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需要說明，在文學方麵，梁啟超一方麵受黃遵憲、龔自珍、魏源等人的影響，致力於詩界革命，提倡新詩形式，白話文體來實現文體的改良，普及文學藝術。
而另一方麵，又強調翻譯西方政治小說，強調小說的怡情益智功能與廣泛的教育之益，他撰寫的《論小說與群治關係》中寫到:“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宗教;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何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而諸之之中能極其有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複有四種力:一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此外，他還創辦《新小說》、《新新小說》等刊物，鼓勵小說的翻譯，他還於1898年12月23日在《清議報》上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提議譯者可以通過翻譯“政治小說”來直接參與政治鬥爭。
他的學術思想對此後的翻譯文學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並且梁氏還翻譯過拜倫的詩，是譯介拜論的第一人，胡適在《哀希臘歌序》中說:“此詩之入漢文，始於梁任公之《新中國未來記》小說。”
並且梁氏對翻譯之貢獻還在於20年代初整理並總結我國古代佛教文化史，撰寫《翻譯文學與佛典》、《佛典之翻譯》、《佛教之初輸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反動與先驅》等重要論文，對於後來的翻譯研究有重要作用。
包括梁啟超先生還重視我國翻譯史的建設工作很有借鑒作用，1921年7月，他在自己主持的《改造》雜誌上開辟了《翻譯事業之研究》專欄，發表了自己的《中國古代之翻譯事業》、鄭振鐸的《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蔣百裏的《歐洲文藝複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顯示了他的遠見卓識。
除了梁啟超先生外，甲午戰勝失敗給我國翻譯史上催生的另一位翻譯家就是嚴複先生了。
他以自己的翻譯實踐開辟了我國翻譯史上的新篇章，而且他的“信、達、雅”三個字標準也開辟了我國翻譯理論史研究的新篇章。
馮友蘭認為，嚴複譯書之所以能風行全國，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又接連遭到西方的侵略;喪權辱國，這些時間震破了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優越感，使之產生了解西方思想的願望。
第二個原因是嚴複在其譯文寫了許多按語，將原文的一些概念與中國哲學的概念作比較，以便讀者更好地了解。
第三個原因是，在嚴複的譯文中，斯賓塞、穆勒等人了解的現代英文卻變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讀起來就象是讀《墨子》、《荀子》一樣。
中國人有個傳統是敬重好文章，嚴複那時候的人更有這樣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隻要能用古文表達出來，這個事實的本聲就像中國經典的本身一樣地有價值。
嚴複先生的話，福建侯宮(今閩侯)人，初名體乾，後改名宗光，字又淩登仕後改字幾道，自幼學習儒學1867年進馬江船改學堂，學習課程除封建典籍和英文外，還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等。
畢業後到軍艦上實習，到過新加坡、檳榔嶼、台灣、日本等地。
1877年被派往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大學留學，廣泛涉略西方哲學、文學名，形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
1879年迴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教習等職。
甲午戰爭清政府的慘敗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於是決定譯書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像是1897年他發表了譯著《天演論》，首次給中國思想界帶來了“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
隨後，他又翻譯了亞當-斯密等人的《願富》以及《群己權界論》還有《群學肆言》和《法意》《社會通詮》《名學淺說》等等，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法學、邏輯學等各個領域為我國的學術體係奠定了基礎。
在談到嚴複的翻譯時，康有為說他“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與張之洞書》);蔡元培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幾道為第一。”
而且嚴複先生的翻譯有著極強的目的性，顯示出了他極為敏銳的思想光芒。
如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後，發表了許多論文闡述他的維新思想，他開始翻譯《天演論》，如《論世變之》《原強》《救之決論》《辟韓》等等。
