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忍受隻能呆坐在辦公桌前。我必須找點事情來讓自己分心，不然就會完全失去冷靜。
有人侵入我辦公室的電腦，而埃伯格又要求在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鍾之內見到我。他不可能隻是邀請我去喝茶。
我到處查看證據收集的進展。通常我會去樓上各個檢驗室拿證據，有時隻是去看看我的案子的進展——就像個盡責的醫生巡視病人一樣。但此時此刻，這次例行公事卻像是一趟暗藏危機又絕望的旅程。
司法科學局像個蜂窩，一間間小房間裏塞滿了各種檢驗設備，和身穿白袍，戴著塑料護目鏡的人。
當我經過他們敞開的門口時，有幾個檢驗專家對我點頭微笑，但大多數人都沒抬頭，他們太專注於手上的工作，對路過的人毫無所悉。而我在想艾比·特恩布爾和其他我不喜歡的記者。
是不是某個野心勃勃的記者侵入了我們的電腦盜取數據？
這等事情發生多久了？
黑色桌麵上淩亂散布的量杯、試管和酒精燈將我拉迴現實，我赫然發現自己不知不覺中轉進了血清實驗室。擠在玻璃櫥裏的是一袋袋證據與一瓶瓶化學藥品。房間中央則是一張長桌，上麵堆著從洛麗·彼得森床上剝下來的被套與床單。
“你來得正好。”貝蒂跟我打招唿，“如果你想得胃潰瘍，現在正是時候。”
“不，謝了。”
“嗯，我早得了。”她加上一句，“你怎麽可能免疫呢？”
貝蒂有一頭鐵灰色的頭發，快退休了，她五官輪廓鮮明，淡褐色的眼裏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或許有些羞澀敏感，看你願不願花時間去了解她而定。我第一次遇見她就喜歡她。這位首席血清專家做事非常精細，洞察力敏銳得猶如手術刀。她私下裏熱衷賞鳥，而且彈得一手好鋼琴。她一直沒結婚，也從沒因此後悔過。她讓我想起我在天主教會學校讀書時最喜歡的瑪莎修女。
她長袍的袖口高高卷到肘彎，雙手戴了手套。她工作的桌麵上有排裝了棉花棒的試管、一個采證袋、裏麵裝了顯微鏡玻片的硬紙檔案夾，和收了洛麗-彼得森頭發樣本的信封。檔案夾、信封與試管上麵貼了由電腦打印的標簽。這個程序是我最先想到用的，也是瑪格麗特另一項程序設計的成果。
我模糊地記起最近一次在學術會議裏聽到的閑話。芝加哥市長突然死亡後的幾個星期中，試圖入侵法醫部門電腦的事件居然多達九十起。很多人都認為侵入者
是那些想追出驗屍報告與毒物檢驗結果的記者。
誰？到底是誰侵入了我的電腦？為什麽？
“他進展得相當順利。”貝蒂在說著什麽。
“很抱歉……”我不好意思地微笑。
她又說了一遍：“我今早同格拉斯蒙醫生談過。他一直在檢驗前兩個案子的樣本，兩三天後就會有結果。”
“後麵兩個的樣本你送去了嗎？”
“剛送去。”她旋開一個棕色的小瓶瓶蓋，“柏·弗蘭德親自送去。”
“柏·弗蘭德？”我插口問道。
“又叫友善警官，我們這裏都這樣叫他。他也是個榮譽童子軍。讓我看看，開車去紐約大概要六小時，他在傍晚時分應該會送到那裏的檢驗室。我想他們是抽簽決定的。”
我一臉不解地看著她：“抽簽？”
埃伯格想做什麽？或許他想了解dna檢驗是怎麽一迴事。現在每個人都對這個感興趣。
“那些警察，”貝蒂說，“會去紐約或別的地方。有些人從沒去過。”
“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去一次就足夠了。”我漫不經心地迴答，“等他們試過變換車道或找停車位，就會想迴來了。”
但如果他對dna檢驗或其他事有問題，他可以發電子郵件送個備忘錄過來。通常埃伯格都會這麽做，事實上，這是他的一貫作風。
“嗯，不隻如此，我們的柏從小生長在田納西，不論去哪裏，他都非得帶著那玩意兒一起走。”
“希望他這次去紐約沒有帶。”我嘴上應付著，但其實心不在焉。
“嗯，”她繼續道，“他的隊長叫他不要帶，告訴他北佬那兒有關槍支的法律和這裏不一樣。柏來拿樣本時一瞼微笑，一麵笑，一麵拍著他夾克下的手槍皮套。原來他帶了把約翰·韋恩拿過的那種連發左輪手槍，槍管有六英寸長。這些家夥和他們的槍，多麽奇怪，真是無聊……”
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一些在新聞中出現的小孩，他們侵入大公司與銀行的電腦。
