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在公元907年正月，耶律阿保機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後，此後，南下中原一直是耶律阿保機的夢想，是耶律德光父子始終不渝的基本國策。
在具體實施上，分兩步走，其一“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以建立幽雲藩屬。
其二“坐製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
由此，耶律阿保機時期的中原政策早在取代遙輦氏成部落聯盟首領之前，耶律阿保機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河東在契丹南下中原中的重要意義。
但由於當時阿保機羽翼未滿，實力尚弱，還需要中原勢力的支持。
因此，阿保機采取攜手河東，遠交後梁，首先經營幽燕的策略，但“仁恭嘯傲薊門”的局麵對契丹南下極為不利，而晉王李克用在與後梁爭戰不利的情況下，決定北聯契丹，這為契丹南下提供了契機。
到了天韋占二年十月，阿保機“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州，……約為兄弟。”
阿保機方與河東相約“今冬共擊梁”，但“歸而背盟，更附於梁”相約“共滅沙陀”，對河東玩弄了兩麵手法。
又到乾化三年，李存勖兵滅仁恭父子，將幽州收入囊中。
阿保機利用河東勢力，為順利南下開辟了道路，但也意味著此後在逐鹿中原上與河東直接對抗。
幽州人晉後，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他“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
此後神冊二年，阿保機利用李存勖與後梁相攻之機，在盧文進的引導下舉國南下，包圍幽州，迫使李存勖抽調前方主要將領李嗣源等率步騎七萬前去營救
後一直至阿保機末年和德光初年，幽州雖地屬李氏，但契丹一直沒有放棄對幽燕的爭奪。
在晉初之時，終歸於契丹，阿保機先與李克用結盟，使自己迂迴到幽燕西北，這不僅利於阿保機對幽燕的包抄和控製西南邊陲，而且與此間占領的營，平二州互成犄角之勢，既確定了今後進攻中原的基本模式，同時，為討平渤海，消除南下的後顧之憂提供了安全保障。
梁末唐初，阿保機為全力南下，決定先去除渤海在背後的威脅。
他一方麵舉其眾討渤海，令托諾，盧文進據營，平等州，騷擾燕薊;另一方麵，又恐後唐乘虛襲之，派梅老鞋裏修好於唐，製造體兵通好假象。
在天顯元年正月，平渤海，返迴途中，阿保機接見後唐告哀使，供奉官姚坤.。
對於會見的具體經過，《資治通鑒》卷275有如下記載: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日:“我朝定兒也.，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日:“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住之由，契丹主日:“喜飾說，毋多談!”
又日:“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急，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複南侵矣.”
坤日:“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複召之，日:“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
於是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複囚之。
通過上述史料，我們可以獲得以下信息:第一，阿保機欲以兄弟父子之名幹涉唐政，未遂。
從最終未殺姚坤看，此時身在遼東的阿保機還不能力敵中原，他決定“先禮後兵”試圖抓住對中原局勢的主動權和決定權。
第二，阿保機以軍事相威脅，以結盟為誘餌，索要鎮，定，幽州，目的是要建立“監督統領”下的“藩輔。”
第三，“與我大河之北，吾不複南侵矣”，才是阿保機的最終目的。
可見，遼太祖阿保機南下中原的策略並非一成不變，既有遠交後梁以攻幽州，又有從幽州東西兩翼之營，平和雲，朔，以致其西南，東南形成南下中原包抄幽州的鉗形攻勢，還有與後唐外事交往中的競爭和討價還價。
還有就是耶律德光時期的中原政策。
在遼太宗耶律德光時期，從時間上看，契丹中原政策的實施大致經過了前後發展的三個階段:自天顯二年至天顯九年為第一階段，天顯九年至會同六年為第二階段，會同七年至大同元年為第三階段。
天顯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即位後屢屢南下，但遭到後唐反擊，損失慘重。
究其原因，一方麵是以述律太後為首的草原本位主張的掣肘，另一方麵由於後唐悍將王晏球，杜重威勇猛善戰於是德光改變策略，“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
該階段，德光曾12次遣使中原，從通使內容看，契丹呈現劣勢。
不過，通過對後唐的物質求索，契丹也獲得不少利益。
