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需要說明一下，如果非要刨根究底的話，其實人類曆史上最早的報紙雛形應該是出現在唐朝。
因為唐朝有一種叫做“開元雜報”的東西，十分類似報紙。
如晚唐孫樵《經緯集》裏的“讀開元雜報”條就寫得十分明白。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係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奏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一刻罷。如此凡數十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
由此可見，《開元雜報》是記載開元年間唐玄宗日常雜事報告的書籍，比較類似現代報紙，故名“開元雜報”。
同時唐朝還有一種叫做邸報的公函，不過因其屬於官文書，不是公開發行，而且帶有相當程度的機密性，受眾麵比較小，隻有各個藩鎮的頭頭作為少量讀者。
當然，之所以如此，還是因為其不是印刷品，因為由於唐代印刷技術極其落後，所以唐人始終沒有把印刷技術用於傳播文化知識，而隻是用於印製佛經。
所以唐代二百年來的書籍大部分都是手抄的，而且是卷軸的，像畫一樣，根本就沒有像宋代那樣的折疊書，所以唐人稱書一般都稱為一幅書而不是一本書。
到了宋代，這一情況才明顯改觀了許多，因為宋朝經濟發達，文化先進，而且有了更加高明的印刷術，所以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新聞名詞，如邸報、朝報、小報、新聞等。
其中邸報、朝報一般都是指由官方發行天下的報紙，小報、新聞則是指民間發行的報紙。
但民間私自發行的報紙最初因為是新鮮事物，所以開始一直沒有新的稱謂，還是被稱之為邸報、朝報，直到後來過了很長時間才出現小報、新聞等嶄新獨立的名詞。
而且宋代的邸報是不同於唐代的邸報的，宋代邸報內容豐富，涵蓋很廣，讀閱人群麵也更為廣泛，如戴複古詩曰：“時於邸報上，屢見得祠官。”
還有《宋史，李師中傳》記載：“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
包括蘇軾《與工兀直書》曰：“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每見一邸報，須數人卜獄得罪。”
以及蘇軾有詩曰：“坐觀邸報談迂叟，閑說滁山憶醉翁。”其自注道：“是日坐中觀邸報，雲迂叟已押入門下省。”
迂叟即司馬光，說的是蘇軾在黃州至汝州的途中從邸報上就得知了司馬光成為宰相的消息。
還有宋伯仁《看邸報》詩曰：“朝家日日有遷除，休說人才愧國初。”
洪諮夔詩曰：“昨朝忽見邸狀報，詔答丞相辭公師。”
可見宋代的報紙就已經開始刊登及各地官員升遷、得罪、免職的消息了，並不是什麽不能對外說的秘密。
還包括薑特立《邸報京丞相薨背》詩曰：“丞相今朝薨相位，衣冠贈典一番新。作場好夢歸鄉去，仰羨無非夢裏人。”
王十朋《哭陳阜卿》詩曰：“邸報知兇訃，傷心不忍言。圖猶對徐孺，人已喪陳蕃。”
可見宋代報紙還刊登名人去世的消息。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宋代官辦報紙的“編輯部”在皇宮內，“編輯”在那時叫做進奏官，負責向地方各州通報朝廷的各種動態。
早在宋代初年，進奏官是由各州派駐京城的，各自有獨立的辦公地點，進奏官負責向皇帝進呈地方大員的奏章，又把皇帝的批複以及朝廷的各種動態定時編寫成文，通過驛站送迴地方，按官員級別發行傳閱。
這種文件被稱作“進奏院朝報”，也稱為“朝報”或“邸報”，這種報紙被一些新聞史學家稱為現代報紙的古代祖先，而不承認唐朝那種不公開發行，不是印刷品的報紙。