我家書房辦公桌的電話後有一台調製解調器，我借此從家裏聯到這裏的電腦。我絕對禁止別人碰它。露西了解如果她嚐試取得我辦公室的資料，將會有嚴重的後果。除此之外，她什麽都可以動。雖然我如此承諾，內心其實仍有些抗拒。由於獨住的緣故，我不免對自己的東西有強烈的領地感。
我想
起露西發現藏在沙發墊下的晚報，也記起她問我洛麗·彼得森謀殺案時臉上的神情，以及我桌子上的那塊軟木板釘了我屬下辦公室和住宅的電話號碼表，其中包括瑪格麗特的分機號碼。
我發現貝蒂有好一陣子沒說話了。她奇怪地看著我。
“你還好嗎？凱。”
“很抱歉。”我又說了一次，並歎了一口氣。
她沉默了一會兒後同情地說：“還沒找到嫌疑人，我也覺得很煩。”
“似乎很難不去想它。”雖然嘴裏這麽說，但在過去一小時內我幾乎沒有想到它。我確實是該付出全副精力，我暗暗自責。
“嗯，我不想說這種話，不過除非我們手上有嫌犯，否則dna檢驗根本不值一文。”
“除非我們到達更深入的階段，所有基因數據都像指紋記錄一樣儲存在一個中央數據庫內。”我喃喃低語。
“隻要有美國公民自由協會存在，這種數據庫就建立不起來。”
今天有人說過一句令人振奮的話嗎？我的頭開始陣痛。
“奇怪。”她往一張白色濾紙的小圈上滴磷酸萘，“你想，總該有人看過他。他又不是隱形人，更不會一道光似的射入那些女人的屋子。他以前一定在哪裏看到她們，認定目標之後又尾隨她們迴家。照我看，如果他在公園或購物中心之類的地方遊蕩，總該有人注意到他。”
“可能有人看到，隻是我們不知道，提供消息的人倒是很踴躍，”我加了一句，“聽說警方公布的熱線電話從早到晚響個不斷，但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談不上有什麽進展。”
“隻是白忙一場。”
“不錯。”貝蒂一邊說一邊不停手地工作。這個階段的檢驗相當簡單。她從試管裏拿出我送來檢驗的樣本，用水潤濕再以濾紙擦過。她一小堆一小堆地處理，先滴磷酸萘，然後再加一點稱為快藍b鹽的化學物質，如果有精液存在，幾秒鍾之內擦拭過樣本的濾紙就會變為紫色。
我望著那一排濾紙上的圈圈，幾乎所有的都變成紫色。
“雜種。”我說。
“而且技術很差。”她開始描述我正在看的東西，“這是從她大腿背而取得的樣本，”她用手指著，“立刻就顯出紫色。從肛門與陰戶取得的就沒有這樣快。不過這是自然的。她自己的體液會影響到檢驗。除此之外，在口腔也有同樣的紫色反應。”
“這個雜種。”
我再次小聲咒罵。
“不過你從食道取得的樣本並沒有顯出紫色。很顯然，大部分精液都留在身體外麵。這種狀況與我在布蘭達、佩蒂與塞西爾身上發現的幾乎一致。”
布蘭達是第一個被勒死的，佩蒂是第二個，塞西爾是第三個。當貝蒂提到那些被勒死的女人時，她的口氣像在談熟人，讓我為之一驚，但很奇怪，她們確實已變成我們家庭的一分子。在她們生前我們從沒有機會碰麵，但現在我們對她們又太過熟悉。
貝蒂把滴管轉迴那個棕色小瓶，我走到桌旁的偏光顯微鏡前，眼睛對準接目鏡，開始調整焦距。我看到一些多包的纖維，平的，像絲帶般，每隔一段不規則的距離會有些卷曲。這些纖維既不是動物的毛，也不是人造絲。
“這是我從刀上收集來的嗎？”我幾乎不想提這問題。
“不錯，是棉料。別被你看到的粉紅，綠色和白色騙倒。染過的纖維通常由多種顏色組合而成，不是肉眼可以分辨的。”
從洛麗·彼得森身上割下來的睡袍是棉布做的，顏色是淡黃。
我調整焦距。“我想這不至於是從棉紙或類似的東西上來的吧。洛麗似乎用那把刀來拆信。”
“絕不可能，凱。我已經查過她睡袍的樣本，它與你從刀鋒上采來的纖維一致。”
這是鑒定證人的說話方式——這樣是一致的，有充足理由相信那樣。洛麗的睡袍被她丈夫的刀割開，就等馬裏諾看到檢驗室的報告吧，我暗想。該死的！
貝蒂繼續說：“我也可以就在這裏告訴你，你現在看到的這種纖維與在她身上發現的，以及在警察認為兇手侵入的那扇窗上所發現的都不同。那些是深色——黑色，深藍帶點紅，一種聚酯與棉的混紡。”
案發當晚我看到馬特·彼得森穿了件白色襯衫。我想是棉織的，幾乎不可能有黑色、紅色或深藍色的纖維。他還穿了件牛仔褲，而幾乎所有牛仔布都是棉布。
他不可能留下貝蒂剛才提到的那種纖維，除非在警察到達之前，他換過衣服。
“沒錯，嘿，彼得森又不笨。”我幾乎可以聽到馬裏諸如此說，“自從韋恩·威廉斯的案子發生後，半個世界都知道纖維可以用來定罪。”