這一時期，契丹成為中原的主要貿易夥伴，在中國南北方貿易額大幅增加的同時，互市範圍也從雲州，幽州進一步擴展到中原腹地汴梁。
唐末帝李從珂即位後，河東節度使石敬塘急於尋求外援以自存，他先後派使者出使契丹，表示“願以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為戎王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與此同時，耶律德光也說服述律太後，同意舉兵助晉滅唐。
天福元年八月，契丹駐紮在雲，應以北的幾十萬大軍突入雁門關，迅速解除太原之圍，石敬瑭即皇帝位。
這樣，利用中原內部矛盾，耶律德光輕取幽雲十六州，此後至天福八年以前，對後晉實施了“高座監督下的傀儡”統治。
到了會同七年，德光開始實施滅晉計劃，滅晉前，他一方麵加強與南唐的聯係，另一方麵利用漢將趙延壽欲稱帝中國的野心，許諾他得中原後，立其為帝。
趙延壽“由是為契丹盡力，盡取中原之策”引，成為南下戰略戰術的主要謀劃和實施者。
契丹兵至中渡寨，杜重威心懷異誌，為促降，德光稱:“趙延壽威望索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
於是，杜重威二十萬晉軍主力釋甲投降。
同時，對南唐主李璩稱:“晉少主逆命背約，字貽廢黜，吾主欲與南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主，其實皆戲之耳。”
耶律德光一麵推行遠交近攻戰略，一麵又將隋，唐朝以來，中原政權曾對北方遊牧民族采取過的“以夷攻夷”，“以夷製夷”，“以夷治夷”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以漢攻漢”，“以漢製漢”，“以漢治漢。”
大同元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法駕入汴。
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建國號大遼，改元大同。
對征服後的中原，遼太宗充滿了驕傲，樂觀和自信，他表示“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
但現實並非如此，耶律德光很快陷入藩將倒戈與百姓揭竿抗擊的浪潮之中，劉知遠更是趁機在太原稱帝，更有可能將深陷中原腹地的契丹軍與草原攔腰切斷，於是迫不得已之下，遼太宗決定北返草原，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新占領區的統治方略。
隨著遼太宗病死欒城，其一統天下的理想也最終成為泡影。
此後，遼世宗繼續太宗時期的南下政策，扶植北漢，牽製打擊後周。
但經過長期戰爭後的契丹遼朝，廣泛存在厭戰情緒，諸部叛附不定，遼世宗皇權不穩又醉心南下，終於招來殺身之禍。
至於耶律瑕時期的中原政策的話，遼穆宗耶律璨統治時期，契丹對中原的政策發生重大調整。
穆宗即位後，契丹遼朝中卵翼北漢以牽製後周，緩和與中原關係，保境睦鄰的草原本位主張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將底線定在了幽州。
後周廣順年間，後蜀不斷聯絡北漢，南唐夾擊中原，但周太祖郭威的改革使社會生產得到恢複和發展，政局穩定，有效防止了來自包括遼朝在內的周邊勢力的圍攻。
不過顯德元年，周世宗柴榮即位似乎給契丹，北漢帶來再次覬覦中原的機會，保大十二年，遼穆宗“遣其舅來(南唐)，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荊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
也就是這樣，自後晉以來契丹與南唐建立起來的交聘關係，就此斷絕。
此後，遼穆宗對中原政策的調整突出體現在其對南唐的態度上。
自保大十二年至交泰元年間，在後周打擊下，南唐形勢十分危急，多次遣人攜蠟丸至遼朝求救，寄希望遼朝從北方牽製中原，但遼穆宗卻托辭敷衍。
應曆十四年，南唐“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麵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陳處堯竟卒於契丹。
然而，當周世宗準備攻打幽州時，穆宗親臨南京，並將主力陳於幽州之北。
之後，宋遼高粱河一戰，再次顯示了契丹實力。
可見，幽州才是契丹遼朝的最後底線。
從總體上看，遠交近攻是遼太祖，太宗時期契丹南下中原的一貫政策。
阿保機欲得幽州，先是遠交河東晉王，近攻燕王劉仁恭;接著，遠交後梁，近攻河東之幽燕，為耶律德光盡有幽雲打下了基礎。
割占幽雲十六州後，德光繼續采用遠交近攻政策，遠交南唐等江南政權，近攻中原，實踐混一天下。
在具體運行上，則“覘國勢而為去來”，又靈活機動執行。
世宗繼續太宗的南下中原政策，穆宗則實行保境睦鄰的對外政策。
可見，南下是契丹遼朝根本國策之一，但在南下的具體策略上，以耶律阿保機，耶律德光等為代表，主張遠交河東而近攻幽燕，遠交後梁而近攻幽雲燕薊，積極南下，通過軍事征服中原，實現混一天下理想;而以述律後為代表的一，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派認為，草原有“羊馬之富遠山以乘危徼利乎!”
