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從這些豐富多彩的吃食文化中，我們其實應該更加正確的認識宋朝，不必帶以刻意的偏見。
因為作為古代封建王朝經濟發展的巔峰，它應該是我們的驕傲才對，但現在很多人提到宋朝，卻覺得它是恥辱，所以冠之以，弱宋，或者大慫，這其實是不準確的。
可大家為什麽會產生這種偏見呢，就是因為宋朝被少數民族欺負過，後來又被蒙古滅亡了?所以大家才如此貶低大宋。
但其實在當時的時間節點上，被蒙古滅亡的又何止是宋朝呢？
連最強大的阿拉伯(花喇子模等部)，以及波斯都被蒙古滅亡了。
而且這些世界強國僅僅幾個月就被滅亡，可宋朝卻足足抵抗了半個世紀，可見大宋並不慫，還是很有血性的。
就連一位外國著名學者都說過，其實宋朝就是中國的文藝複興。
的確，要知道宋代的科學技術無疑是位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的。
兩宋時代在科學技術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國曆史上是罕有的。
像是震驚世界的三大發明——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就誕生於這一時期。
正如國內外許多著名史家指出的，這三大發明極大改變了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
除此之外，當時的宋人在許多方麵也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如興修水利，實施水稻的雙季栽植，茶葉種植麵積擴大，棉花成為普及性農作物，算盤開始應用，從此成為東亞商人的主要計算工具。
火藥的發明又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
總之，沒有兩宋社會良好的科技氛圍，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很難降生的。
可能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偶然的，但它確實又寓於兩宋社會尊重科技、重視科技氛圍的必然之中。
此外在天文領域，宋朝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像是北宋中期，楊忠輔製定《統天曆》，以365.2425日為一年，這個數字與西方1582年頒布公曆時的數據完全相同，比現代天文學所測數值隻差26秒。
由此可見，宋代天文學發展水平之高。
同時在生物學和醫學領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
在經濟文化全麵發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視與廣大民眾衛生健康息息相關的醫學事業，不僅政府出麵編輯刻印了很多醫學典籍，而且要求各州縣加以推廣應用。
其中《太平聖惠方》100卷，收錄中藥處方16834個，《聖濟錄》200卷，是醫學上的一部百科全書，收集了診斷、處方、審脈、用藥、針灸等各方麵的理論和實踐成果。
《政和本草》共介紹各種藥材1558種，其中新增加628種新藥，可以說是一部完備的藥物學著作。
南宋時期的宋慈收錄並總結了前人的法醫知識，創作出《洗冤集錄》一書，其中涉及驗傷、驗屍、血型鑒定、死傷鑒別、檢骨等多方麵的理論和實踐，
同時對毒藥和醫治服毒的方法也進行了總結，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醫學著作。
上述僅僅是介紹了宋代醫學領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於此亦可以看出兩宋時期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兩項重要成就有必要單獨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繪畫藝術。
當然，大家都知道，雖然末代皇帝趙佶做皇帝不行，但他對中國繪畫藝術的巨大貢獻卻不可否認。
首先，他是一位天賦極深的繪畫愛好者，又是造詣很深的畫家。
其次，他又是宋代繪畫領域的組織者和主要資助者。
由於這一淵源，在宋代宮庭之內，集中了一大批傑出的畫家。
黃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鳥，也皆卓絕於世。
即使以現在的眼光審視他們的藝術水平，也可以說前無古人，至於是否有來者，則要看未來的藝術家是否能夠超越前人了。
其二，宋代還有一最輝煌的美術工藝，為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
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統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養及價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藝術更是空前絕後的。
以宋官窯代表典型的供禦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現著內心的意蘊。
從美學角度，它的藝術格調是高雅的，特別受到西方人的傾賴。
細密的冰片，隱約間閃爍著鑽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藝人無意間冰鎬敲擊的嚴冰穿過時空來到了我們麵前、溫潤而細膩。
因此後世把宋代五大明窯稱為“千古絕唱”。
那是與曆代仿製不成，差別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
宋瓷是最精美藝術與精確工藝完美的結合。
因為各地名窯瓷器大量地生產，不僅供皇家貴族使用，還為官員學者們、及市民階級所珍愛、使用，所以讓所有見著的人都讚歎不已。
宋瓷許多的工藝都已失傳，宋瓷許多的工藝水平即使現代都難達到。
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說宋朝遺留下的官辦瓷器幾乎都價值連城。
自宋代以後，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愛好者對宋代官窯津津樂道，撰文著書者眾多，但曆史上能夠親眼目睹並真正鑒賞宋代官窯真麵目的人少之又少。
有關宋代官窯的論述變地撲朔迷離，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這樣，便給人們留下了發揮自由想像的空間。
對宋官窯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國古陶瓷學述研究中最為熱門的課題之一。
總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學者鄧廣銘教授的話來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這一結論頗具見地，也是符合曆史實際的。
這樣一個如夢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本來足以讓今天的中國人倍感自豪。
然而，自元以後，無論是漢人，還是其它民族，都對這個朝代抱有固有的輕蔑。
人們比較樂於迴憶強漢時代、盛唐時代，甚至鼓吹大明時代、大清時代。
這個朝代隻有離開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後代，在它的政治影響沒有覆蓋的地方，才獲得應有的尊重。