我邁出檢驗室，沿走廊來到盡頭，左轉進入工具痕跡與槍炮實驗室，這裏的台麵上堆著滿滿的各式手槍，來複槍、彎刀、霰彈槍與烏茲衝鋒槍，全被標為證據，等待上法庭的日子。手槍
與霰彈槍的彈匣四處擱置，後麵角落裏有一個裝滿水的鍍鋅鋼筒，專門用來試槍，水麵上還悠閑地漂浮著一隻橡皮鴨子。
從軍法機構刑事調查處退伍的弗蘭克一頭白發，身形精瘦結實，正彎腰在看比測顯微鏡。我進來時他重新點上煙鬥，他的話並沒有任何我想聽的。
從洛麗·彼得森家窗戶割下的紗窗沒有提供任何線索。窗網是合成質料，所以看不出來是哪種工具割的，甚至看不出切割的方向。我們無法確認紗窗是從屋內還是屋外被割開的，因為塑料與金屬不一樣，塑料不會有彎痕。
內外之分非常重要，這是我很想知道的事。如果紗窗是從屋內被人割開，那就不必再猜了，兇手並沒有侵入房子，而是從房子裏出來。在此情況下，馬裏諾對那個丈夫的懷疑很可能是正確的。
“我可以告訴你的，”弗蘭克吐出一個個氣味濃烈的煙圈，“是刀法幹淨，刀片之類很銳利的工具。”
“可能與割開她睡袍的工具一樣嗎？”
他漫不經心地摘下眼鏡，拿出條手帕擦拭。“某種利器割開她的睡袍，但我不能說這與割紗窗的是同樣的工具。我甚至不能給你特定的類別，凱。可能是錐子，也可能是軍刀，或是一把剪刀。”
那條被割斷的電線和野外求生刀則是另一迴事。
根據顯微鏡檢測的比較結果，弗蘭克有充分理由相信是馬特·彼得森的刀子割斷了電線。刀刃切物後留下的工具痕跡與在電線被割斷處的痕跡一致。我很不悅地又想到了馬裏諾。如果這把野外求生刀不是藏在馬特·彼得森的衣櫃抽屜裏，而是放在外麵，就在床邊，這點間接證據就沒什麽大不了的了。
我仍堅信自己的假設。那個兇手看到洛麗桌上的這把刀，然後決定要用它。但他事後為什麽要藏起來？而且如果這把刀割了洛麗的睡袍，又割了電線，那就同我設想的發生順序不符。
我假設兇手進入洛麗的臥室時已經攜帶了兇器，也就是他用來割紗窗的刀或其他利器。如果是這樣，為什麽他不用同一把刀來割她的睡袍或電線，怎麽會用起那把野外求生刀？當他進入她的臥室時，是不是立刻就發現了那把刀？
不可能。桌子並不在床邊，而且他剛進去時臥室一片漆黑，他不可能看到那把刀。
直到開燈後他才可能看到，那時洛麗應該已經被製伏了，兇手的刀子就在她的咽喉上。為什麽他還會去拿桌上的求生刀？實在很不合理。
除非有事打斷了他。
發生了什麽幹擾他的事，因此改變了他殺人的一貫程序，或者有突發事件讓他決定改變。
弗蘭克與我進行著各種揣測。
“這是假設兇手不是她丈夫。”弗蘭克說。
“不錯，假設兇手是陌生人，他自有一套殺人程序和殺人動機。但他與洛麗在一起時，有事發生，攪了局。”
“她做了什麽……”
“或說了什麽。”我迴答，然後提出我的想法，“她可能說了讓他暫時停手的話。”
“說不定。”他一臉懷疑，“她是有可能使他停了一段時間，而且時間長得足以讓他看見桌上的刀，甚至想到使用那把刀。但據我看，比較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當她迴家時，他早等在她屋子裏，也已經發現了桌上的刀。”
“不，我不這麽認為。”
“為什麽不？”
“因為在她遇害前，她已經在家好一會兒了。”
我已經想過很多次了。
洛麗從醫院開車迴家，打開前門進屋後再從裏麵鎖住。她走進廚房，把背包放在桌上，然後吃了一些點心。從腸胃的檢驗結果來看，她遇害前不久吃過幾片奶酪餅幹，那些食物幾乎還沒開始消化。在她遭到攻擊時，那種恐懼會全麵關閉她的消化係統，這是身體自然的防禦機製。消化係統關閉後，血液流向四肢，使人或野獸可以準備戰鬥或逃走。隻是她不可能反擊，也無處可逃。
吃完點心，她從廚房走到臥室。警方發現她習慣在睡前吃口服避孕藥。星期五的藥丸不在藥盒裏，她吃了藥，之後可能刷牙、洗臉，然後換上睡衣，再把衣服整整齊齊地掛在椅子上。我認為不久後兇手攻擊她時，她已經躺在床上了。他可能躲在樹下暗處監視她的屋子，等到燈關了、她睡著之後才動手。或者他根據過去偷窺她的經驗，知道她什麽時間迴家，什麽時間睡覺。
我想起她的床罩。床罩已經掀開，似乎她曾在床上睡過，而且我們沒有在房子裏找到任何掙紮的證據。
我還想到另一件事。
馬特·彼得森提到的氣味，那種帶著汗味又有些腥甜的氣味。
如果兇手有特別濃重的體味，那麽他所到之處必定會留下氣味。如果他早早藏在屋子裏，洛麗迴家時，那股氣味應該已經飄散在臥室中。
她是個醫生。
氣味常表示疾病或
