)、《拜倫詩選》(1909)、《潮音》(1911)。
他的譯詩第一次將詩的翻譯引入了我國近代翻譯文學史，有明確的時代意義。
當然，除了上麵說的這些名人外，在當時翻譯界的名人還有馬君武(1881，1940)。
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後改名和，字貴公，號君武，原籍湖北蔳圻，不過後隨祖父定居廣西桂林，自幼讀儒書與曆代文集，1899年考入廣西體用學堂，專攻數學和英語。
在1900年時，又赴廣州法國教會學樣學法文，次年就讀上海震旦學院，繼續專攻法文。
此後1901年君武以官費赴日留學，結識了前文所說的梁啟超、孫中山等愛國人士，後空白梁氏《新民叢板》撰稿並翻譯達爾文的《物種由來》數章。
在1902年12月又與馬一學、謝天量等創辦《翻譯世界》，並任主編，介紹西方進步思想和進步學說，傳播西學。
並且在1905年還加入了日本東京同盟會組織，從此走上了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
到了1906年，他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化學專業，迴國後任教於上海中國公學，擔任上海同盟會會長，同年翻譯《共產黨宣言》綱領部分。
後因革-命活動受流緝列德國留學，取得柏林大學工學博士學位。
晚年致力廣西大學並出任校長，算得上是繼嚴複之後的又一了不起的思想翻譯家。
並且馬君武還精通教育日、英、法、德多種外語，因此翻譯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著作包括《法蘭西今世史》，以及達爾文的《物種由來》，和約翰穆勒的《自由原理》，以及斯賓塞的《女權篇》，盧梭的《民約論》包括黑格爾的《一元哲學》。
此外，並編譯過《平麵幾何學》、《微分方程式》、《礦物學》、《動物學》、《植物學》、《德華辭典》等。
但是需要說明，馬氏最主要的譯作還是其詩歌譯品。
1905年他在日本編印的《新文學》上發表了拜倫的《哀希臘》，1907年他第一次用五言體將英國詩人thomashood(1798-1845)的幽默詩歌篇《衫衫歌》譯成中文(後來胡適、劉半農也譯過此詩)。
此外，他還翻譯了歌德的《米麗容歌》(雜言體)、雨果的《重展舊時戀節》(七律提)和歌德的成名作《少年維物之煩惱》片段《阿明海岸吳女詩》(七言歌行體)。
可以說馬君武是一位革-命誌士，多才藝術，精通各種古詩詩體，他的譯體富於豪情，語言明麗流暢，貼切動人，是近代翻譯文學中的精品。
近代俄羅斯文學翻譯，19世紀是俄羅斯文學繁榮發展，一大批世界級優秀作家，包括普希金、果戈裏、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托爾斯泰、契珂夫、高爾基先後活躍於俄國文壇，其作品從歐洲開始，播撒於世界各地，贏得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愛。
我國直到20世紀初才開始譯介俄羅斯文學作品，主要的翻譯家有吳棒、戴翼翼、陳暇、馬君武、周氏兄弟等等。
他們或者第二次譯介俄國文學作品，或介紹某個俄過作家，或第一次引進一種體裁，為俄國文學在我國傳播作出貢獻。
此外，近代譯介俄國作家契坷夫作平的集子還有，周氏兄弟於1907年合編的《城外小說集》，中間收集了契坷夫的《戚施》(今譯《在莊園裏》)和《塞外》(今譯《在流放中》)。
還有就是1909年包天笑譯《六號座》(《六號病房》)發表於《小說時報》。
以及1916年陳家麟和陳大橙合譯的，契坷夫短篇小說集《風俗閑談》(上下冊，共收集23個短篇小說故事)，高爾基的名篇《鷹歌》(今譯《鷹之歌》1908年5月由天銳譯出並發表了《奧西》第4期。
而在1916年，劉半農又翻譯了高爾基的《二六人》前半部(發表於〈小說〉2卷5號上。
此後一年，也就是1917年，周瘦鵑又譯其小說《大義》(即高爾基的《意大利童話》中第十一篇)。
而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此時也逐漸被譯介，中國讀者由衷喜愛這位偉大的文學大師並欽佩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道主義情懷。
像是1900年上海廣學會出版的《俄國政俗通孝》中就首次捉到了托爾斯泰的《戰爭和平》一書。
1903年單士厘(1858-1945)在《癸卯旅行記》一書中介紹托翁及其影響。
1904年閩中寒泉子在《福建日日新聞》中文《托爾斯泰略傳及其思想》，論及托翁與中國傳統思想的聯係，指出:“??托爾斯泰以愛為其精神，從世界人民永遠之平和為其目的，以救世為其天職，以平等為平和之殿堂，以財產共通為進於平和之階梯??”