在歐洲、在美洲、在日本，人們對宋代的評價要比它自己身後的國度要高得多。
甚至，在國外，人們對中國古代的認識，就是緣於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發明中的三個，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精美磁器）。
在鴉片戰爭之前，當中國人還不了解世界，固執地認為自己是中央帝國，是世界中心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宋的滅亡歸咎於宋代統治者的腐敗無能。
當我們的國門被槍炮打開之後，當我們知道在宋朝滅亡之前，歐亞大陸上的其它幾個主要的文明國家也被蒙古大軍所滅，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後一個堡壘。
在蒙古鐵蹄踐踏歐洲大陸、印度次大陸，中亞地區的四十年後，蒙古人不得不在采用政治加軍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對付其它民族和國家隻有一種形式：無條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經投降的漢人來治理漢人，通過分化來瓦解南宋軍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說，宋朝最讓人驚歎的就是，不以言論治罪，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一個常例。
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統帥軍隊的基本製度。
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裏刻下祖訓，此訓隻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
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上麵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難能可貴的是，而且宋代曆朝皇帝都還算聽話。
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曆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製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
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
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
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隻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之上，範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
有宋一代，雖然武將不行，但卻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這不能說是好，但也算有舍有得吧，是非功過，隻能交由後人評說。
當然，不得不說，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
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隻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最多是貶謫。
像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幾人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算。
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誌，而是政敵王安石。
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中國曆史上有那麽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
中國曆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
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界曆史上都是一個奇跡。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裏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曆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
中國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夥，互相傾紮，為禍國家社稷的情況。
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曆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勾結，互為依托。
政黨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
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
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製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
縱觀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
漢自始至終，未脫離過外戚之禍，這個王朝的一開始就沒有開個限頭，呂後當權，差點幹掉劉氏江山。
最終，它還是亡在外戚上。
除了外戚之外，漢還搞了諸王分封，結果也差點壞了大事，漢以後的西晉，就毀在諸王分封上。
八王之亂，結束了西晉的統治，也開始了中原地區的首次外族治權。
唐朝似乎重武輕文，地方官員都委以軍政大權，人權、財權、治權都在各藩鎮，結果尾大不掉。
為了擴張，重用北方蠻族，類同於羅馬帝國用蠻人當兵替自家打仗，可結果如何？
與羅馬帝國的下場很相似。在極盛期就發生了安史之亂，蠻人攻占了兩京，並且丟失了所有擴張的版圖，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後期發生了逆向的蠻族化），首都幾次被攻陷，完全是一個分裂的局麵。
自唐德宗後，中央政府已經名存實亡，很象春秋時代的周王，地方諸侯想到你了，就給點，想利用你了，就送點。
由於唐朝中央政府沒有對各地進行有效地管治，造成軍閥混戰。
中原地區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空前削弱。
北方蠻族趁機侵入中原，並不斷蠶食領土。
到朱溫代唐時，中原已經成了漢族與蠻族雜居的嚴重現實。
契丹人及其它蠻族趁機成了自己的國家，建立了類似儒家文化的政權。
可以說，藩鎮之亂，造成唐朝的滅亡，並直接形成了以後五代十國這一中國自先秦以來最為嚴重的大分裂。