毒物。醫學訓練使我們對氣味很敏感，我常從現場血液的氣味就可以判定被害人在死前是否喝過酒。如果血或腸胃內食物的氣味像杏仁，可能有氰化物存在。若病人唿出的氣味像濕葉子，那他可能得了肺炎。
洛麗·彼得森是醫生，就像我一樣。
如果她一走進臥室就聞到那股異味，她一定不會脫下衣服或去做別的事，而是找出氣味的來源。
凱戈尼不會像我這麽焦慮。我與我的前任從未謀麵，但有時我覺得他陰魂不散。他擁有我從來沒有的權力，卻沒有任何弱點。在一個缺乏騎士精神的世界裏，他是一個沒有騎士精神的騎士，他招搖他的地位就像在盔甲上戴了羽飾，人人都看得到他的威風。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暗暗羨慕他。
他的死很突然。當時他走過客廳地毯去開電視看足球決賽，就此倒地身亡。在一個星期一的清晨，他自己成了開刀的對象。除了檢查他的病理學家外，驗屍間嚴禁別人進入。足足有三個月，沒有人敢動他的辦公室，所有擺設就同他離開時一模一樣，我猜隻有羅絲把雪茄煙的煙蒂倒出了煙灰缸。
我搬到裏士滿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辦公室拆得隻剩個殼子，清除各種遺跡，包括拿下他那張懸掛在寬闊大桌後方牆上並打著燈光的肖像，畫中的他身穿正式長袍，一副鐵漢模樣。他還有滿滿一書架各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紀念物，那種一般人以為法庭病理學家一定會收集，但其實不然的東西。我把他的肖像與那些紀念品一股腦兒捐給了弗吉尼亞醫學院。
他的辦公室現在是我的了，經過一番整頓，如今光線明亮，地上鋪著皇家藍的地毯，牆上掛著英國的風景畫與其他文明世界的畫像。我隻有幾樣紀念品，唯一一樣帶點悚栗風格的是一個遇害小男孩的陶臉塑像，他的身份至今仍是個謎。我在他脖子下綁了件毛衣，高高地放在一個檔案櫃上。他在上方以那雙塑料眼睛監視著門口，在悲哀的沉默中等待有人叫出他的姓名。
我在這裏工作時一直保持低姿態，讓人感覺舒服，但又公事公辦。我善意保持一種無色單調的作風。雖然我帶著幾分傲意地認為，與其被視為傳奇人物，不如堅持專業風範，但內心深處不免對這樣的想法感到懷疑。
我仍舊可以感到凱戈尼的存在。
人們不斷說起他的故事，而且時間越久，說得越神。他在驗屍時幾乎從不戴手套，而且有人看過他居然能邊工作邊吃午飯。他如何同警察一起去打獵，和法官相約去烤肉，上一任局
長又如何被他震住，對他如何畢恭畢敬。
相形之下我就差多了，而我也知道人們還是會不斷比較。我唯一受邀請的打獵與烤肉活動發生在法庭上與會議中，我是炮轟的對象，燒烤的火在我的腳下升起。如果艾文·埃伯格上任局長第一年的行徑可以作準，接下來的三年就會像地獄。他隨意侵犯我的領域，監察我的工作。每個星期我都接到他語氣傲慢的電子郵件，向我要統計資料，要我迴答為什麽其他罪案在減少，偏偏兇殺案不斷增加，好像弗吉尼亞州殺人案件的發生是我的錯。
但他以前從未召開臨時會議。
以往他若有事要討論，不是送個備忘錄，就是派助手來。無疑，他絕對不會拍拍我的肩膀，稱讚我的工作成績。
我漫無目標地膘過桌上一遝遝的東西，想找些東西加強武裝，例如帶些卷宗、記事本、墊紙板之類的。不知為何，想到空手過去便會讓我有種好像沒穿衣服的感覺。我掏空了檢驗袍口袋裏一天來收集到的那些雜七雜八的東西，放進一包煙，也就是埃伯格所謂的“癌症棒子”，然後走進黃昏的餘暉。
他統轄著街對麵蒙諾大樓的第二十四層。除了鴿子偶爾飛上屋頂之外，沒有人比他更高。他的大部分手下都在他下方的樓層工作。我沒有見過他的辦公室，因為從未獲得邀請。
電梯門開啟後就是一間寬敞的接待室，一個u形的桌子矗立在整片小麥色的地毯上，站在桌後的接待小姐紅發齊胸，看起來不過二十歲。當她視線離開電腦，抬起頭給我一個訓練有素的熱烈微笑時，我幾乎期待她會問我是不是訂了房間，要不要服務生來拿行李。
我告訴她姓名，但她完全不像認出我的樣子。
“我同局長四點鍾有約。”我加了一句。
她查過他的行程表，表情愉快地說：“請坐，斯卡佩塔女士，埃伯格先生很快就會接見你。”
我在乳白色的皮沙發椅上坐下，望向擺著雜誌與絲花的鋥亮咖啡桌。上麵沒有煙灰缸，一個也沒有，不但如此，有兩個地方還貼著“請勿吸煙”的標誌。
時間一分一分慢慢爬過。
