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一明妃曲歌罷,在眾人迴味無窮間,李小魚是率先鼓掌讚歎了起來,笑著說道。


    “好,老王,不錯嘛,果然厲害啊,行,我算服了,今天這場詞會比試中,看來隻有你勉強能與我平分秋色啊。”


    王安石:“……”


    一時間,聽得李小魚這樣說,不知道是在誇人還是自誇,王安石是顯得很無語,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鬱悶道。


    “好了,王華,你小子也別狂了,我承認,你是我見過最出色的武舉生,的確很了不起,才華不比我們這些寒窗苦讀數十年的文舉生差。”


    “但是,就算如此,你想要勝過我,也沒那麽容易,接下來,把你寫的另一《明妃曲》也拿出來吧,我倒要看看,你寫得到底怎樣,有沒有我寫的好。”


    聞言,李小魚也是笑著說道。


    “那好啊,當然,其實咱們這兩《明妃曲》倒也真說不上誰更好一些,隻能說是各有千秋就是了,你聽聽看吧,反正不比你這差就是了。”


    說著,李小魚也是真的拿出了自己所寫的第二《明妃曲》,遞給了李師師,讓她幫忙演唱。


    李師師自然同樣是迫不及待的接過看了起來,在一旁柳依依羨慕嫉妒恨的目光中,再次被李小魚的才華所傾倒,對他驚為天人。


    想著,他也沒有耽擱,玉手撫動琴弦,開始緩緩演唱,又將眾人帶入了一種新的意境。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於國。”


    “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萬裏安能製夷狄!”


    “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


    “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


    “……”


    一時間,琴聲哀怨,歌聲婉轉,令得所有人隨著她動人的歌聲不由自主的想到,漢宮裏有一位美貌的絕代佳人,隻可惜最初天子並不認識她,可突然間卻要她隨著漢使離去,嫁給匈奴國君,要去遙遠的邊地。


    後來,天子得見她的容貌後,是驚為天人,覺得這姣美的容顏天下無比,一旦失去了,要想再次得到可就困難無比了。


    雖然惱怒之下,天子可以怒把替她畫畫的畫工殺掉,可對於事情又有什麽補益呢?


    最後,筆鋒一轉,又是令所有人不由自主的想到,貴為天子,連眼前的美醜尚且不能分辨,又怎麽能製服萬裏之外的夷狄呢!


    所以,漢代的“和親”實在是笨拙之計,女子不要再用容貌炫耀自己。


    明妃離去時傷心落淚,傷心的淚水喲,灑向花枝。


    日暮黃昏狂風吹起,風起花落啊,飄向哪裏?


    漂亮的女孩大多有不幸的命運,不必怨天尤人,原應自己歎息!


    總之,歐陽修這第二詩《明妃曲》哀怨的氣氛更上一層樓,詩中的“漢宮”四句化用了西漢李延年詩歌之意,略敘明妃事實,筆力簡勁。


    “絕色”兩句,緊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說話;“雖能”兩句轉向責備漢元帝,就事論事,語挾風霜,但這隻是為下邊兩句作鋪墊。


    “耳目”兩句,為全篇警策,在當時宋人就有說它“切中膏肓”(《詩林廣記》引錢晉齋語),得以廣泛傳誦。


    詩人說,眼前的美醜尚不能辨,萬裏之外的“夷狄”情況何以判斷?又何以能製定製服“夷狄”之策呢?