而1905年留俄學生張慶桐以其譯作《李鴻章》與托爾斯泰有書信往來。
1906年辜鴻銘寫的《尊王篇》和《當今，皇上們，請深思～—論俄日戰爭道義上的原因》兩書寄給托翁，得到了他高度的評價。
1907年後托翁作品開始被譯介中國。
1911年熱質翻譯托翁的《蛾眉之難》;1914年，馬君武翻譯托翁代表作之一:《心獄》(今譯名《複活》)。
1917年陳家麟和陳大澄譯他的另一代表作《安娜小史》(今譯《安娜-卡列尼娜》)(據英譯書轉翻譯)。
同年朱世溱又譯其軍事小說《克裏米站血錄》。
到了1918年，林紓和陳家麟又譯其自傳體三部曲《現身說法》(今譯《幼年-少年-青年》)。
此外，托翁的短篇小說也有不少被翻譯成中文，據郭廷禮統計，五四前托爾斯泰的作品被譯介成中文的有30等種。
比如五四後俄國文學作品就成了現代作家譯介的重點之一，這些都有利於現代翻譯文學之繁榮。
近代譯介法國文學的除林紓之外，伍光建和宗樸都要重點介紹。
伍光建的話，也是了不起的翻譯家，別暑君朔，廣東新會人。
自幼聰敏，因此在15歲時就考入了當時天津的北洋師學堂，學習期間便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礎，而且他還是文學譯論家伍之父。
所以畢業後便被保送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深造，有機會接觸歐美文學。
迴國後任教於北洋師學堂，課餘編寫教科書有《帝國英文讀書》、《英文範綱要》等，受到當局重視。
戊戌變法前後伍氏開始從事翻譯，50年間共譯文央哲各類書籍130多種。
“五-四”前他的譯作從法國作家大仲馬(adnamasipire1802-1870)的曆史小說《俠隱記》，也就是如今翻譯成的《三個火槍手》，以及《法宮秘史》等等，都算是很出名的文學作品。
在“五-四”後更是翻譯了狄更斯的《勞動世界》、菲爾丁的《大偉大人威立特傳》和《約瑟安特路傳》，可讀性非常強，受到了茅盾和《先青年》的高度評價，聲名遠揚。
還有就是曾樸，譜名樸華，字太樸，後改字孟樸，別號東亞病夫，江蘇常熟人，法國文學的係統譯介人之一。
曾孟樸少年聰穎，學習“八股文”但他愛好新文學，特別是甲午戰爭給予伍氏深度的刺激，從此他決定學好外語，研究外國文化，區時救國。
1897年在傷害遇譚、林旭、唐才常等人議論新政。
同年秋，經人介紹認識陳季同，也他以後翻譯、研究法國文學創造了條件。
1904年春與廳芝孫創辦《女子世界》，宣傳女性革命。
在1907年，曾氏與黃人、徐念慈合辦《小說林誌》介紹了他翻譯的雨果的《馬哥王後使史》(未完)，編輯《大仲馬傳》。
同年因秋瑾被害，致書抗議，反對清政府鎮壓革命誌士。
之後參加革命組織和革～命活動，成為一名民～主～革～命人士。
曾樸的翻譯生涯開始於1907年“小說林”的創立。
因為從青年時起曾氏即懷抱“區時治國”心願，學習法文，甲午戰敗後他致力於西學譯文學研究，並順應潮流，支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他創辦“小說林”書店和《小說林》雜誌，提倡創作和翻譯小說。
所以在五～四運動後他擁護新文化運動，大力譯介西洋文學，成為我國近代翻譯史上一位進步翻譯家。
曾氏翻譯文學作品目的有二:一是為了擴大我們文學的舊城;二是為了建設我們的新文學，他是想“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養我們的源泉。”
同時他認為文學應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翻譯是為了“拿葫蘆來播種新的葫蘆來。”
當然，除了這些人以外，近代翻譯史上還有一位大佬，那就是辜鴻銘了。
辜鴻銘不僅是最早譯介英詩的譯者之一，而且還是第一位將中國文化典籍譯成英文的中國人。