這次分裂對中華文明的危害之深，隻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這就是東胡係（鮮卑、契丹、女真、蒙古）蠻族有機會從遊牧民族逐漸地轉變為依靠農業與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
而這一點成了稍後宋朝統一的主要障礙。
而宋立國之後，當政者需要麵對的問題就是建立怎樣的政治架構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
以科舉製建立人才選拔與任用機製，既打破門閥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決官僚世襲製的弊端。
雖然自隋代就開始了科舉製度，但這一製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製度還是建立在宋代，準入條件的降低，選拔人數的增加（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
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舉製度作為國家開科取士的手段實施，使宋代很快進入了士大夫時代。
什麽叫士大夫？坐而論道，躬身行之。
從此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
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使文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地方官員的主要責任是牧民，守土之責由中央任命專職的軍事長官去處理（這些製度不正是現代的政治製度嗎），二者皆由中央調遣，互不統屬。
這就徹底革除唐季以來軍閥割據的政治傳統，也徹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頻繁更替的政治基礎。
由於宋代皇帝都比較好地執行太祖的祖訓，大臣和言官都敢於發表意見，甚至可以當麵和皇帝爭執，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擔當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時候甚至是主角。
太宗駕崩時，李皇後夥同內侍王繼恩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想立長子而廢太子，遭到宰相呂端斷然拒絕，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立殿不拜。
請轉簾，升殿審視無誤，方率群臣拜唿萬歲（端大事不糊塗）。
英宗即位後，慈壽太後一日送密劄給韓琦，語及皇帝與皇後不奉事，有為孀婦作主之語。
此乃皇家事，由大臣來作中，宋前宋後各代均罕見。
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婦對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戀權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廢）為太上皇。
當然，這裏之所以講這麽多，要傳達的意思就是兩條：由於采取文臣治國，兵權集中於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擁有比過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權力。
權力實際上更集中。
其次，由於宋庭采取更寬鬆、更開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權得到一定的束縛，大臣參與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力比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
正因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經濟、科技、文化、藝術、工藝上的繁榮與先進。
使中華文明自春秋戰國後推向另一個高峰，至少到目前為止，達到中華文明的巔峰。
自宋以後，朝代的更替再也沒有發生五代類似的悲劇。
可以說，宋朝政治製度的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不過後人每每詬病宋之武弱。
宋的對外悲劇前麵有專述，相信大家已經有所了解了，作者菌也就不再解釋。
這裏引用明朝一位學者的話來作一個總結：“或謂宋之弱由削節鎮之權故，夫節鎮之強，非宋強也，強幹弱枝，自是立國大體。二百年弊穴，談笑革之，終宋無強臣之患，豈非轉天移日大手段。”
諸般作法均有流弊，兩害之中權其輕，兩利之間權其重，不亦合乎？
但總的來看，宋代是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巔峰時代。
哲學、倫理、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醫學、工藝可謂是百花齊放，並且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對文化的重視超過其它所有的開國皇帝。
帝嚐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兇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邪！”趙匡胤於是製定了法律。
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
不準對公卿辱罵，臣下除了謀反和叛逆外，不得殺戮。
又專門建立了言官製度。
開國宰相趙普曾言：“臣半部論語治天下。”
太祖曾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這君臣兩位對儒家、對讀書人的態度決定了宋朝對文化的基本政策。
從此宋朝成為中國曆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自由的時期。
宋代學校教育異常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
宋仁宗以後，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至宋徽宗時期，全國由官府負擔食宿的州縣學生人數達到十五、六萬人，這種情況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除了官辦學校而外，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其中以書院的興盛最為引人注目，聞名全國的有所謂四大書院，即石鼓、嶽麓、白鹿洞、應天書院，據史書記載，至南宋時期，很多州都建有書院，如紹興、徽州、蘇州、桂州、合州，等等。
書院與官辦的州縣學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學校環境較為寬鬆，除了正統的儒家學說而外，其它各種學術均可以講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辯難，如朱熹、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朱熹陳亮之間的“王霸義利之辯”等等，從而活躍了師生的思想，推動了學術的繁榮和進步。