在《譯〈天演論〉自序》中寫到:“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複三致意焉。”作為一名愛國主義者，他以鼓動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為己任，將自己的翻譯和學術研究與對時事的批譯結合起來。
嚴複翻譯的主要動機在於求“自強”從根本上複蘇中國古國，使炎黃種族免於滅亡之災。
1903年，他在擬定《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章程》時，強調翻譯宗旨為:一日，天論名智，不主故常;二日，敦崇樸學，以棣貧弱;三日，借鑒他山，為求進步;四日，正名定義，以杜雜龐。
此外，他還以準時勢仔細審定每一部書，有的放矢。
如他譯《群己權界論》和《社會通詮》是為了介紹西方的人權觀念和社會製度;譯《原富》是為了介紹西方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
他的翻譯有力地批判封建保守派的陳腐思想，和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思想界的改良運動。
1898年，嚴複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了自己的係統翻譯標準:“信、達、雅”
嚴複的三字標準其實早在支濂的《法句經序》中即己全部出現，其實這三個字都可以在儒家和道家經典中找到源頭，而支濂序中也引用了老子、孔子作為其立論的依據這說明中國傳統譯論的理論理基礎離不開文化典籍，而且說明翻譯理論是可以並不斷發展的，對於信、達、雅的關係，他闡述到:“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
至於雅，他在本問第三級中講到:易日:“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己。”
嚴複的“信、達、雅”三字理論繼往開來，言簡意賅，影響深遠。梁啟超說:“近人嚴複，標信、達、雅三義，可謂知言。”
鬱達夫說:“信、達、雅三個字，是翻譯界的金科玉律，盡人皆知。”
周作人也說:“信、達、雅三者為譯書不利的典則，至今懸之國門無人能損益一字，其權威已是確定的了”。
因此綜觀我國現代譯論史，嚴氏的三字標準為後來的譯論提供了批評的基礎和改造的前提沈蘇儒先生曾有專著論述嚴氏的標準。
所以嚴複的“信、達”兩字得到翻譯界的普遍認可，但其“雅”經常受到後人的批評。
嚴氏的“雅”實指古文中的“雅言”，從文體上講指“先秦之問題。”
嚴氏指出，他使用古文體翻譯《天演論》，其目的是:“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文之人。使其目睹中國之古書，而欲穆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
嚴複對漢英兩語都有深入研究的譯文基本上采用意譯，早期譯文比求“信”為主，各國翻譯常采用日文翻譯法，還論述了他的“達旨”譯法:後期則更多采用意譯，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倒附益，不僅僅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信本文。題目達旨，不雲筆譯，取使發揮，實非正法。??
作為一名有責任心的譯者，嚴複常常力“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他反對機械的直譯，提倡為“信”而“達”的意譯，內容忠實譯筆流暢，曾受到吳汝倫的高度譯價:“鋟鋟然與晚周諸子相上下”。
嚴複譯說好用漢以前字法句法，想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也偶然仿用佛書體;不肯自創體裁，如後漢、東晉、六朝、隋、唐人譯佛書一樣，這自然是他的缺點。
不過他在當日要灌輸一班老先生一點西洋思想，則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來譯，叫他們看得起譯本，因而看得起西學。這也是他譯書的一點苦心。
梁啟超對嚴複翻譯“文筆太務淵雅”給予質疑:“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番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宜。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況此等學理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受其乎，著以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世。文人結習，吾不有為賢者諱矣。”
維新人士中有對翻譯事業發展做出貢獻的還有張元濟、蔡元培、高風謙、羅振玉、王國維等
就像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近代出版家。
甲午戰爭後痛感國家積極弱，待振興，毅然參與康有為、梁啟超組織的“保國會”和“強學會”活動，提倡改革和學習西方。
1897年9月他曾與工部主事夏偕複、內閣中書陳懋鼎、一儀通等人上書總理衙門，要求批準他們在京創辦“通藝學堂”，後因戊戌變法失敗停辦。
隨後他任上海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前身)譯書院院主持印製出版了嚴複所譯宓克《支那教案論》、亞當、斯密的《原富》。
在1902年初，他又進商務印書館工作，先後任編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