紅發接待小姐用吸管啜著礦泉水，專心致誌地打字。其間她想到問我要不要喝飲料，我微笑表示不必，她的手指再度跳躍著急速敲擊鍵盤，電腦嗶嗶作響。不知什麽地方出了錯，她歎了口氣，好像她的會計師剛剛報告了壞消息。
我口袋裏的香煙像個硬塊，我很想找個
洗手間去抽煙。
四點半時她的電話鈴晌了。掛了電話後，她以那副空洞、愉悅的聲調宣布：“你可以進去了，斯卡佩塔女士。”
我像被剝奪職權似的滿腹不悅，聽到“斯卡佩塔女士”後應聲而起。
局長辦公室門的銅鎖輕輕一轉就開啟，立刻有三個男人起立致意——原本我隻預計會見到一個人。跟埃伯格在一起的還有諾曼·坦納與比爾·鮑爾斯，當鮑爾斯和我握手時，我直瞪著他的眼睛，直到他尷尬地轉移視線。
我覺得受到了傷害，又有點生氣。為什麽他不告訴我他也會來這裏？為什麽自從我們在洛麗·彼得森家照麵之後，他沒有再找我？
埃伯格對我點了點頭，其實倒比較像在表示他的不以為然。他加了一句“謝謝你來”，熱烈的程度同一個無聊得半死的交通法官差不多。
他眼神閃爍，個子矮小，之前在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任職。他在那裏學了一套西海岸做派，掩飾了原來的北卡羅來納州出身。他的父親是農民，他對此顯然並不引以為榮。他喜歡係一條有銀夾子的窄領帶，幾乎永遠搭配一件條紋西裝，右手無名指則戴了一個偌大的銀底鑲藍綠寶石戒指。他的眼睛呈朦朧的灰色，很像冰，頭上骨頭突出，活像要衝破薄薄的皮膚。他幾乎完全禿了。
一把象牙色的椅子從牆邊拖出，好像是留給我的，皮椅吱吱作響。埃伯格坐在他的桌後。他的桌子我聞名已久，隻是從未見過。那是一張雕琢精美的超大型紫檀木桌子，非常古老，非常有中國味道。
他腦後的大片窗戶提供了遼闊的市景，遠處的詹姆斯河像閃爍的絲帶，南區則像塊縫滿補丁的破布。他啪啦一聲打開麵前的一個黑色鴕鳥皮公文包，拿出一本黃色記事簿，上麵密密麻麻地遍布他張牙舞爪的筆跡。他已經寫好了今天打算討論的事項。他做任何事都少不了記事卡。
“我想你已經注意到大眾對最近的勒殺案非常不安。”他對我說。
“我很了解。”
“比爾、諾曼與我昨天下午有個……怎麽說呢，緊急高層會議。有好些事要討論，不隻是星期六晚報與星期天早報的內容，斯卡佩塔醫生。你可能也知道，因為第四樁悲劇，那年輕的外科醫生遭謀殺，有消息走漏給新聞界。”
我不知道這件事，但並不驚奇。
“不消說一定有很多人想采訪你，”埃伯格平淡地繼續說，“我們必須及早控製，不然肯定會有一場混戰
有人侵入我辦公室的電腦，而埃伯格又要求在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鍾之內見到我。他不可能隻是邀請我去喝茶。
我到處查看證據收集的進展。通常我會去樓上各個檢驗室拿證據，有時隻是去看看我的案子的進展——就像個盡責的醫生巡視病人一樣。但此時此刻，這次例行公事卻像是一趟暗藏危機又絕望的旅程。
司法科學局像個蜂窩，一間間小房間裏塞滿了各種檢驗設備，和身穿白袍，戴著塑料護目鏡的人。
當我經過他們敞開的門口時，有幾個檢驗專家對我點頭微笑，但大多數人都沒抬頭，他們太專注於手上的工作，對路過的人毫無所悉。而我在想艾比·特恩布爾和其他我不喜歡的記者。
是不是某個野心勃勃的記者侵入了我們的電腦盜取數據？
這等事情發生多久了？
黑色桌麵上淩亂散布的量杯、試管和酒精燈將我拉迴現實，我赫然發現自己不知不覺中轉進了血清實驗室。擠在玻璃櫥裏的是一袋袋證據與一瓶瓶化學藥品。房間中央則是一張長桌，上麵堆著從洛麗·彼得森床上剝下來的被套與床單。
“你來得正好。”貝蒂跟我打招唿，“如果你想得胃潰瘍，現在正是時候。”
“不，謝了。”
“嗯，我早得了。”她加上一句，“你怎麽可能免疫呢？”
貝蒂有一頭鐵灰色的頭發，快退休了，她五官輪廓鮮明，淡褐色的眼裏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或許有些羞澀敏感，看你願不願花時間去了解她而定。我第一次遇見她就喜歡她。這位首席血清專家做事非常精細，洞察力敏銳得猶如手術刀。她私下裏熱衷賞鳥，而且彈得一手好鋼琴。她一直沒結婚，也從沒因此後悔過。她讓我想起我在天主教會學校讀書時最喜歡的瑪莎修女。
她長袍的袖口高高卷到肘彎，雙手戴了手套。她工作的桌麵上有排裝了棉花棒的試管、一個采證袋、裏麵裝了顯微鏡玻片的硬紙檔案夾，和收了洛麗-彼得森頭發樣本的信封。檔案夾、信封與試管上麵貼了由電腦打印的標簽。這個程序是我最先想到用的，也是瑪格麗特另一項程序設計的成果。