一直到後來，宋太宗覺得一百多個進奏官，分散在京城各處，實在不好管理，就把他們集中起來，在皇宮大內一側為他們提供辦公地點，稱為“都進奏院”。
進奏官們在皇宮內辛勤辦公，定期編輯“朝報”，通過驛站郵寄發行。
誰升了官，誰被罷免了，皇帝接見了誰，出席了什麽慶典，下發了什麽詔書，邊疆軍情如何，哪裏發生了水災、旱災或瘟疫種種牽動人心的事情，都能在朝報上看到。
比如廣州地處南疆，是曆任士大夫眼裏的蠻荒之地，消息相對閉塞，一份份通過驛站“飛”送過來的朝報，是地方大員翹首盼望的珍貴信息來源。
每一期朝報從開封府“啟程”，通過驛站傳送，按照朝廷關於普通文書最慢每天也要100多公裏的規定，大概不到20天就到了，然後再按照官員級別發行傳閱。
按照一些地方筆記的記載，隻要朝報一到，各級地方大員哪怕正在吃飯，也會直接扔下筷子急急拿過報紙來，從頭到尾，細細閱讀。
看到好消息時，是喜不自勝，看到壞消息時，則長籲短歎，甚至痛心疾首，伏案痛哭乃至痛罵不已的。
就這樣，一份份定期從京城遠道而來的朝報，十分巨大的影響著知府、知縣以及其他大小官員的心情。
由此可見，這些在皇宮內編輯，並發行各地的朝報，其實質是一份“中央政府公報”，但它已經形成了編輯、審稿、發布、抄寫、下發的完整鏈條，故而報業史學家把它稱為現代報紙的祖先，也絕非空穴來風。
至於街頭“小報”的話，還是以偏遠的廣州府舉例，因為官辦報紙隻有一份朝報，別無分店，且朝報隻限於有資格的官員之間傳閱，普通老百姓壓根就看不到。
可是，一來朝報有嚴格的審核程序，不管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會影響消息的及時發布。
要知道，地方官員都可都是如長頸鹿一樣伸著脖子焦急等待著看各種動態呢，慢了怎麽行？
慢上個一兩天還好，能忍忍，要是慢上了五六天，那可就遭了大罪了，許多官員都得吃不香睡不著，暗地裏瞎琢磨不可，實在要人命。
特別是在宋代廣州雖然是許多人眼裏的蠻荒之地，比不上汴梁洛陽繁華，但不可否認它也是一個國際性的商業都會，官員們固然要了解中央的時事動態，許多的中外商人也特別需要了解各種信息啊。
試想一下，假如你是一個商人，計劃北上揚州或杭州販賣一批珍貴的香料，臨行前是不是很想知道那裏的時局穩不穩，有沒有發生水災、旱災、饑荒、土匪等。
如果兩眼一抹黑，到了那裏才發現當地正亂的一塌糊塗，百姓們吃都吃不飽，哪有錢買香料啊，產品根本沒銷路，還土匪橫行，隨時可能被搶，那可就哭都來不及咯。
所謂有需求就有市場，越是商業發達的地方，信息就越是值錢，這和許多大老板每天固定看新聞聯播一個道理。
而恰巧宋代的廣州城商業發達，朝廷動態、官員變更、皇帝詔書、災情兵變，幾乎所有的信息都能拿來賣錢。
眾所周知，隻要是能賺錢的事情，就自然會有人去做，於是，宋代影響深遠的“小報”就在廣州城裏粉墨登場了。
所以宋代“小報”的第一個催生婆，就是各地派駐京城的進奏官。
前文已經說了，官方發行的中央政府公報是要經過層層審核把關的，新聞的時效性必然受到很大影響。
而廣州城裏的地方大員如果著急，就會托進奏官私下打探消息，當然，托人辦事，總要“意思意思”嘛，這也是人之常情。
不過，那時別說沒有互聯網了，連郵局都沒有，進奏官受托打探到消息後，路迢迢，水長長，怎麽傳遞迴來呢？
他們也有自己的辦法，在那時，普通老百姓要想給外出經商或“打工”的家人寫信，隻能打聽一下街坊四鄰有沒有人也去往同樣的地方，托他順便捎上，此外沒有別的辦法。
但官員的待遇就大不相同了，朝廷顧念官員在外不易，允許他們的家信可以通過驛站傳遞，於是，進奏官就把私下寫成的“消息稿”偽裝成書信的形式，通過驛站兵丁的傳遞，一程程送到嶺南。
到了南宋時期，這樣的做法成了“公開的秘密”，很多時候，官方的報紙還沒上路呢，重要的消息就已經在地方上傳開了。
這是地方大員們想早一點了解時事動態的辦法，可以私下請進奏官幫幫忙，可如果是商人想要了解時事動態，又該怎麽辦呢？