不僅開拓了我國的出版業，而且在他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大量翻譯著作，包括嚴複所譯外國政治經濟學著作和林紓所譯外國文學名作，以及英人翟理斯和韋勒所譯《英譯中國詩歌選》(英漢對照)，並為其做序，1939年他出版了應溥全譯的《德詩漢譯》一書，並做序言，其中談到了他對直譯的看法:??竊嚐聞其緒論，謂譯詞章家言，最為不易。蓋詞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詞章何所附麗，牽強附會，必有害誌之失。
近有他“直譯”之說者，關節脈脈，一仍其朔，僅摘其所涵之實義，易以相對之辭，詰屈贅牙，不可卒讀，即讀之亦如墜五裏霧中。此窮而是遁之術，自欺欺人，未可為訓者也。
蔡元培就更不用說了，民國史上響當當的人物，字鶴卿，號習民，浙江紹興人，我國近代具有愛國思想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
甲午戰爭後開始接觸西學，曾任職於張無濟主持的上海南洋公學譯院，並與其創辦《外交報》。
1920年創辦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多次參與反對清政府的革命組織活動。1912年任職於袁世凱的臨時政府。
1913年到法國勤工儉學，組織華法教育會。
1916年冬迴國，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時，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邀請出洋留學的著名人士，如胡適、王國維、陳寅恪，章鴻銘、吳宓、傅斯年等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搖籃。
1940年3月他病逝於香港，***曾致唁電讚揚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蔡元培對翻譯事業的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麵:
一、重視中國譯學的建設，1901年，蔡氏任職於南洋公學譯館時曾參與創辦《外交報》，並撰文《譯學》。
他批出:“譯學二別:一政界之事，一學界之事。”
他的政界譯學指的是與外交有關的翻譯工作。他迴顧我國從周朝至近代的翻譯史，指出，進入20世紀後，“公法大明”，應懂得“苟其保自主之權，申善鄰之義，國無大小，號迴平等”。
交涉上野之程度，即為其國安危之所係。
而我國職外交者，或通語言而昧政策，或究政策而絀語言，蟄巨相依，事多隔閡。此譯惟丞也。
至於學界之譯學，指的是學術性翻譯。他迴顧我國的學術翻譯史，指出我國譯學尚處於初級啟蒙階段，歐美各國傳教士在我國傳教，日本佛教在我國傳播，皆以其國語言譯之，我國的學術學教界也應重視譯學的發展。
從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麵來談譯學，蔡元培的觀點對於我國譯學理論的發展，特別是建立有中特色的翻譯研究，有獨特的借鑒意義。
還有就是重視譯才的培養。
以及提出“橫譯”、“縱譯”的概念，擴展了翻譯的含義，並為後業的新文化白話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
1906年蔡氏在北京譯學館的國文學講義中指出:“??而吾既習慣於吾國之文，則於讀書聽講之際，不知不覺間接於國文，而後領會，此其所以為詳也。”
關於“縱譯”與“橫譯”，蔡氏認為導域語言的翻譯為“橫譯”，古今語言的翻譯為“縱譯”。
並認為由意識而發為語言，這也是一種翻譯(蔡氏稱為“一譯”)蔡氏的論述可與現代語言學家雅各布遜的翻譯三分法(語際翻譯、語內翻譯、符際翻譯)做以對比，充滿哲理性，對我國的譯學理論研究有一定借鑒意義。
王國維的話，字靜安(庵)，又字伯隅，號觀堂，浙江海寧人，從小接受傳統教育，走科舉之路，後因甲午戰敗，轉學西學。
1898年進《時務報》做校對，後受羅振玉資助到日本留學。1907年羅又舉薦到京任職。
辛亥革命後隨羅氏留亡日本，1916年迴國，後入清華園從事研究工作，1927年投頤和園昆明湖自殺。
王國維的學術視野非常廣泛，在史學、考古學、哲學、文學等領域都有建樹，對於中國近代譯學也過突出貢獻。
1905年4月，王國維在羅振玉創辦的《教育世界》上發表論文《論新學語之輸入》，最早從思想方法比想和思想發展史的角度形容翻譯。他在文章中開頭指出:“近年，文學上有最著之現象，則新學語之輸入是陽。夫言語者，代表國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廣狹，視言語之精粗廣狹惟為準。觀其言語，而其國民之思想可知矣。”。
中國人偏於實際通俗，幫不善於邏輯思維和語文文法，不善於分類和抽象;西方人過於抽象，“往往泥於名而遠於實，此歐洲中世學術一大弊。而今世之學者猶或不免焉。”
由於不同的思維特點和方法，王氏指出:“故我國學術而欲進步乎，則雖在閉吳獨立時代，猶不得不造新名，況西洋之學術而入中國，則言語不足用，固自然之勢也”。
麵對不斷湧入的西學觀念，日本所造西語之漢文也以侵略之勢而侵入我國文學界。
王氏對日本譯名采取了實是求是的態度。日人之定名，亦非敬焉而已。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也。
用日人之譯名可以免去重新創造之麻煩，而且便於兩麵三刀國學術交流。
像是1970年10月至12月，王氏還在上述雜誌發表了《書辜氏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後被重刊於《學衡》第43期針對章氏屈意改造原文中的名詞迎合英國讀者的做法，王國維認為翻譯哲理性傷品(如《中庸》)要注意概念要嚴密性，要忠於古人”。
他指出辜氏翻譯有兩大弊病，一是“過於求古人之說之統一”，二是“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學釋此書。”前病失於古書之意義;而後病失之於增古書之意義。
“吾從之譯古書，如其量而止則可矣。或失之減，或失之增，雖為病不同，同一不忠於古人而已矣～”