我模糊地記起最近一次在學術會議裏聽到的閑話。芝加哥市長突然死亡後的幾個星期中，試圖入侵法醫部門電腦的事件居然多達九十起。很多人都認為侵入者
是那些想追出驗屍報告與毒物檢驗結果的記者。
誰？到底是誰侵入了我的電腦？為什麽？
“他進展得相當順利。”貝蒂在說著什麽。
“很抱歉……”我不好意思地微笑。
她又說了一遍：“我今早同格拉斯蒙醫生談過。他一直在檢驗前兩個案子的樣本，兩三天後就會有結果。”
“後麵兩個的樣本你送去了嗎？”
“剛送去。”她旋開一個棕色的小瓶瓶蓋，“柏·弗蘭德親自送去。”
“柏·弗蘭德？”我插口問道。
“又叫友善警官，我們這裏都這樣叫他。他也是個榮譽童子軍。讓我看看，開車去紐約大概要六小時，他在傍晚時分應該會送到那裏的檢驗室。我想他們是抽簽決定的。”
我一臉不解地看著她：“抽簽？”
埃伯格想做什麽？或許他想了解dna檢驗是怎麽一迴事。現在每個人都對這個感興趣。
“那些警察，”貝蒂說，“會去紐約或別的地方。有些人從沒去過。”
“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去一次就足夠了。”我漫不經心地迴答，“等他們試過變換車道或找停車位，就會想迴來了。”
但如果他對dna檢驗或其他事有問題，他可以發電子郵件送個備忘錄過來。通常埃伯格都會這麽做，事實上，這是他的一貫作風。
“嗯，不隻如此，我們的柏從小生長在田納西，不論去哪裏，他都非得帶著那玩意兒一起走。”
“希望他這次去紐約沒有帶。”我嘴上應付著，但其實心不在焉。
“嗯，”她繼續道，“他的隊長叫他不要帶，告訴他北佬那兒有關槍支的法律和這裏不一樣。柏來拿樣本時一瞼微笑，一麵笑，一麵拍著他夾克下的手槍皮套。原來他帶了把約翰·韋恩拿過的那種連發左輪手槍，槍管有六英寸長。這些家夥和他們的槍，多麽奇怪，真是無聊……”
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一些在新聞中出現的小孩，他們侵入大公司與銀行的電腦。
我家書房辦公桌的電話後有一台調製解調器，我借此從家裏聯到這裏的電腦。我絕對禁止別人碰它。露西了解如果她嚐試取得我辦公室的資料，將會有嚴重的後果。除此之外，她什麽都可以動。雖然我如此承諾，內心其實仍有些抗拒。由於獨住的緣故，我不免對自己的東西有強烈的領地感。
我想
起露西發現藏在沙發墊下的晚報，也記起她問我洛麗·彼得森謀殺案時臉上的神情，以及我桌子上的那塊軟木板釘了我屬下辦公室和住宅的電話號碼表，其中包括瑪格麗特的分機號碼。
我發現貝蒂有好一陣子沒說話了。她奇怪地看著我。
“你還好嗎？凱。”
“很抱歉。”我又說了一次，並歎了一口氣。
她沉默了一會兒後同情地說：“還沒找到嫌疑人，我也覺得很煩。”
“似乎很難不去想它。”雖然嘴裏這麽說，但在過去一小時內我幾乎沒有想到它。我確實是該付出全副精力，我暗暗自責。
“嗯，我不想說這種話，不過除非我們手上有嫌犯，否則dna檢驗根本不值一文。”
“除非我們到達更深入的階段，所有基因數據都像指紋記錄一樣儲存在一個中央數據庫內。”我喃喃低語。
“隻要有美國公民自由協會存在，這種數據庫就建立不起來。”
今天有人說過一句令人振奮的話嗎？我的頭開始陣痛。
“奇怪。”她往一張白色濾紙的小圈上滴磷酸萘，“你想，總該有人看過他。他又不是隱形人，更不會一道光似的射入那些女人的屋子。他以前一定在哪裏看到她們，認定目標之後又尾隨她們迴家。照我看，如果他在公園或購物中心之類的地方遊蕩，總該有人注意到他。”
“可能有人看到，隻是我們不知道，提供消息的人倒是很踴躍，”我加了一句，“聽說警方公布的熱線電話從早到晚響個不斷，但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談不上有什麽進展。”
“隻是白忙一場。”
“不錯。”貝蒂一邊說一邊不停手地工作。這個階段的檢驗相當簡單。她從試管裏拿出我送來檢驗的樣本，用水潤濕再以濾紙擦過。她一小堆一小堆地處理，先滴磷酸萘，然後再加一點稱為快藍b鹽的化學物質，如果有精液存在，幾秒鍾之內擦拭過樣本的濾紙就會變為紫色。
我望著那一排濾紙上的圈圈，幾乎所有的都變成紫色。
“雜種。”我說。