在這可以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辜鴻銘，原名湯生，字鴻銘，號立誠，別暑漢濱讀易者，祖籍福建同安，生於馬來西亞的檳榔嶼，母親是葡萄牙人。
自幼學習儒學，13歲隨義父英國人布朗先生前往英國接受係統教育，肆業英國愛丁堡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後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土木工程，再後赴巴黎學習法文。
幸氏聰明過人，有超人的語言天賦，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臘等多種文字，並和英國作家卡萊爾、馬修-阿諾德等深交，深受歌德等浪漫主義思想影響。
迴國後任職於張之洞幕下，後受蔡元培之邀請任教於北京大學，教授英國文學。
幸氏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主要貢獻有二。
首先是將中國經典，也就是《論語》(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和《中庸》(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譯成英文，糾正了理雅格和以往傳教士對《論語》內容的不正確理解和誤譯。
其次是用英文寫《尊王篇》、《春秋大義》(又名《中國人的精神》)，影響西方世界，他的詩譯主要有英國柯勒律洽(s?t?colleridge)的《古盤子詠》和williamcowper的《癡漢騎馬歌》。
章先生翻譯《論語》、《中庸》有一個特點就是使用文化比較法和歸化翻譯迎合西方讀者，傳播中國傳統精華文化。
對幸氏翻譯最早發表評論的當居王國維的《書湯生英譯〈中庸〉之後》，近年來，隨著文化翻譯學派的興起和國學研究的走俏，辜氏翻譯成為一個研究熱點，主要研究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黃興濤、香港侵禮會大學的王輝等等。
至於其詩歌翻譯，則鮮有人提及。
從形式上看，近代小說翻譯包括長篇、短篇;從內容上看，譯者翻譯主要強調醒世、啟民、強國;從問題上看，政治小說、偵探小說、科幻小說、教育小說、愛情小說、自傳體小說、哲理小說等各種小說體裁基本上都被譯介;翻譯策略上，早期翻譯多係日文轉譯，多原文忠實程度不夠，加上譯者有任意刪節之嫌，因自己的喜愛隨意使用歸化翻譯，將作品中的人名、地名、事件中國化，插入議譯、點評，操縱翻譯過程，從文化史、文學史的發展來看，近代翻譯史鋪墊了五四後現代翻譯文學以及文學創造的發展之路，翻譯發揮無比的威力，催生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家、翻譯家和詩人翻譯家。
我國翻譯文學開始進入繁榮時期;從政治學和社會學角度看，近代翻譯帶來了思想界的進化，意識形態，成為操縱翻譯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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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譯價自己的譯作“接文切理，語無增飾，譯義悱惻，事拜相稱。”
創造社譯論家張定潢曾這樣評論蘇氏的譯詩:“人有時會想，行政倫的詩畢竟隻有曼殊可以譯。翻譯是沒有的事，除非有兩個完全相同，至少也差不多同樣是天才的藝術家，反(而)是一具藝術家那瞬間的和別的一個藝術家過同一個生活，用別一種形式，在那作創造。唯在曼殊可以創造拜倫的詩??”