    這是極深刻的曆史見解,而又以詩語出之,千古罕見。


    事實卻不是“製夷狄”而是為“夷狄”所“製”。


    因而自然引出“漢計誠已拙”這一判語。


    “漢計誠已拙”語簡意深,是全詩主旨所在。


    因為前文說了,漢代的“和親”與宋代的“歲幣”,同是乞求和平,為計之拙,正複相同。


    詩中表麵上是說漢朝,實際上是說宋朝,而且妙在一經點出,便立即轉入“女色難自誇”,以接迴明妃身上,否則就成了《和親論》而不是《明妃曲》。


    同時,不得不說,這也是個很奇特的現象,雖然大家的印象中總是覺得宋朝很軟弱,老是給人家賠錢,但值得稱道的一點事,不管如何軟弱,整個宋朝,都無一例和親的例子。


    仿佛這成了他們堅守的一個底線,那就是不管如何賠錢,哪怕稱臣納貢都行,我就是不跟你和親,算是為保護女性權益做出了貢獻。


    這是真的,的確很奇怪。


    要知道,在中國古代史上,可是存在著相當廣泛的和親現象,就類型而言,有中原王朝和少數民族政權間的聯姻、割據政權與少數民族政權間的聯姻、割據政權間的聯姻、少數民族之間的聯姻。


    就朝代而言,有漢與匈奴、漢與烏孫、孫吳與蜀漢、隋唐與吐穀渾、隋唐與突厥、唐與吐蕃、遼與西夏、以及後來滿蒙聯姻等等。


    無論形式怎樣變化,但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這些都是政治利益的驅動,公主們雖然高貴,但在這方麵毫無人權可言,隻是可悲的政治犧牲品。


    所以縱觀整個和親史,宋朝就顯得很突兀了,哪怕有漢唐的例子在前,也堅持不肯和親,要知道一旦和親就可以不用給歲幣了,但宋朝就不,可謂是仗著自己有錢為所欲為,就是不肯低下自己高傲的頭顱。


    而之所以如此,很多人研究過,原因有很多,一是宋朝士的文官們雖然看不起武將,但更看不起這些蠻夷,主張以物質厭其欲,堅決的反對和親、割地等認為有辱國格的事情。


    像是富弼、賈昌朝等是持這類觀點的代表人物。


    比如當時遼興宗曾派劉六符等南下宋朝議割地、和親事宜,當割地的要求被北宋的談判代表富弼等人拒絕後,他們就提出了與宋和親的要求。


    可富弼卻借口婚姻易生嫌隙而婉言拒絕。


    “結婚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


    賈昌朝對和親的反對態度更是溢於言表,他說。


    “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者,建言和親辱國,而尺地亦不可許。朝議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於元昊,昔尚結讚欲助唐討朱泚,而6贄以為不可。後年乃知吐蕃陰與泚合。今安知契丹不出此邪?’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辭,因奏此疏。”


    還有就是北宋是理學端的時期,南宋是理學的興盛期,故而兩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親與倫理道德相對立,像上文提到的賈昌朝,就認為“和親辱國”。


    而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更是把“中國結婚夷狄”視作“自取羞辱”。


    理學使傳統的夷夏之防觀念深入人心,它用新的方法來闡述封建倫理綱常和等級秩序,逐步成為兩宋時期的思想文化的主流。


    受理學思想的影響,傳統的民族偏見大大加深,漢族的正統觀念由此奠定,和親之策自然而然就被削弱。


    因而當少數民族政權提出和親請求時,宋人心理是無法接受的。


    像是《宣和遺事》開篇即言:“中國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人欲也,皆是陰類”。


    所以,宋朝並沒有出現“和親”現象,即使在麵對遼、夏的和親請求時也是堅決拒絕和親。


    包括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推崇以文德來治理國家,像是趙普在《上太宗請班師》中說“以威德禦之”;孫覺在致神宗“勝夷狄之患”的上疏中說:“蓋陛下新即大位,夷狄未見威德,故敢或為侵侮以窺我邊。”


    不難看出,他們無不奉行以德治來處理與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強調王者要以德服天下,對待番邦要“示之以德”。