主張“以三千騎伏其(幽州)旁，掠其四野，使城中元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
對述律後的主張，阿保機表麵認可，但隨後即在盧文進導引下，親率30萬契丹大軍進圍幽州達200餘日，直接影響了河東滅梁進程。
前者的政策主張占據了主導地位，阿保機病逝後，述律後曾一度攝政，她利用手中的權力，以契丹傳統的殉葬製度為借口，向曾跟隨阿保機進行激烈軍事擴張的貴族開刀，大殺功臣。
而德光繼位後，不僅沒能按照述律後的意圖發展，而且將阿保機“把捉”鎮，定，幽州的計劃發展為“混一天下”，圖霸中原的天下大同理想，從而使二者的分歧進一步表現為南下的目標上，但由於當時一切國事皆由述律後參決其間，他不可能跨越雷池。
在天顯二年，為應援王都，契丹軍在定州，曲陽之戰中慘遭後唐悍將王晏球和趙德鈞打擊，全軍覆沒。
南下受挫後，耶律德光侍奉述律後更加謹小慎微，“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而視之，輒惺而趨避，非複召不敢見也”。
直至天顯十一年，石敬瑭派趙瑩等傳信於契丹西南路招討使盧不姑求救，德光請求述律後出兵討伐李從珂，均遭否決。
無奈，遼太宗隻得一再借助胡巫之筮言來說服述律後:“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你助，你須去。”
時值趙德鈞遣使至契丹，表示歸附;河東石敬瑭又派桑維翰來告急，願以燕雲十六州之地和三十萬歲幣換取契丹援兵。
在這種情況下，述律後遂許興師，雙方的分歧暫時調和.。
援晉滅唐的成效遠遠超出了太祖阿保機的原有計劃和設想，也大大鼓舞了耶律德光的信心，他躊躇滿誌，謀圖稱霸中原.對此，述律後頗不以為然:“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日:“不可。”太後日:“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日:“石氏負恩，不可容。”
太後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群下日:“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迴意.我亦何惜與和!”
幽雲十六州歸屬契丹後，契丹國家實力迅速增長，述律後的阻攔也變得蒼白無力。
此後直至出兵滅晉，積極南下征服中原，“混一天下”的主張一直處於主導地位。
遼太祖之後，契丹內外各種矛盾爆發出來，漢將趙延壽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公然表示自己對中原統屬問題的不滿，而留守中原的契丹官兵急於北歸，東京留守蕭翰也離京北去，契丹已不可能有秩序地撤退，晉末陷於契丹的州縣，皆歸後漢所有，幽州等邊界的漢人也因北方饑荒，時有歸附中原者，幽州利益受到某種程度的威脅。
同時，以述律後為代表則主張由阿保機三子太叔李胡繼統，皇位爭奪使契丹內戰一觸即發。
在耶律屋質等大臣的斡旋下，雖然避免了大規模內戰的發生，但交織於其間，契丹統治階層在中原政策問題上的嚴重分歧卻更為明朗。
遼世宗耶律阮即位時，經過連年大規模南伐的契丹國家人民疲敝，財政深受影響，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改變大規模南下中原的策略已是人心所向。
然而，遼世宗並無停止南伐之意，像是天祿五年九月，“契丹欲引兵會之(北漢)，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澱，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弑契丹主而立述軋。”
此後，在對中原政策問題上，保境睦鄰的草原本位主張終於取得了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契丹內部有關南下中原政策爭論的主要內容有三:要不要占領幽州?采取怎樣的策略?要不要混一天下?
具體表現為南下的目的上，是掠奪草原必須的物資，財產，人口還是占領鎮，定，幽州?
是固守草原羊馬之富還是征服中原?是和漢還是混一天下?