當然還是找“線人”啦！
因為在那時，商人做生意可不像現在，一個人也能單打獨鬥，在那時，幾乎沒人能離開行會，所以才有什麽徽商，晉商等聞名遐邇的大商會。
而這些行會的首腦又與大大小小的官員有許多交道，找幾個“線人”打探一下，不是什麽難事。
官員私下知道的消息，打探起來相對困難，但官方報紙上的消息，要打探就容易多了，這其中自然也免不了要“意思意思”一下，至於這“意思”的代價，就要視打探的難度而定了。
而這打探消息要支付代價，打探來的消息，不僅對自己有用，也對別人有用，凡是有用的東西就值錢，那幹嗎不用它賺點錢，把打探的成本收迴來呢？
再說了，線人也有自己的圈子，圈子裏的人想掙點錢，於是，現代“報人”的先驅就應運而生了。
他們把打探來的消息集合在一起，套用“朝報”的形式，直接編成了一張張報紙，這些報紙從采訪（打探消息）、編寫到發行，全都是由民間力量完成的，故而被曆史學界認為是民間報紙的先驅。
不過，“小報”二字是後人的稱唿，當時，它就掛著“朝報”這個響亮的名頭，隻不過是“山寨版”的而已。
雖說有一點掛羊頭賣狗肉的嫌疑，但作為一種銷售策略，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並且，雖然是山寨版，可是隨著“小報”的及時準確性遠超官報，影響力越來越大，所以到最後竟然漸漸的快要幹死了正版，這可以說是盜版幹死正版的第一先例了。
比如宋神宗熙寧二年，監察禦史裏行張戩言：“竊聞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毀時政，搖動眾情，傳惑天下，至有矯撰敕文，印賣都市。”“肆毀時政，搖動眾情，傳惑天下，印賣都市。”
由此，許多官員都看不下去了，開始猛烈抨擊“小報”，很有可能就是因為搶了他們的生意。
可小報卻依舊無動於衷，因為有需求就有市場，這是禁止不了的，“小報”是越來越紅火，甚至還出現了私人報社。
如《宋會要刑法誌》記載：“訪聞有一使臣及合門院子，專以探報此等事為生。或得於省院之漏泄，或得於街市之剽聞，又或意見之撰造，日書一紙，以出局之後，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悉皆傳授，坐獲不貲之利，以先得者為功。”
“一以傳十，十以傳百，以至遍達於州郡監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真偽亦不複辨也。”
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這就足以說明宋人私家小報比公家大報還受人民歡迎。
這都是因為“小報”內容大膽，傳播迅速，時效性強，與官報競爭具有優勢。
甚至在宋欽宗靖康二年，還出現了報童這一職業，有記載說：“淩晨有賣朝報者，並所在各有大榜揭於通衢”。
這所謂的賣朝報者就是指賣“小報”之人，可見至少在北宋末開封城就已經出現從事買報賣報這個嶄新的職業了。
乃至於到了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依舊有人抨擊“小報”，說“近聞不逞之徒，撰造無根之語，名曰小報，傳播中外，駭惑聽聞。”
最後南宋趙昇《朝野類要》記載：“朝報，日出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叛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泄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