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重要標誌，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體說來，宋代文化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方麵均取得了獨具特色的成就。
就哲學、倫理而言，宋代是繼春秋戰國之後最富成果的時期。
以周敦頤、程顥、程頤為代表，以儒家經典《易傳》和《中庸》為核心，同時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萬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惡等理論體係，成為宋代理學的開創者，最終形成了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至北宋中期，運用“天理”這一範疇，將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等有機聯係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不受時間和空間限製，是永恆存在的、宇宙萬物的本源。
它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
二程還較為係統地確立了宋明理學的基本範疇，可以說是兩宋理學的奠基人。
至南宋時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來各派儒家學說，包括周敦頤、張載等人，建立起一個龐大而係統的思想體係，他以“天理”和“人欲”為主軸，將人類的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道德修養等有機地集合起來，從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學理論體係的艱巨任務。
因而，朱熹是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後影響最大的儒學者，在中國曆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理學在宋代並非一統天下，不論是南宋，還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躍，同時存在其它種種不同的思潮。
與朱熹學術存在差異的陸九淵吸取禪宗理論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二者之間經過激烈爭論，最後不了了之，可知當時學術空氣相當自由，學術環境也是非常寬鬆的。
再如史學領域，在編纂體例方麵，除了繼承傳統的編年、記傳體之外，還新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此後史學的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通常而言，當代史存在不少忌諱，因而宋朝政府開放私人修史的限製，無疑會大大促進史學的繁榮和發展。
正因為如此，宋代史學取得了多方麵的成就。
其中以司馬光等人所著《資治通鑒》最為著名，作為一部編年體通史巨著，其史學價值和政治價值足以和《史記》相媲美。
而在文學方麵，宋詩不僅繼承了唐詩的輝煌，而且還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宋體。
藝術成就和唐詩並峙的就是宋詞，在宋代，這一藝術形式的成就達到頂峰。
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這一文學形式也達到前無古人的高度。
……
……
……
因為作為古代封建王朝經濟發展的巔峰，它應該是我們的驕傲才對，但現在很多人提到宋朝，卻覺得它是恥辱，所以冠之以，弱宋，或者大慫，這其實是不準確的。
可大家為什麽會產生這種偏見呢，就是因為宋朝被少數民族欺負過，後來又被蒙古滅亡了?所以大家才如此貶低大宋。
但其實在當時的時間節點上，被蒙古滅亡的又何止是宋朝呢？
連最強大的阿拉伯(花喇子模等部)，以及波斯都被蒙古滅亡了。
而且這些世界強國僅僅幾個月就被滅亡，可宋朝卻足足抵抗了半個世紀，可見大宋並不慫，還是很有血性的。
就連一位外國著名學者都說過，其實宋朝就是中國的文藝複興。
的確，要知道宋代的科學技術無疑是位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的。
兩宋時代在科學技術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國曆史上是罕有的。
像是震驚世界的三大發明——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就誕生於這一時期。
正如國內外許多著名史家指出的，這三大發明極大改變了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
除此之外，當時的宋人在許多方麵也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如興修水利，實施水稻的雙季栽植，茶葉種植麵積擴大，棉花成為普及性農作物，算盤開始應用，從此成為東亞商人的主要計算工具。
火藥的發明又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
總之，沒有兩宋社會良好的科技氛圍，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很難降生的。
可能活字印刷的發明是偶然的，但它確實又寓於兩宋社會尊重科技、重視科技氛圍的必然之中。
此外在天文領域，宋朝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像是北宋中期，楊忠輔製定《統天曆》，以365.2425日為一年，這個數字與西方1582年頒布公曆時的數據完全相同，比現代天文學所測數值隻差26秒。
由此可見，宋代天文學發展水平之高。
同時在生物學和醫學領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
在經濟文化全麵發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視與廣大民眾衛生健康息息相關的醫學事業，不僅政府出麵編輯刻印了很多醫學典籍，而且要求各州縣加以推廣應用。
其中《太平聖惠方》100卷，收錄中藥處方16834個，《聖濟錄》200卷，是醫學上的一部百科全書，收集了診斷、處方、審脈、用藥、針灸等各方麵的理論和實踐成果。
《政和本草》共介紹各種藥材1558種，其中新增加628種新藥，可以說是一部完備的藥物學著作。
南宋時期的宋慈收錄並總結了前人的法醫知識，創作出《洗冤集錄》一書，其中涉及驗傷、驗屍、血型鑒定、死傷鑒別、檢骨等多方麵的理論和實踐，
同時對毒藥和醫治服毒的方法也進行了總結，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醫學著作。
上述僅僅是介紹了宋代醫學領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於此亦可以看出兩宋時期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兩項重要成就有必要單獨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繪畫藝術。