對此，述律後等的主張和對農耕文化的認識雖然出自草原保守思想，不利於契丹接受先進文化和促進草原經濟文化的發展。
但事實證明，這是當時從草原遊牧經濟出發較切合實際的選擇。
而以阿保機和德光為代表，圖霸中原的主張，也正因適應了契丹國家上升時期廣大貴族開疆拓土，擴大經濟利益等物質要求，並符合中原統治者競相結納的意願而成為曆史的不可逆轉的必然選擇。
五代十國時期是契丹遼朝早期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當時契丹族實力不斷增強和發展壯大而進行的“向心運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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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體實施上，分兩步走，其一“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以建立幽雲藩屬。
其二“坐製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功，貽後世無疆之福。”
由此，耶律阿保機時期的中原政策早在取代遙輦氏成部落聯盟首領之前，耶律阿保機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河東在契丹南下中原中的重要意義。
但由於當時阿保機羽翼未滿，實力尚弱，還需要中原勢力的支持。
因此，阿保機采取攜手河東，遠交後梁，首先經營幽燕的策略，但“仁恭嘯傲薊門”的局麵對契丹南下極為不利，而晉王李克用在與後梁爭戰不利的情況下，決定北聯契丹，這為契丹南下提供了契機。
到了天韋占二年十月，阿保機“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州，……約為兄弟。”
阿保機方與河東相約“今冬共擊梁”，但“歸而背盟，更附於梁”相約“共滅沙陀”，對河東玩弄了兩麵手法。
又到乾化三年，李存勖兵滅仁恭父子，將幽州收入囊中。
阿保機利用河東勢力，為順利南下開辟了道路，但也意味著此後在逐鹿中原上與河東直接對抗。
幽州人晉後，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他“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
此後神冊二年，阿保機利用李存勖與後梁相攻之機，在盧文進的引導下舉國南下，包圍幽州，迫使李存勖抽調前方主要將領李嗣源等率步騎七萬前去營救
後一直至阿保機末年和德光初年，幽州雖地屬李氏，但契丹一直沒有放棄對幽燕的爭奪。
在晉初之時，終歸於契丹，阿保機先與李克用結盟，使自己迂迴到幽燕西北，這不僅利於阿保機對幽燕的包抄和控製西南邊陲，而且與此間占領的營，平二州互成犄角之勢，既確定了今後進攻中原的基本模式，同時，為討平渤海，消除南下的後顧之憂提供了安全保障。
梁末唐初，阿保機為全力南下，決定先去除渤海在背後的威脅。
他一方麵舉其眾討渤海，令托諾，盧文進據營，平等州，騷擾燕薊;另一方麵，又恐後唐乘虛襲之，派梅老鞋裏修好於唐，製造體兵通好假象。
在天顯元年正月，平渤海，返迴途中，阿保機接見後唐告哀使，供奉官姚坤.。
對於會見的具體經過，《資治通鑒》卷275有如下記載: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日:“我朝定兒也.，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日:“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住之由，契丹主日:“喜飾說，毋多談!”
又日:“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急，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複南侵矣.”
坤日:“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複召之，日:“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
於是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複囚之。
通過上述史料，我們可以獲得以下信息:第一，阿保機欲以兄弟父子之名幹涉唐政，未遂。
從最終未殺姚坤看，此時身在遼東的阿保機還不能力敵中原，他決定“先禮後兵”試圖抓住對中原局勢的主動權和決定權。
第二，阿保機以軍事相威脅，以結盟為誘餌，索要鎮，定，幽州，目的是要建立“監督統領”下的“藩輔。”
第三，“與我大河之北，吾不複南侵矣”，才是阿保機的最終目的。
可見，遼太祖阿保機南下中原的策略並非一成不變，既有遠交後梁以攻幽州，又有從幽州東西兩翼之營，平和雲，朔，以致其西南，東南形成南下中原包抄幽州的鉗形攻勢，還有與後唐外事交往中的競爭和討價還價。
還有就是耶律德光時期的中原政策。
在遼太宗耶律德光時期，從時間上看，契丹中原政策的實施大致經過了前後發展的三個階段:自天顯二年至天顯九年為第一階段，天顯九年至會同六年為第二階段，會同七年至大同元年為第三階段。
天顯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即位後屢屢南下，但遭到後唐反擊，損失慘重。