由此，民間“小報”又有新聞之號，已有近代報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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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唐朝有一種叫做“開元雜報”的東西，十分類似報紙。
如晚唐孫樵《經緯集》裏的“讀開元雜報”條就寫得十分明白。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係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奏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一刻罷。如此凡數十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
由此可見，《開元雜報》是記載開元年間唐玄宗日常雜事報告的書籍，比較類似現代報紙，故名“開元雜報”。
同時唐朝還有一種叫做邸報的公函，不過因其屬於官文書，不是公開發行，而且帶有相當程度的機密性，受眾麵比較小，隻有各個藩鎮的頭頭作為少量讀者。
當然，之所以如此，還是因為其不是印刷品，因為由於唐代印刷技術極其落後，所以唐人始終沒有把印刷技術用於傳播文化知識，而隻是用於印製佛經。
所以唐代二百年來的書籍大部分都是手抄的，而且是卷軸的，像畫一樣，根本就沒有像宋代那樣的折疊書，所以唐人稱書一般都稱為一幅書而不是一本書。
到了宋代，這一情況才明顯改觀了許多，因為宋朝經濟發達，文化先進，而且有了更加高明的印刷術，所以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新聞名詞，如邸報、朝報、小報、新聞等。
其中邸報、朝報一般都是指由官方發行天下的報紙，小報、新聞則是指民間發行的報紙。
但民間私自發行的報紙最初因為是新鮮事物，所以開始一直沒有新的稱謂，還是被稱之為邸報、朝報，直到後來過了很長時間才出現小報、新聞等嶄新獨立的名詞。
而且宋代的邸報是不同於唐代的邸報的，宋代邸報內容豐富，涵蓋很廣，讀閱人群麵也更為廣泛，如戴複古詩曰：“時於邸報上，屢見得祠官。”
還有《宋史，李師中傳》記載：“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
包括蘇軾《與工兀直書》曰：“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每見一邸報，須數人卜獄得罪。”
以及蘇軾有詩曰：“坐觀邸報談迂叟，閑說滁山憶醉翁。”其自注道：“是日坐中觀邸報，雲迂叟已押入門下省。”
迂叟即司馬光，說的是蘇軾在黃州至汝州的途中從邸報上就得知了司馬光成為宰相的消息。
還有宋伯仁《看邸報》詩曰：“朝家日日有遷除，休說人才愧國初。”
洪諮夔詩曰：“昨朝忽見邸狀報，詔答丞相辭公師。”
可見宋代的報紙就已經開始刊登及各地官員升遷、得罪、免職的消息了，並不是什麽不能對外說的秘密。
還包括薑特立《邸報京丞相薨背》詩曰：“丞相今朝薨相位，衣冠贈典一番新。作場好夢歸鄉去，仰羨無非夢裏人。”
王十朋《哭陳阜卿》詩曰：“邸報知兇訃，傷心不忍言。圖猶對徐孺，人已喪陳蕃。”
可見宋代報紙還刊登名人去世的消息。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宋代官辦報紙的“編輯部”在皇宮內，“編輯”在那時叫做進奏官，負責向地方各州通報朝廷的各種動態。
早在宋代初年，進奏官是由各州派駐京城的，各自有獨立的辦公地點，進奏官負責向皇帝進呈地方大員的奏章，又把皇帝的批複以及朝廷的各種動態定時編寫成文，通過驛站送迴地方，按官員級別發行傳閱。
這種文件被稱作“進奏院朝報”，也稱為“朝報”或“邸報”，這種報紙被一些新聞史學家稱為現代報紙的古代祖先，而不承認唐朝那種不公開發行，不是印刷品的報紙。