……
……
……
而另一方麵，又強調翻譯西方政治小說，強調小說的怡情益智功能與廣泛的教育之益，他撰寫的《論小說與群治關係》中寫到:“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宗教;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何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而諸之之中能極其有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複有四種力:一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此外，他還創辦《新小說》、《新新小說》等刊物，鼓勵小說的翻譯，他還於1898年12月23日在《清議報》上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提議譯者可以通過翻譯“政治小說”來直接參與政治鬥爭。
他的學術思想對此後的翻譯文學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並且梁氏還翻譯過拜倫的詩，是譯介拜論的第一人，胡適在《哀希臘歌序》中說:“此詩之入漢文，始於梁任公之《新中國未來記》小說。”
並且梁氏對翻譯之貢獻還在於20年代初整理並總結我國古代佛教文化史，撰寫《翻譯文學與佛典》、《佛典之翻譯》、《佛教之初輸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反動與先驅》等重要論文，對於後來的翻譯研究有重要作用。
包括梁啟超先生還重視我國翻譯史的建設工作很有借鑒作用，1921年7月，他在自己主持的《改造》雜誌上開辟了《翻譯事業之研究》專欄，發表了自己的《中國古代之翻譯事業》、鄭振鐸的《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蔣百裏的《歐洲文藝複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顯示了他的遠見卓識。
除了梁啟超先生外，甲午戰勝失敗給我國翻譯史上催生的另一位翻譯家就是嚴複先生了。
他以自己的翻譯實踐開辟了我國翻譯史上的新篇章，而且他的“信、達、雅”三個字標準也開辟了我國翻譯理論史研究的新篇章。
馮友蘭認為，嚴複譯書之所以能風行全國，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又接連遭到西方的侵略;喪權辱國，這些時間震破了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優越感，使之產生了解西方思想的願望。
第二個原因是嚴複在其譯文寫了許多按語，將原文的一些概念與中國哲學的概念作比較，以便讀者更好地了解。
第三個原因是，在嚴複的譯文中，斯賓塞、穆勒等人了解的現代英文卻變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讀起來就象是讀《墨子》、《荀子》一樣。
中國人有個傳統是敬重好文章，嚴複那時候的人更有這樣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隻要能用古文表達出來，這個事實的本聲就像中國經典的本身一樣地有價值。
嚴複先生的話，福建侯宮(今閩侯)人，初名體乾，後改名宗光，字又淩登仕後改字幾道，自幼學習儒學1867年進馬江船改學堂，學習課程除封建典籍和英文外，還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等。
畢業後到軍艦上實習，到過新加坡、檳榔嶼、台灣、日本等地。
1877年被派往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大學留學，廣泛涉略西方哲學、文學名，形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
1879年迴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教習等職。
甲午戰爭清政府的慘敗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於是決定譯書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像是1897年他發表了譯著《天演論》，首次給中國思想界帶來了“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
隨後，他又翻譯了亞當-斯密等人的《願富》以及《群己權界論》還有《群學肆言》和《法意》《社會通詮》《名學淺說》等等，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法學、邏輯學等各個領域為我國的學術體係奠定了基礎。
在談到嚴複的翻譯時，康有為說他“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與張之洞書》);蔡元培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幾道為第一。”
而且嚴複先生的翻譯有著極強的目的性，顯示出了他極為敏銳的思想光芒。
如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後，發表了許多論文闡述他的維新思想，他開始翻譯《天演論》，如《論世變之》《原強》《救之決論》《辟韓》等等。
在《譯〈天演論〉自序》中寫到:“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複三致意焉。”作為一名愛國主義者，他以鼓動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為己任，將自己的翻譯和學術研究與對時事的批譯結合起來。