“而且技術很差。”她開始描述我正在看的東西，“這是從她大腿背而取得的樣本，”她用手指著，“立刻就顯出紫色。從肛門與陰戶取得的就沒有這樣快。不過這是自然的。她自己的體液會影響到檢驗。除此之外，在口腔也有同樣的紫色反應。”
“這個雜種。”
我再次小聲咒罵。
“不過你從食道取得的樣本並沒有顯出紫色。很顯然，大部分精液都留在身體外麵。這種狀況與我在布蘭達、佩蒂與塞西爾身上發現的幾乎一致。”
布蘭達是第一個被勒死的，佩蒂是第二個，塞西爾是第三個。當貝蒂提到那些被勒死的女人時，她的口氣像在談熟人，讓我為之一驚，但很奇怪，她們確實已變成我們家庭的一分子。在她們生前我們從沒有機會碰麵，但現在我們對她們又太過熟悉。
貝蒂把滴管轉迴那個棕色小瓶，我走到桌旁的偏光顯微鏡前，眼睛對準接目鏡，開始調整焦距。我看到一些多包的纖維，平的，像絲帶般，每隔一段不規則的距離會有些卷曲。這些纖維既不是動物的毛，也不是人造絲。
“這是我從刀上收集來的嗎？”我幾乎不想提這問題。
“不錯，是棉料。別被你看到的粉紅，綠色和白色騙倒。染過的纖維通常由多種顏色組合而成，不是肉眼可以分辨的。”
從洛麗·彼得森身上割下來的睡袍是棉布做的，顏色是淡黃。
我調整焦距。“我想這不至於是從棉紙或類似的東西上來的吧。洛麗似乎用那把刀來拆信。”
“絕不可能，凱。我已經查過她睡袍的樣本，它與你從刀鋒上采來的纖維一致。”
這是鑒定證人的說話方式——這樣是一致的，有充足理由相信那樣。洛麗的睡袍被她丈夫的刀割開，就等馬裏諾看到檢驗室的報告吧，我暗想。該死的！
貝蒂繼續說：“我也可以就在這裏告訴你，你現在看到的這種纖維與在她身上發現的，以及在警察認為兇手侵入的那扇窗上所發現的都不同。那些是深色——黑色，深藍帶點紅，一種聚酯與棉的混紡。”
案發當晚我看到馬特·彼得森穿了件白色襯衫。我想是棉織的，幾乎不可能有黑色、紅色或深藍色的纖維。他還穿了件牛仔褲，而幾乎所有牛仔布都是棉布。
他不可能留下貝蒂剛才提到的那種纖維，除非在警察到達之前，他換過衣服。
“沒錯，嘿，彼得森又不笨。”我幾乎可以聽到馬裏諸如此說，“自從韋恩·威廉斯的案子發生後，半個世界都知道纖維可以用來定罪。”
我邁出檢驗室，沿走廊來到盡頭，左轉進入工具痕跡與槍炮實驗室，這裏的台麵上堆著滿滿的各式手槍，來複槍、彎刀、霰彈槍與烏茲衝鋒槍，全被標為證據，等待上法庭的日子。手槍
與霰彈槍的彈匣四處擱置，後麵角落裏有一個裝滿水的鍍鋅鋼筒，專門用來試槍，水麵上還悠閑地漂浮著一隻橡皮鴨子。
從軍法機構刑事調查處退伍的弗蘭克一頭白發，身形精瘦結實，正彎腰在看比測顯微鏡。我進來時他重新點上煙鬥，他的話並沒有任何我想聽的。
從洛麗·彼得森家窗戶割下的紗窗沒有提供任何線索。窗網是合成質料，所以看不出來是哪種工具割的，甚至看不出切割的方向。我們無法確認紗窗是從屋內還是屋外被割開的，因為塑料與金屬不一樣，塑料不會有彎痕。
內外之分非常重要，這是我很想知道的事。如果紗窗是從屋內被人割開，那就不必再猜了，兇手並沒有侵入房子，而是從房子裏出來。在此情況下，馬裏諾對那個丈夫的懷疑很可能是正確的。
“我可以告訴你的，”弗蘭克吐出一個個氣味濃烈的煙圈，“是刀法幹淨，刀片之類很銳利的工具。”
“可能與割開她睡袍的工具一樣嗎？”
他漫不經心地摘下眼鏡，拿出條手帕擦拭。“某種利器割開她的睡袍，但我不能說這與割紗窗的是同樣的工具。我甚至不能給你特定的類別，凱。可能是錐子，也可能是軍刀，或是一把剪刀。”
那條被割斷的電線和野外求生刀則是另一迴事。
根據顯微鏡檢測的比較結果，弗蘭克有充分理由相信是馬特·彼得森的刀子割斷了電線。刀刃切物後留下的工具痕跡與在電線被割斷處的痕跡一致。我很不悅地又想到了馬裏諾。如果這把野外求生刀不是藏在馬特·彼得森的衣櫃抽屜裏，而是放在外麵，就在床邊，這點間接證據就沒什麽大不了的了。
我仍堅信自己的假設。那個兇手看到洛麗桌上的這把刀，然後決定要用它。但他事後為什麽要藏起來？而且如果這把刀割了洛麗的睡袍，又割了電線，那就同我設想的發生順序不符。
我假設兇手進入洛麗的臥室時已經攜帶了兇器，也就是他用來割紗窗的刀或其他利器。如果是這樣，為什麽他不用同一把刀來割她的睡袍或電線，怎麽會用起那把野外求生刀？當他進入她的臥室時，是不是立刻就發現了那把刀？
不可能。桌子並不在床邊，而且他剛進去時臥室一片漆黑，他不可能看到那把刀。
直到開燈後他才可能看到，那時洛麗應該已經被製伏了，兇手的刀子就在她的咽喉上。為什麽他還會去拿桌上的求生刀？實在很不合理。