當然，大家都知道，雖然末代皇帝趙佶做皇帝不行，但他對中國繪畫藝術的巨大貢獻卻不可否認。
首先，他是一位天賦極深的繪畫愛好者，又是造詣很深的畫家。
其次，他又是宋代繪畫領域的組織者和主要資助者。
由於這一淵源，在宋代宮庭之內，集中了一大批傑出的畫家。
黃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鳥，也皆卓絕於世。
即使以現在的眼光審視他們的藝術水平，也可以說前無古人，至於是否有來者，則要看未來的藝術家是否能夠超越前人了。
其二，宋代還有一最輝煌的美術工藝，為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
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統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養及價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藝術更是空前絕後的。
以宋官窯代表典型的供禦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現著內心的意蘊。
從美學角度，它的藝術格調是高雅的，特別受到西方人的傾賴。
細密的冰片，隱約間閃爍著鑽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藝人無意間冰鎬敲擊的嚴冰穿過時空來到了我們麵前、溫潤而細膩。
因此後世把宋代五大明窯稱為“千古絕唱”。
那是與曆代仿製不成，差別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
宋瓷是最精美藝術與精確工藝完美的結合。
因為各地名窯瓷器大量地生產，不僅供皇家貴族使用，還為官員學者們、及市民階級所珍愛、使用，所以讓所有見著的人都讚歎不已。
宋瓷許多的工藝都已失傳，宋瓷許多的工藝水平即使現代都難達到。
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說宋朝遺留下的官辦瓷器幾乎都價值連城。
自宋代以後，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愛好者對宋代官窯津津樂道，撰文著書者眾多，但曆史上能夠親眼目睹並真正鑒賞宋代官窯真麵目的人少之又少。
有關宋代官窯的論述變地撲朔迷離，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這樣，便給人們留下了發揮自由想像的空間。
對宋官窯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國古陶瓷學述研究中最為熱門的課題之一。
總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學者鄧廣銘教授的話來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這一結論頗具見地，也是符合曆史實際的。
這樣一個如夢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本來足以讓今天的中國人倍感自豪。
然而，自元以後，無論是漢人，還是其它民族，都對這個朝代抱有固有的輕蔑。
人們比較樂於迴憶強漢時代、盛唐時代，甚至鼓吹大明時代、大清時代。
這個朝代隻有離開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後代，在它的政治影響沒有覆蓋的地方，才獲得應有的尊重。
在歐洲、在美洲、在日本，人們對宋代的評價要比它自己身後的國度要高得多。
甚至，在國外，人們對中國古代的認識，就是緣於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發明中的三個，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精美磁器）。
在鴉片戰爭之前，當中國人還不了解世界，固執地認為自己是中央帝國，是世界中心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宋的滅亡歸咎於宋代統治者的腐敗無能。
當我們的國門被槍炮打開之後，當我們知道在宋朝滅亡之前，歐亞大陸上的其它幾個主要的文明國家也被蒙古大軍所滅，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後一個堡壘。
在蒙古鐵蹄踐踏歐洲大陸、印度次大陸，中亞地區的四十年後，蒙古人不得不在采用政治加軍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對付其它民族和國家隻有一種形式：無條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經投降的漢人來治理漢人，通過分化來瓦解南宋軍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說，宋朝最讓人驚歎的就是，不以言論治罪，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一個常例。
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統帥軍隊的基本製度。
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裏刻下祖訓，此訓隻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
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上麵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難能可貴的是，而且宋代曆朝皇帝都還算聽話。
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曆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製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
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
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
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隻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之上，範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一段說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
有宋一代，雖然武將不行，但卻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這不能說是好，但也算有舍有得吧，是非功過，隻能交由後人評說。
當然，不得不說，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
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隻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最多是貶謫。