嚴複翻譯的主要動機在於求“自強”從根本上複蘇中國古國，使炎黃種族免於滅亡之災。
1903年，他在擬定《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章程》時，強調翻譯宗旨為:一日，天論名智，不主故常;二日，敦崇樸學，以棣貧弱;三日，借鑒他山，為求進步;四日，正名定義，以杜雜龐。
此外，他還以準時勢仔細審定每一部書，有的放矢。
如他譯《群己權界論》和《社會通詮》是為了介紹西方的人權觀念和社會製度;譯《原富》是為了介紹西方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
他的翻譯有力地批判封建保守派的陳腐思想，和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思想界的改良運動。
1898年，嚴複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了自己的係統翻譯標準:“信、達、雅”
嚴複的三字標準其實早在支濂的《法句經序》中即己全部出現，其實這三個字都可以在儒家和道家經典中找到源頭，而支濂序中也引用了老子、孔子作為其立論的依據這說明中國傳統譯論的理論理基礎離不開文化典籍，而且說明翻譯理論是可以並不斷發展的，對於信、達、雅的關係，他闡述到:“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
至於雅，他在本問第三級中講到:易日:“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己。”
嚴複的“信、達、雅”三字理論繼往開來，言簡意賅，影響深遠。梁啟超說:“近人嚴複，標信、達、雅三義，可謂知言。”
鬱達夫說:“信、達、雅三個字，是翻譯界的金科玉律，盡人皆知。”
周作人也說:“信、達、雅三者為譯書不利的典則，至今懸之國門無人能損益一字，其權威已是確定的了”。
因此綜觀我國現代譯論史，嚴氏的三字標準為後來的譯論提供了批評的基礎和改造的前提沈蘇儒先生曾有專著論述嚴氏的標準。
所以嚴複的“信、達”兩字得到翻譯界的普遍認可，但其“雅”經常受到後人的批評。
嚴氏的“雅”實指古文中的“雅言”，從文體上講指“先秦之問題。”
嚴氏指出，他使用古文體翻譯《天演論》，其目的是:“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文之人。使其目睹中國之古書，而欲穆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
嚴複對漢英兩語都有深入研究的譯文基本上采用意譯，早期譯文比求“信”為主，各國翻譯常采用日文翻譯法，還論述了他的“達旨”譯法:後期則更多采用意譯，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倒附益，不僅僅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信本文。題目達旨，不雲筆譯，取使發揮，實非正法。??
作為一名有責任心的譯者，嚴複常常力“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他反對機械的直譯，提倡為“信”而“達”的意譯，內容忠實譯筆流暢，曾受到吳汝倫的高度譯價:“鋟鋟然與晚周諸子相上下”。
嚴複譯說好用漢以前字法句法，想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也偶然仿用佛書體;不肯自創體裁，如後漢、東晉、六朝、隋、唐人譯佛書一樣，這自然是他的缺點。
不過他在當日要灌輸一班老先生一點西洋思想，則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來譯，叫他們看得起譯本，因而看得起西學。這也是他譯書的一點苦心。
梁啟超對嚴複翻譯“文筆太務淵雅”給予質疑:“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番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宜。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況此等學理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受其乎，著以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世。文人結習，吾不有為賢者諱矣。”
維新人士中有對翻譯事業發展做出貢獻的還有張元濟、蔡元培、高風謙、羅振玉、王國維等
就像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近代出版家。
甲午戰爭後痛感國家積極弱，待振興，毅然參與康有為、梁啟超組織的“保國會”和“強學會”活動，提倡改革和學習西方。
1897年9月他曾與工部主事夏偕複、內閣中書陳懋鼎、一儀通等人上書總理衙門，要求批準他們在京創辦“通藝學堂”，後因戊戌變法失敗停辦。
隨後他任上海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前身)譯書院院主持印製出版了嚴複所譯宓克《支那教案論》、亞當、斯密的《原富》。
在1902年初，他又進商務印書館工作，先後任編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
不僅開拓了我國的出版業，而且在他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大量翻譯著作，包括嚴複所譯外國政治經濟學著作和林紓所譯外國文學名作，以及英人翟理斯和韋勒所譯《英譯中國詩歌選》(英漢對照)，並為其做序，1939年他出版了應溥全譯的《德詩漢譯》一書，並做序言，其中談到了他對直譯的看法:??竊嚐聞其緒論，謂譯詞章家言，最為不易。蓋詞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詞章何所附麗，牽強附會，必有害誌之失。