究其原因，一方麵是以述律太後為首的草原本位主張的掣肘，另一方麵由於後唐悍將王晏球，杜重威勇猛善戰於是德光改變策略，“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
該階段，德光曾12次遣使中原，從通使內容看，契丹呈現劣勢。
不過，通過對後唐的物質求索，契丹也獲得不少利益。
這一時期，契丹成為中原的主要貿易夥伴，在中國南北方貿易額大幅增加的同時，互市範圍也從雲州，幽州進一步擴展到中原腹地汴梁。
唐末帝李從珂即位後，河東節度使石敬塘急於尋求外援以自存，他先後派使者出使契丹，表示“願以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為戎王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與此同時，耶律德光也說服述律太後，同意舉兵助晉滅唐。
天福元年八月，契丹駐紮在雲，應以北的幾十萬大軍突入雁門關，迅速解除太原之圍，石敬瑭即皇帝位。
這樣，利用中原內部矛盾，耶律德光輕取幽雲十六州，此後至天福八年以前，對後晉實施了“高座監督下的傀儡”統治。
到了會同七年，德光開始實施滅晉計劃，滅晉前，他一方麵加強與南唐的聯係，另一方麵利用漢將趙延壽欲稱帝中國的野心，許諾他得中原後，立其為帝。
趙延壽“由是為契丹盡力，盡取中原之策”引，成為南下戰略戰術的主要謀劃和實施者。
契丹兵至中渡寨，杜重威心懷異誌，為促降，德光稱:“趙延壽威望索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
於是，杜重威二十萬晉軍主力釋甲投降。
同時，對南唐主李璩稱:“晉少主逆命背約，字貽廢黜，吾主欲與南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主，其實皆戲之耳。”
耶律德光一麵推行遠交近攻戰略，一麵又將隋，唐朝以來，中原政權曾對北方遊牧民族采取過的“以夷攻夷”，“以夷製夷”，“以夷治夷”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以漢攻漢”，“以漢製漢”，“以漢治漢。”
大同元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法駕入汴。
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建國號大遼，改元大同。
對征服後的中原，遼太宗充滿了驕傲，樂觀和自信，他表示“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
但現實並非如此，耶律德光很快陷入藩將倒戈與百姓揭竿抗擊的浪潮之中，劉知遠更是趁機在太原稱帝，更有可能將深陷中原腹地的契丹軍與草原攔腰切斷，於是迫不得已之下，遼太宗決定北返草原，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新占領區的統治方略。
隨著遼太宗病死欒城，其一統天下的理想也最終成為泡影。
此後，遼世宗繼續太宗時期的南下政策，扶植北漢，牽製打擊後周。
但經過長期戰爭後的契丹遼朝，廣泛存在厭戰情緒，諸部叛附不定，遼世宗皇權不穩又醉心南下，終於招來殺身之禍。
至於耶律瑕時期的中原政策的話，遼穆宗耶律璨統治時期，契丹對中原的政策發生重大調整。
穆宗即位後，契丹遼朝中卵翼北漢以牽製後周，緩和與中原關係，保境睦鄰的草原本位主張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將底線定在了幽州。
後周廣順年間，後蜀不斷聯絡北漢，南唐夾擊中原，但周太祖郭威的改革使社會生產得到恢複和發展，政局穩定，有效防止了來自包括遼朝在內的周邊勢力的圍攻。
不過顯德元年，周世宗柴榮即位似乎給契丹，北漢帶來再次覬覦中原的機會，保大十二年，遼穆宗“遣其舅來(南唐)，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荊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
也就是這樣，自後晉以來契丹與南唐建立起來的交聘關係，就此斷絕。
此後，遼穆宗對中原政策的調整突出體現在其對南唐的態度上。
自保大十二年至交泰元年間，在後周打擊下，南唐形勢十分危急，多次遣人攜蠟丸至遼朝求救，寄希望遼朝從北方牽製中原，但遼穆宗卻托辭敷衍。
應曆十四年，南唐“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麵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陳處堯竟卒於契丹。
然而，當周世宗準備攻打幽州時，穆宗親臨南京，並將主力陳於幽州之北。
之後，宋遼高粱河一戰，再次顯示了契丹實力。
可見，幽州才是契丹遼朝的最後底線。
從總體上看，遠交近攻是遼太祖，太宗時期契丹南下中原的一貫政策。
阿保機欲得幽州，先是遠交河東晉王，近攻燕王劉仁恭;接著，遠交後梁，近攻河東之幽燕，為耶律德光盡有幽雲打下了基礎。
割占幽雲十六州後，德光繼續采用遠交近攻政策，遠交南唐等江南政權，近攻中原，實踐混一天下。
在具體運行上，則“覘國勢而為去來”，又靈活機動執行。
世宗繼續太宗的南下中原政策，穆宗則實行保境睦鄰的對外政策。
可見，南下是契丹遼朝根本國策之一，但在南下的具體策略上，以耶律阿保機，耶律德光等為代表，主張遠交河東而近攻幽燕，遠交後梁而近攻幽雲燕薊，積極南下，通過軍事征服中原，實現混一天下理想;而以述律後為代表的一，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派認為，草原有“羊馬之富遠山以乘危徼利乎!”