此外蘇曼殊還編有四部翻譯詩集:《文學姻緣》(1908)、《拜倫詩選》(1909)、《潮音》(1911)。
他的譯詩第一次將詩的翻譯引入了我國近代翻譯文學史，有明確的時代意義。
當然，除了上麵說的這些名人外，在當時翻譯界的名人還有馬君武(1881，1940)。
馬君武，原名道凝，字厚山，後改名和，字貴公，號君武，原籍湖北蔳圻，不過後隨祖父定居廣西桂林，自幼讀儒書與曆代文集，1899年考入廣西體用學堂，專攻數學和英語。
在1900年時，又赴廣州法國教會學樣學法文，次年就讀上海震旦學院，繼續專攻法文。
此後1901年君武以官費赴日留學，結識了前文所說的梁啟超、孫中山等愛國人士，後空白梁氏《新民叢板》撰稿並翻譯達爾文的《物種由來》數章。
在1902年12月又與馬一學、謝天量等創辦《翻譯世界》，並任主編，介紹西方進步思想和進步學說，傳播西學。
並且在1905年還加入了日本東京同盟會組織，從此走上了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
到了1906年，他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化學專業，迴國後任教於上海中國公學，擔任上海同盟會會長，同年翻譯《共產黨宣言》綱領部分。
後因革-命活動受流緝列德國留學，取得柏林大學工學博士學位。
晚年致力廣西大學並出任校長，算得上是繼嚴複之後的又一了不起的思想翻譯家。
並且馬君武還精通教育日、英、法、德多種外語，因此翻譯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著作包括《法蘭西今世史》，以及達爾文的《物種由來》，和約翰穆勒的《自由原理》，以及斯賓塞的《女權篇》，盧梭的《民約論》包括黑格爾的《一元哲學》。
此外，並編譯過《平麵幾何學》、《微分方程式》、《礦物學》、《動物學》、《植物學》、《德華辭典》等。
但是需要說明，馬氏最主要的譯作還是其詩歌譯品。
1905年他在日本編印的《新文學》上發表了拜倫的《哀希臘》，1907年他第一次用五言體將英國詩人thomashood(1798-1845)的幽默詩歌篇《衫衫歌》譯成中文(後來胡適、劉半農也譯過此詩)。
此外，他還翻譯了歌德的《米麗容歌》(雜言體)、雨果的《重展舊時戀節》(七律提)和歌德的成名作《少年維物之煩惱》片段《阿明海岸吳女詩》(七言歌行體)。
可以說馬君武是一位革-命誌士，多才藝術，精通各種古詩詩體，他的譯體富於豪情，語言明麗流暢，貼切動人，是近代翻譯文學中的精品。
近代俄羅斯文學翻譯，19世紀是俄羅斯文學繁榮發展，一大批世界級優秀作家，包括普希金、果戈裏、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托爾斯泰、契珂夫、高爾基先後活躍於俄國文壇，其作品從歐洲開始，播撒於世界各地，贏得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愛。
我國直到20世紀初才開始譯介俄羅斯文學作品，主要的翻譯家有吳棒、戴翼翼、陳暇、馬君武、周氏兄弟等等。
他們或者第二次譯介俄國文學作品，或介紹某個俄過作家，或第一次引進一種體裁，為俄國文學在我國傳播作出貢獻。
此外，近代譯介俄國作家契坷夫作平的集子還有，周氏兄弟於1907年合編的《城外小說集》，中間收集了契坷夫的《戚施》(今譯《在莊園裏》)和《塞外》(今譯《在流放中》)。
還有就是1909年包天笑譯《六號座》(《六號病房》)發表於《小說時報》。
以及1916年陳家麟和陳大橙合譯的，契坷夫短篇小說集《風俗閑談》(上下冊，共收集23個短篇小說故事)，高爾基的名篇《鷹歌》(今譯《鷹之歌》1908年5月由天銳譯出並發表了《奧西》第4期。
而在1916年，劉半農又翻譯了高爾基的《二六人》前半部(發表於〈小說〉2卷5號上。
此後一年，也就是1917年，周瘦鵑又譯其小說《大義》(即高爾基的《意大利童話》中第十一篇)。
而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此時也逐漸被譯介，中國讀者由衷喜愛這位偉大的文學大師並欽佩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道主義情懷。
像是1900年上海廣學會出版的《俄國政俗通孝》中就首次捉到了托爾斯泰的《戰爭和平》一書。
1903年單士厘(1858-1945)在《癸卯旅行記》一書中介紹托翁及其影響。
1904年閩中寒泉子在《福建日日新聞》中文《托爾斯泰略傳及其思想》，論及托翁與中國傳統思想的聯係，指出:“??托爾斯泰以愛為其精神，從世界人民永遠之平和為其目的，以救世為其天職，以平等為平和之殿堂，以財產共通為進於平和之階梯??”