像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幾人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算。
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誌，而是政敵王安石。
可見那是一個君子時代，中國曆史上有那麽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
中國曆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
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界曆史上都是一個奇跡。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裏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曆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
中國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夥，互相傾紮，為禍國家社稷的情況。
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曆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勾結，互為依托。
政黨則不一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
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
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製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
縱觀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
漢自始至終，未脫離過外戚之禍，這個王朝的一開始就沒有開個限頭，呂後當權，差點幹掉劉氏江山。
最終，它還是亡在外戚上。
除了外戚之外，漢還搞了諸王分封，結果也差點壞了大事，漢以後的西晉，就毀在諸王分封上。
八王之亂，結束了西晉的統治，也開始了中原地區的首次外族治權。
唐朝似乎重武輕文，地方官員都委以軍政大權，人權、財權、治權都在各藩鎮，結果尾大不掉。
為了擴張，重用北方蠻族，類同於羅馬帝國用蠻人當兵替自家打仗，可結果如何？
與羅馬帝國的下場很相似。在極盛期就發生了安史之亂，蠻人攻占了兩京，並且丟失了所有擴張的版圖，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後期發生了逆向的蠻族化），首都幾次被攻陷，完全是一個分裂的局麵。
自唐德宗後，中央政府已經名存實亡，很象春秋時代的周王，地方諸侯想到你了，就給點，想利用你了，就送點。
由於唐朝中央政府沒有對各地進行有效地管治，造成軍閥混戰。
中原地區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空前削弱。
北方蠻族趁機侵入中原，並不斷蠶食領土。
到朱溫代唐時，中原已經成了漢族與蠻族雜居的嚴重現實。
契丹人及其它蠻族趁機成了自己的國家，建立了類似儒家文化的政權。
可以說，藩鎮之亂，造成唐朝的滅亡，並直接形成了以後五代十國這一中國自先秦以來最為嚴重的大分裂。
這次分裂對中華文明的危害之深，隻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這就是東胡係（鮮卑、契丹、女真、蒙古）蠻族有機會從遊牧民族逐漸地轉變為依靠農業與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
而這一點成了稍後宋朝統一的主要障礙。
而宋立國之後，當政者需要麵對的問題就是建立怎樣的政治架構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
以科舉製建立人才選拔與任用機製，既打破門閥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決官僚世襲製的弊端。
雖然自隋代就開始了科舉製度，但這一製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製度還是建立在宋代，準入條件的降低，選拔人數的增加（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
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舉製度作為國家開科取士的手段實施，使宋代很快進入了士大夫時代。
什麽叫士大夫？坐而論道，躬身行之。
從此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
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使文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地方官員的主要責任是牧民，守土之責由中央任命專職的軍事長官去處理（這些製度不正是現代的政治製度嗎），二者皆由中央調遣，互不統屬。
這就徹底革除唐季以來軍閥割據的政治傳統，也徹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頻繁更替的政治基礎。
由於宋代皇帝都比較好地執行太祖的祖訓，大臣和言官都敢於發表意見，甚至可以當麵和皇帝爭執，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擔當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時候甚至是主角。
太宗駕崩時，李皇後夥同內侍王繼恩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想立長子而廢太子，遭到宰相呂端斷然拒絕，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立殿不拜。
請轉簾，升殿審視無誤，方率群臣拜唿萬歲（端大事不糊塗）。
英宗即位後，慈壽太後一日送密劄給韓琦，語及皇帝與皇後不奉事，有為孀婦作主之語。
此乃皇家事，由大臣來作中，宋前宋後各代均罕見。
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婦對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戀權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廢）為太上皇。
當然，這裏之所以講這麽多，要傳達的意思就是兩條：由於采取文臣治國，兵權集中於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擁有比過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權力。
權力實際上更集中。
其次，由於宋庭采取更寬鬆、更開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權得到一定的束縛，大臣參與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力比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