近有他“直譯”之說者，關節脈脈，一仍其朔，僅摘其所涵之實義，易以相對之辭，詰屈贅牙，不可卒讀，即讀之亦如墜五裏霧中。此窮而是遁之術，自欺欺人，未可為訓者也。
蔡元培就更不用說了，民國史上響當當的人物，字鶴卿，號習民，浙江紹興人，我國近代具有愛國思想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
甲午戰爭後開始接觸西學，曾任職於張無濟主持的上海南洋公學譯院，並與其創辦《外交報》。
1920年創辦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多次參與反對清政府的革命組織活動。1912年任職於袁世凱的臨時政府。
1913年到法國勤工儉學，組織華法教育會。
1916年冬迴國，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時，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邀請出洋留學的著名人士，如胡適、王國維、陳寅恪，章鴻銘、吳宓、傅斯年等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搖籃。
1940年3月他病逝於香港，***曾致唁電讚揚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蔡元培對翻譯事業的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麵:
一、重視中國譯學的建設，1901年，蔡氏任職於南洋公學譯館時曾參與創辦《外交報》，並撰文《譯學》。
他批出:“譯學二別:一政界之事，一學界之事。”
他的政界譯學指的是與外交有關的翻譯工作。他迴顧我國從周朝至近代的翻譯史，指出，進入20世紀後，“公法大明”，應懂得“苟其保自主之權，申善鄰之義，國無大小，號迴平等”。
交涉上野之程度，即為其國安危之所係。
而我國職外交者，或通語言而昧政策，或究政策而絀語言，蟄巨相依，事多隔閡。此譯惟丞也。
至於學界之譯學，指的是學術性翻譯。他迴顧我國的學術翻譯史，指出我國譯學尚處於初級啟蒙階段，歐美各國傳教士在我國傳教，日本佛教在我國傳播，皆以其國語言譯之，我國的學術學教界也應重視譯學的發展。
從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麵來談譯學，蔡元培的觀點對於我國譯學理論的發展，特別是建立有中特色的翻譯研究，有獨特的借鑒意義。
還有就是重視譯才的培養。
以及提出“橫譯”、“縱譯”的概念，擴展了翻譯的含義，並為後業的新文化白話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
1906年蔡氏在北京譯學館的國文學講義中指出:“??而吾既習慣於吾國之文，則於讀書聽講之際，不知不覺間接於國文，而後領會，此其所以為詳也。”
關於“縱譯”與“橫譯”，蔡氏認為導域語言的翻譯為“橫譯”，古今語言的翻譯為“縱譯”。
並認為由意識而發為語言，這也是一種翻譯(蔡氏稱為“一譯”)蔡氏的論述可與現代語言學家雅各布遜的翻譯三分法(語際翻譯、語內翻譯、符際翻譯)做以對比，充滿哲理性，對我國的譯學理論研究有一定借鑒意義。
王國維的話，字靜安(庵)，又字伯隅，號觀堂，浙江海寧人，從小接受傳統教育，走科舉之路，後因甲午戰敗，轉學西學。
1898年進《時務報》做校對，後受羅振玉資助到日本留學。1907年羅又舉薦到京任職。
辛亥革命後隨羅氏留亡日本，1916年迴國，後入清華園從事研究工作，1927年投頤和園昆明湖自殺。
王國維的學術視野非常廣泛，在史學、考古學、哲學、文學等領域都有建樹，對於中國近代譯學也過突出貢獻。
1905年4月，王國維在羅振玉創辦的《教育世界》上發表論文《論新學語之輸入》，最早從思想方法比想和思想發展史的角度形容翻譯。他在文章中開頭指出:“近年，文學上有最著之現象，則新學語之輸入是陽。夫言語者，代表國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廣狹，視言語之精粗廣狹惟為準。觀其言語，而其國民之思想可知矣。”。
中國人偏於實際通俗，幫不善於邏輯思維和語文文法，不善於分類和抽象;西方人過於抽象，“往往泥於名而遠於實，此歐洲中世學術一大弊。而今世之學者猶或不免焉。”
由於不同的思維特點和方法，王氏指出:“故我國學術而欲進步乎，則雖在閉吳獨立時代，猶不得不造新名，況西洋之學術而入中國，則言語不足用，固自然之勢也”。
麵對不斷湧入的西學觀念，日本所造西語之漢文也以侵略之勢而侵入我國文學界。
王氏對日本譯名采取了實是求是的態度。日人之定名，亦非敬焉而已。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也。
用日人之譯名可以免去重新創造之麻煩，而且便於兩麵三刀國學術交流。
像是1970年10月至12月，王氏還在上述雜誌發表了《書辜氏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後被重刊於《學衡》第43期針對章氏屈意改造原文中的名詞迎合英國讀者的做法，王國維認為翻譯哲理性傷品(如《中庸》)要注意概念要嚴密性，要忠於古人”。
他指出辜氏翻譯有兩大弊病，一是“過於求古人之說之統一”，二是“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學釋此書。”前病失於古書之意義;而後病失之於增古書之意義。
“吾從之譯古書，如其量而止則可矣。或失之減，或失之增，雖為病不同，同一不忠於古人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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