而1905年留俄學生張慶桐以其譯作《李鴻章》與托爾斯泰有書信往來。
1906年辜鴻銘寫的《尊王篇》和《當今，皇上們，請深思～—論俄日戰爭道義上的原因》兩書寄給托翁，得到了他高度的評價。
1907年後托翁作品開始被譯介中國。
1911年熱質翻譯托翁的《蛾眉之難》;1914年，馬君武翻譯托翁代表作之一:《心獄》(今譯名《複活》)。
1917年陳家麟和陳大澄譯他的另一代表作《安娜小史》(今譯《安娜-卡列尼娜》)(據英譯書轉翻譯)。
同年朱世溱又譯其軍事小說《克裏米站血錄》。
到了1918年，林紓和陳家麟又譯其自傳體三部曲《現身說法》(今譯《幼年-少年-青年》)。
此外，托翁的短篇小說也有不少被翻譯成中文，據郭廷禮統計，五四前托爾斯泰的作品被譯介成中文的有30等種。
比如五四後俄國文學作品就成了現代作家譯介的重點之一，這些都有利於現代翻譯文學之繁榮。
近代譯介法國文學的除林紓之外，伍光建和宗樸都要重點介紹。
伍光建的話，也是了不起的翻譯家，別暑君朔，廣東新會人。
自幼聰敏，因此在15歲時就考入了當時天津的北洋師學堂，學習期間便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礎，而且他還是文學譯論家伍之父。
所以畢業後便被保送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深造，有機會接觸歐美文學。
迴國後任教於北洋師學堂，課餘編寫教科書有《帝國英文讀書》、《英文範綱要》等，受到當局重視。
戊戌變法前後伍氏開始從事翻譯，50年間共譯文央哲各類書籍130多種。
“五-四”前他的譯作從法國作家大仲馬(adnamasipire1802-1870)的曆史小說《俠隱記》，也就是如今翻譯成的《三個火槍手》，以及《法宮秘史》等等，都算是很出名的文學作品。
在“五-四”後更是翻譯了狄更斯的《勞動世界》、菲爾丁的《大偉大人威立特傳》和《約瑟安特路傳》，可讀性非常強，受到了茅盾和《先青年》的高度評價，聲名遠揚。
還有就是曾樸，譜名樸華，字太樸，後改字孟樸，別號東亞病夫，江蘇常熟人，法國文學的係統譯介人之一。
曾孟樸少年聰穎，學習“八股文”但他愛好新文學，特別是甲午戰爭給予伍氏深度的刺激，從此他決定學好外語，研究外國文化，區時救國。
1897年在傷害遇譚、林旭、唐才常等人議論新政。
同年秋，經人介紹認識陳季同，也他以後翻譯、研究法國文學創造了條件。
1904年春與廳芝孫創辦《女子世界》，宣傳女性革命。
在1907年，曾氏與黃人、徐念慈合辦《小說林誌》介紹了他翻譯的雨果的《馬哥王後使史》(未完)，編輯《大仲馬傳》。
同年因秋瑾被害，致書抗議，反對清政府鎮壓革命誌士。
之後參加革命組織和革～命活動，成為一名民～主～革～命人士。
曾樸的翻譯生涯開始於1907年“小說林”的創立。
因為從青年時起曾氏即懷抱“區時治國”心願，學習法文，甲午戰敗後他致力於西學譯文學研究，並順應潮流，支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他創辦“小說林”書店和《小說林》雜誌，提倡創作和翻譯小說。
所以在五～四運動後他擁護新文化運動，大力譯介西洋文學，成為我國近代翻譯史上一位進步翻譯家。
曾氏翻譯文學作品目的有二:一是為了擴大我們文學的舊城;二是為了建設我們的新文學，他是想“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養我們的源泉。”
同時他認為文學應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翻譯是為了“拿葫蘆來播種新的葫蘆來。”