一直到後來，宋太宗覺得一百多個進奏官，分散在京城各處，實在不好管理，就把他們集中起來，在皇宮大內一側為他們提供辦公地點，稱為“都進奏院”。
進奏官們在皇宮內辛勤辦公，定期編輯“朝報”，通過驛站郵寄發行。
誰升了官，誰被罷免了，皇帝接見了誰，出席了什麽慶典，下發了什麽詔書，邊疆軍情如何，哪裏發生了水災、旱災或瘟疫種種牽動人心的事情，都能在朝報上看到。
比如廣州地處南疆，是曆任士大夫眼裏的蠻荒之地，消息相對閉塞，一份份通過驛站“飛”送過來的朝報，是地方大員翹首盼望的珍貴信息來源。
每一期朝報從開封府“啟程”，通過驛站傳送，按照朝廷關於普通文書最慢每天也要100多公裏的規定，大概不到20天就到了，然後再按照官員級別發行傳閱。
按照一些地方筆記的記載，隻要朝報一到，各級地方大員哪怕正在吃飯，也會直接扔下筷子急急拿過報紙來，從頭到尾，細細閱讀。
看到好消息時，是喜不自勝，看到壞消息時，則長籲短歎，甚至痛心疾首，伏案痛哭乃至痛罵不已的。
就這樣，一份份定期從京城遠道而來的朝報，十分巨大的影響著知府、知縣以及其他大小官員的心情。
由此可見，這些在皇宮內編輯，並發行各地的朝報，其實質是一份“中央政府公報”，但它已經形成了編輯、審稿、發布、抄寫、下發的完整鏈條，故而報業史學家把它稱為現代報紙的祖先，也絕非空穴來風。
至於街頭“小報”的話，還是以偏遠的廣州府舉例，因為官辦報紙隻有一份朝報，別無分店，且朝報隻限於有資格的官員之間傳閱，普通老百姓壓根就看不到。
可是，一來朝報有嚴格的審核程序，不管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會影響消息的及時發布。
要知道，地方官員都可都是如長頸鹿一樣伸著脖子焦急等待著看各種動態呢，慢了怎麽行？
慢上個一兩天還好，能忍忍，要是慢上了五六天，那可就遭了大罪了，許多官員都得吃不香睡不著，暗地裏瞎琢磨不可，實在要人命。
特別是在宋代廣州雖然是許多人眼裏的蠻荒之地，比不上汴梁洛陽繁華，但不可否認它也是一個國際性的商業都會，官員們固然要了解中央的時事動態，許多的中外商人也特別需要了解各種信息啊。
試想一下，假如你是一個商人，計劃北上揚州或杭州販賣一批珍貴的香料，臨行前是不是很想知道那裏的時局穩不穩，有沒有發生水災、旱災、饑荒、土匪等。
如果兩眼一抹黑，到了那裏才發現當地正亂的一塌糊塗，百姓們吃都吃不飽，哪有錢買香料啊，產品根本沒銷路，還土匪橫行，隨時可能被搶，那可就哭都來不及咯。
所謂有需求就有市場，越是商業發達的地方，信息就越是值錢，這和許多大老板每天固定看新聞聯播一個道理。
而恰巧宋代的廣州城商業發達，朝廷動態、官員變更、皇帝詔書、災情兵變，幾乎所有的信息都能拿來賣錢。
眾所周知，隻要是能賺錢的事情，就自然會有人去做，於是，宋代影響深遠的“小報”就在廣州城裏粉墨登場了。
所以宋代“小報”的第一個催生婆，就是各地派駐京城的進奏官。
前文已經說了，官方發行的中央政府公報是要經過層層審核把關的，新聞的時效性必然受到很大影響。
而廣州城裏的地方大員如果著急，就會托進奏官私下打探消息，當然，托人辦事，總要“意思意思”嘛，這也是人之常情。
不過，那時別說沒有互聯網了，連郵局都沒有，進奏官受托打探到消息後，路迢迢，水長長，怎麽傳遞迴來呢？
他們也有自己的辦法，在那時，普通老百姓要想給外出經商或“打工”的家人寫信，隻能打聽一下街坊四鄰有沒有人也去往同樣的地方，托他順便捎上，此外沒有別的辦法。
但官員的待遇就大不相同了，朝廷顧念官員在外不易，允許他們的家信可以通過驛站傳遞，於是，進奏官就把私下寫成的“消息稿”偽裝成書信的形式，通過驛站兵丁的傳遞，一程程送到嶺南。
到了南宋時期，這樣的做法成了“公開的秘密”，很多時候，官方的報紙還沒上路呢，重要的消息就已經在地方上傳開了。
這是地方大員們想早一點了解時事動態的辦法，可以私下請進奏官幫幫忙，可如果是商人想要了解時事動態，又該怎麽辦呢？