主張“以三千騎伏其(幽州)旁，掠其四野，使城中元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
對述律後的主張，阿保機表麵認可，但隨後即在盧文進導引下，親率30萬契丹大軍進圍幽州達200餘日，直接影響了河東滅梁進程。
前者的政策主張占據了主導地位，阿保機病逝後，述律後曾一度攝政，她利用手中的權力，以契丹傳統的殉葬製度為借口，向曾跟隨阿保機進行激烈軍事擴張的貴族開刀，大殺功臣。
而德光繼位後，不僅沒能按照述律後的意圖發展，而且將阿保機“把捉”鎮，定，幽州的計劃發展為“混一天下”，圖霸中原的天下大同理想，從而使二者的分歧進一步表現為南下的目標上，但由於當時一切國事皆由述律後參決其間，他不可能跨越雷池。
在天顯二年，為應援王都，契丹軍在定州，曲陽之戰中慘遭後唐悍將王晏球和趙德鈞打擊，全軍覆沒。
南下受挫後，耶律德光侍奉述律後更加謹小慎微，“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而視之，輒惺而趨避，非複召不敢見也”。
直至天顯十一年，石敬瑭派趙瑩等傳信於契丹西南路招討使盧不姑求救，德光請求述律後出兵討伐李從珂，均遭否決。
無奈，遼太宗隻得一再借助胡巫之筮言來說服述律後:“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你助，你須去。”
時值趙德鈞遣使至契丹，表示歸附;河東石敬瑭又派桑維翰來告急，願以燕雲十六州之地和三十萬歲幣換取契丹援兵。
在這種情況下，述律後遂許興師，雙方的分歧暫時調和.。
援晉滅唐的成效遠遠超出了太祖阿保機的原有計劃和設想，也大大鼓舞了耶律德光的信心，他躊躇滿誌，謀圖稱霸中原.對此，述律後頗不以為然:“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日:“不可。”太後日:“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日:“石氏負恩，不可容。”
太後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群下日:“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迴意.我亦何惜與和!”
幽雲十六州歸屬契丹後，契丹國家實力迅速增長，述律後的阻攔也變得蒼白無力。
此後直至出兵滅晉，積極南下征服中原，“混一天下”的主張一直處於主導地位。
遼太祖之後，契丹內外各種矛盾爆發出來，漢將趙延壽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公然表示自己對中原統屬問題的不滿，而留守中原的契丹官兵急於北歸，東京留守蕭翰也離京北去，契丹已不可能有秩序地撤退，晉末陷於契丹的州縣，皆歸後漢所有，幽州等邊界的漢人也因北方饑荒，時有歸附中原者，幽州利益受到某種程度的威脅。
同時，以述律後為代表則主張由阿保機三子太叔李胡繼統，皇位爭奪使契丹內戰一觸即發。
在耶律屋質等大臣的斡旋下，雖然避免了大規模內戰的發生，但交織於其間，契丹統治階層在中原政策問題上的嚴重分歧卻更為明朗。
遼世宗耶律阮即位時，經過連年大規模南伐的契丹國家人民疲敝，財政深受影響，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改變大規模南下中原的策略已是人心所向。
然而，遼世宗並無停止南伐之意，像是天祿五年九月，“契丹欲引兵會之(北漢)，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澱，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弑契丹主而立述軋。”
此後，在對中原政策問題上，保境睦鄰的草原本位主張終於取得了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契丹內部有關南下中原政策爭論的主要內容有三:要不要占領幽州?采取怎樣的策略?要不要混一天下?
具體表現為南下的目的上，是掠奪草原必須的物資，財產，人口還是占領鎮，定，幽州?
是固守草原羊馬之富還是征服中原?是和漢還是混一天下?
對此，述律後等的主張和對農耕文化的認識雖然出自草原保守思想，不利於契丹接受先進文化和促進草原經濟文化的發展。
但事實證明，這是當時從草原遊牧經濟出發較切合實際的選擇。
而以阿保機和德光為代表，圖霸中原的主張，也正因適應了契丹國家上升時期廣大貴族開疆拓土，擴大經濟利益等物質要求，並符合中原統治者競相結納的意願而成為曆史的不可逆轉的必然選擇。
五代十國時期是契丹遼朝早期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當時契丹族實力不斷增強和發展壯大而進行的“向心運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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