當然，除了這些人以外，近代翻譯史上還有一位大佬，那就是辜鴻銘了。
辜鴻銘不僅是最早譯介英詩的譯者之一，而且還是第一位將中國文化典籍譯成英文的中國人。
在這可以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辜鴻銘，原名湯生，字鴻銘，號立誠，別暑漢濱讀易者，祖籍福建同安，生於馬來西亞的檳榔嶼，母親是葡萄牙人。
自幼學習儒學，13歲隨義父英國人布朗先生前往英國接受係統教育，肆業英國愛丁堡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後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土木工程，再後赴巴黎學習法文。
幸氏聰明過人，有超人的語言天賦，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臘等多種文字，並和英國作家卡萊爾、馬修-阿諾德等深交，深受歌德等浪漫主義思想影響。
迴國後任職於張之洞幕下，後受蔡元培之邀請任教於北京大學，教授英國文學。
幸氏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主要貢獻有二。
首先是將中國經典，也就是《論語》(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和《中庸》(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譯成英文，糾正了理雅格和以往傳教士對《論語》內容的不正確理解和誤譯。
其次是用英文寫《尊王篇》、《春秋大義》(又名《中國人的精神》)，影響西方世界，他的詩譯主要有英國柯勒律洽(s?t?colleridge)的《古盤子詠》和williamcowper的《癡漢騎馬歌》。
章先生翻譯《論語》、《中庸》有一個特點就是使用文化比較法和歸化翻譯迎合西方讀者，傳播中國傳統精華文化。
對幸氏翻譯最早發表評論的當居王國維的《書湯生英譯〈中庸〉之後》，近年來，隨著文化翻譯學派的興起和國學研究的走俏，辜氏翻譯成為一個研究熱點，主要研究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黃興濤、香港侵禮會大學的王輝等等。
至於其詩歌翻譯，則鮮有人提及。
從形式上看，近代小說翻譯包括長篇、短篇;從內容上看，譯者翻譯主要強調醒世、啟民、強國;從問題上看，政治小說、偵探小說、科幻小說、教育小說、愛情小說、自傳體小說、哲理小說等各種小說體裁基本上都被譯介;翻譯策略上，早期翻譯多係日文轉譯，多原文忠實程度不夠，加上譯者有任意刪節之嫌，因自己的喜愛隨意使用歸化翻譯，將作品中的人名、地名、事件中國化，插入議譯、點評，操縱翻譯過程，從文化史、文學史的發展來看，近代翻譯史鋪墊了五四後現代翻譯文學以及文學創造的發展之路，翻譯發揮無比的威力，催生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家、翻譯家和詩人翻譯家。
我國翻譯文學開始進入繁榮時期;從政治學和社會學角度看，近代翻譯帶來了思想界的進化，意識形態，成為操縱翻譯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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