當然還是找“線人”啦！
因為在那時，商人做生意可不像現在，一個人也能單打獨鬥，在那時，幾乎沒人能離開行會，所以才有什麽徽商，晉商等聞名遐邇的大商會。
而這些行會的首腦又與大大小小的官員有許多交道，找幾個“線人”打探一下，不是什麽難事。
官員私下知道的消息，打探起來相對困難，但官方報紙上的消息，要打探就容易多了，這其中自然也免不了要“意思意思”一下，至於這“意思”的代價，就要視打探的難度而定了。
而這打探消息要支付代價，打探來的消息，不僅對自己有用，也對別人有用，凡是有用的東西就值錢，那幹嗎不用它賺點錢，把打探的成本收迴來呢？
再說了，線人也有自己的圈子，圈子裏的人想掙點錢，於是，現代“報人”的先驅就應運而生了。
他們把打探來的消息集合在一起，套用“朝報”的形式，直接編成了一張張報紙，這些報紙從采訪（打探消息）、編寫到發行，全都是由民間力量完成的，故而被曆史學界認為是民間報紙的先驅。
不過，“小報”二字是後人的稱唿，當時，它就掛著“朝報”這個響亮的名頭，隻不過是“山寨版”的而已。
雖說有一點掛羊頭賣狗肉的嫌疑，但作為一種銷售策略，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並且，雖然是山寨版，可是隨著“小報”的及時準確性遠超官報，影響力越來越大，所以到最後竟然漸漸的快要幹死了正版，這可以說是盜版幹死正版的第一先例了。
比如宋神宗熙寧二年，監察禦史裏行張戩言：“竊聞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毀時政，搖動眾情，傳惑天下，至有矯撰敕文，印賣都市。”“肆毀時政，搖動眾情，傳惑天下，印賣都市。”
由此，許多官員都看不下去了，開始猛烈抨擊“小報”，很有可能就是因為搶了他們的生意。
可小報卻依舊無動於衷，因為有需求就有市場，這是禁止不了的，“小報”是越來越紅火，甚至還出現了私人報社。
如《宋會要刑法誌》記載：“訪聞有一使臣及合門院子，專以探報此等事為生。或得於省院之漏泄，或得於街市之剽聞，又或意見之撰造，日書一紙，以出局之後，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悉皆傳授，坐獲不貲之利，以先得者為功。”
“一以傳十，十以傳百，以至遍達於州郡監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真偽亦不複辨也。”
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這就足以說明宋人私家小報比公家大報還受人民歡迎。
這都是因為“小報”內容大膽，傳播迅速，時效性強，與官報競爭具有優勢。
甚至在宋欽宗靖康二年，還出現了報童這一職業，有記載說：“淩晨有賣朝報者，並所在各有大榜揭於通衢”。
這所謂的賣朝報者就是指賣“小報”之人，可見至少在北宋末開封城就已經出現從事買報賣報這個嶄新的職業了。
乃至於到了宋孝宗淳熙十五年依舊有人抨擊“小報”，說“近聞不逞之徒，撰造無根之語，名曰小報，傳播中外，駭惑聽聞。”
最後南宋趙昇《朝野類要》記載：“朝報，日出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叛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泄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
由此，民間“小報”又有新聞之號，已有近代報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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