正因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經濟、科技、文化、藝術、工藝上的繁榮與先進。
使中華文明自春秋戰國後推向另一個高峰，至少到目前為止，達到中華文明的巔峰。
自宋以後，朝代的更替再也沒有發生五代類似的悲劇。
可以說，宋朝政治製度的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不過後人每每詬病宋之武弱。
宋的對外悲劇前麵有專述，相信大家已經有所了解了，作者菌也就不再解釋。
這裏引用明朝一位學者的話來作一個總結：“或謂宋之弱由削節鎮之權故，夫節鎮之強，非宋強也，強幹弱枝，自是立國大體。二百年弊穴，談笑革之，終宋無強臣之患，豈非轉天移日大手段。”
諸般作法均有流弊，兩害之中權其輕，兩利之間權其重，不亦合乎？
但總的來看，宋代是我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巔峰時代。
哲學、倫理、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醫學、工藝可謂是百花齊放，並且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對文化的重視超過其它所有的開國皇帝。
帝嚐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兇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邪！”趙匡胤於是製定了法律。
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
不準對公卿辱罵，臣下除了謀反和叛逆外，不得殺戮。
又專門建立了言官製度。
開國宰相趙普曾言：“臣半部論語治天下。”
太祖曾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這君臣兩位對儒家、對讀書人的態度決定了宋朝對文化的基本政策。
從此宋朝成為中國曆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自由的時期。
宋代學校教育異常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
宋仁宗以後，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至宋徽宗時期，全國由官府負擔食宿的州縣學生人數達到十五、六萬人，這種情況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除了官辦學校而外，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其中以書院的興盛最為引人注目，聞名全國的有所謂四大書院，即石鼓、嶽麓、白鹿洞、應天書院，據史書記載，至南宋時期，很多州都建有書院，如紹興、徽州、蘇州、桂州、合州，等等。
書院與官辦的州縣學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學校環境較為寬鬆，除了正統的儒家學說而外，其它各種學術均可以講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辯難，如朱熹、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朱熹陳亮之間的“王霸義利之辯”等等，從而活躍了師生的思想，推動了學術的繁榮和進步。
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重要標誌，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體說來，宋代文化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方麵均取得了獨具特色的成就。
就哲學、倫理而言，宋代是繼春秋戰國之後最富成果的時期。
以周敦頤、程顥、程頤為代表，以儒家經典《易傳》和《中庸》為核心，同時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萬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惡等理論體係，成為宋代理學的開創者，最終形成了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至北宋中期，運用“天理”這一範疇，將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等有機聯係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不受時間和空間限製，是永恆存在的、宇宙萬物的本源。
它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
二程還較為係統地確立了宋明理學的基本範疇，可以說是兩宋理學的奠基人。
至南宋時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來各派儒家學說，包括周敦頤、張載等人，建立起一個龐大而係統的思想體係，他以“天理”和“人欲”為主軸，將人類的自然觀、認識論、人性論、道德修養等有機地集合起來，從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學理論體係的艱巨任務。
因而，朱熹是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後影響最大的儒學者，在中國曆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理學在宋代並非一統天下，不論是南宋，還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躍，同時存在其它種種不同的思潮。
與朱熹學術存在差異的陸九淵吸取禪宗理論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二者之間經過激烈爭論，最後不了了之，可知當時學術空氣相當自由，學術環境也是非常寬鬆的。
再如史學領域，在編纂體例方麵，除了繼承傳統的編年、記傳體之外，還新創立紀事本末體，對此後史學的發展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
通常而言，當代史存在不少忌諱，因而宋朝政府開放私人修史的限製，無疑會大大促進史學的繁榮和發展。
正因為如此，宋代史學取得了多方麵的成就。
其中以司馬光等人所著《資治通鑒》最為著名，作為一部編年體通史巨著，其史學價值和政治價值足以和《史記》相媲美。
而在文學方麵，宋詩不僅繼承了唐詩的輝煌，而且還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宋體。
藝術成就和唐詩並峙的就是宋詞，在宋代，這一藝術形式的成就達到頂峰。
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這一文學形式也達到前無古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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