    也就是隻要統治者具備高尚的德行,就能讓番邦真心的臣服於中原王朝;而他們認為夷狄之所以屢屢侵犯邊境,就是因為沒有對他們推行“德治”,沒有施予恩惠。


    對德治的推崇與浸淫下,他們認為與蠻夷“和親”是一種失德行為,而歲幣既可滿足蠻夷對於中原財富的物質需要,避免戰爭。


    而且可以通過金錢安撫他們,並以此作為對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一種寬容和恩賜,以實現自我滿足的心理,彰顯大國風範,實現其“大德治天下”的目的。


    所以標榜開明又崇尚德治的宋王朝統治者比起“和親”更願意以錢財來平息戰亂,維持與少數民族的關係。


    換句話說就是覺得氪金就是天下無敵,沒什麽事是氪金解決不了的。


    於是,宋朝在與遼、夏、金議和時,寧可多給金帛,也不願嫁女和親。


    也正是因為如此,在遼興宗向宋朝提出以和親、增幣代替割地的要求時,宋朝允許增幣,但拒絕和親。


    在宋仁宗及參與談判的大臣富弼等人的心中,割地無疑是喪權辱國,和親則大失體麵,給錢則小事一樁,因此才以各種理由加以拒絕,最後使“契丹不複求婚,專欲增幣”。


    由此可見,還是宋朝強大的經濟實力為“無和親”提供了保障,那就是我太有錢了,不差這麽一點,就當打叫花子了。


    當然,這也主要得力於宋朝時的經濟重心生了南移,要知道宋朝當時的墾田總數目達到了72億畝左右,雖然它的國土麵積比不上漢唐,但這一數額在中國古代社會上卻依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此外,宋朝時種子、肥料得到了廣泛普及,農具和生產方式不斷進步,使得宋朝糧食作物單位麵積產量大幅提高。


    包括像前文已經說了,宋朝的商業也呈擴大和展的態勢,北宋時城市與坊市的格局已經被完全打破,營業時間也大大的延長;宋朝商業不再局限於城市的範圍,在一些偏遠的地方也形成了眾多的的草市和鎮市。


    並且宋朝在農、手工、商業上都取得了迅的展,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宋朝“金帛外交”提供了殷實的經濟保障,迎合富弼、賈昌朝等宋臣“以物質厭其欲”主張,大大增加了宋人拒絕遼和西夏和親的底氣,由此金帛演化為一種處理民族關係,平息兩國戰亂的外交手段。


    還有就是隨著商品經濟的展和國內市場的擴展,宋代的互市也加強了中原內地與周邊民族政權之間的聯係,中原王朝的豐盈物資讓周邊的民族政權產生了與中原互市的依賴性和迫切性。


    以西夏為例,在西夏國內,絹和布的價格不是很高,易於被尋常百姓家接受,但是當兩國交惡,宋夏兩國貿易互市關閉,這些平常的東西價格飛漲。


    在這種情況下,和親在對外政策中的積極影響就大為削減,宋王朝的君臣們看到了宋朝在互市方麵的主導權,因而他們將互市納入了對外政策的體係之內,使互市成為了對外政策的新手段。


    當然,還有一點就是宋朝的“守內虛外”政策導致皇室與將門通婚,已經沒有多餘的公主用去和親了。


    要知道受唐末藩鎮割據,武將奪權的曆史影響,宋朝采取了“守內虛外”的國家政策,這一政策由宋太祖趙匡胤起,此後曆代沿襲,皇族的女子大多嫁入將門,用這種政治聯姻以安定將心,防止其擁兵作亂。


    像是《宋史?公主》記載:“太祖六女。魏國大長公主,開寶三年,封昭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王承衍,賜第景龍門外”。


    “太宗七女。揚國太長公主,至道三年,封宣慈長公主,鹹平五年,進魯國,下嫁左衛將軍柴宗慶……”


    也正是這一政策造成了北宋王朝內部的積貧積弱,外防空虛更是屢次將宋朝拖入戰敗泥潭,無力招架外敵挑釁。


    所以,可以說是成也太祖,敗也太祖啊,如果他不製定這一政策,或者改成漢唐時的內聖外王的話,說不定又是另一番局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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