除非有事打斷了他。
發生了什麽幹擾他的事，因此改變了他殺人的一貫程序，或者有突發事件讓他決定改變。
弗蘭克與我進行著各種揣測。
“這是假設兇手不是她丈夫。”弗蘭克說。
“不錯，假設兇手是陌生人，他自有一套殺人程序和殺人動機。但他與洛麗在一起時，有事發生，攪了局。”
“她做了什麽……”
“或說了什麽。”我迴答，然後提出我的想法，“她可能說了讓他暫時停手的話。”
“說不定。”他一臉懷疑，“她是有可能使他停了一段時間，而且時間長得足以讓他看見桌上的刀，甚至想到使用那把刀。但據我看，比較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當她迴家時，他早等在她屋子裏，也已經發現了桌上的刀。”
“不，我不這麽認為。”
“為什麽不？”
“因為在她遇害前，她已經在家好一會兒了。”
我已經想過很多次了。
洛麗從醫院開車迴家，打開前門進屋後再從裏麵鎖住。她走進廚房，把背包放在桌上，然後吃了一些點心。從腸胃的檢驗結果來看，她遇害前不久吃過幾片奶酪餅幹，那些食物幾乎還沒開始消化。在她遭到攻擊時，那種恐懼會全麵關閉她的消化係統，這是身體自然的防禦機製。消化係統關閉後，血液流向四肢，使人或野獸可以準備戰鬥或逃走。隻是她不可能反擊，也無處可逃。
吃完點心，她從廚房走到臥室。警方發現她習慣在睡前吃口服避孕藥。星期五的藥丸不在藥盒裏，她吃了藥，之後可能刷牙、洗臉，然後換上睡衣，再把衣服整整齊齊地掛在椅子上。我認為不久後兇手攻擊她時，她已經躺在床上了。他可能躲在樹下暗處監視她的屋子，等到燈關了、她睡著之後才動手。或者他根據過去偷窺她的經驗，知道她什麽時間迴家，什麽時間睡覺。
我想起她的床罩。床罩已經掀開，似乎她曾在床上睡過，而且我們沒有在房子裏找到任何掙紮的證據。
我還想到另一件事。
馬特·彼得森提到的氣味，那種帶著汗味又有些腥甜的氣味。
如果兇手有特別濃重的體味，那麽他所到之處必定會留下氣味。如果他早早藏在屋子裏，洛麗迴家時，那股氣味應該已經飄散在臥室中。
她是個醫生。
氣味常表示疾病或
毒物。醫學訓練使我們對氣味很敏感，我常從現場血液的氣味就可以判定被害人在死前是否喝過酒。如果血或腸胃內食物的氣味像杏仁，可能有氰化物存在。若病人唿出的氣味像濕葉子，那他可能得了肺炎。
洛麗·彼得森是醫生，就像我一樣。
如果她一走進臥室就聞到那股異味，她一定不會脫下衣服或去做別的事，而是找出氣味的來源。
凱戈尼不會像我這麽焦慮。我與我的前任從未謀麵，但有時我覺得他陰魂不散。他擁有我從來沒有的權力，卻沒有任何弱點。在一個缺乏騎士精神的世界裏，他是一個沒有騎士精神的騎士，他招搖他的地位就像在盔甲上戴了羽飾，人人都看得到他的威風。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暗暗羨慕他。
他的死很突然。當時他走過客廳地毯去開電視看足球決賽，就此倒地身亡。在一個星期一的清晨，他自己成了開刀的對象。除了檢查他的病理學家外，驗屍間嚴禁別人進入。足足有三個月，沒有人敢動他的辦公室，所有擺設就同他離開時一模一樣，我猜隻有羅絲把雪茄煙的煙蒂倒出了煙灰缸。
我搬到裏士滿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辦公室拆得隻剩個殼子，清除各種遺跡，包括拿下他那張懸掛在寬闊大桌後方牆上並打著燈光的肖像，畫中的他身穿正式長袍，一副鐵漢模樣。他還有滿滿一書架各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紀念物，那種一般人以為法庭病理學家一定會收集，但其實不然的東西。我把他的肖像與那些紀念品一股腦兒捐給了弗吉尼亞醫學院。
他的辦公室現在是我的了，經過一番整頓，如今光線明亮，地上鋪著皇家藍的地毯，牆上掛著英國的風景畫與其他文明世界的畫像。我隻有幾樣紀念品，唯一一樣帶點悚栗風格的是一個遇害小男孩的陶臉塑像，他的身份至今仍是個謎。我在他脖子下綁了件毛衣，高高地放在一個檔案櫃上。他在上方以那雙塑料眼睛監視著門口，在悲哀的沉默中等待有人叫出他的姓名。
我在這裏工作時一直保持低姿態，讓人感覺舒服，但又公事公辦。我善意保持一種無色單調的作風。雖然我帶著幾分傲意地認為，與其被視為傳奇人物，不如堅持專業風範，但內心深處不免對這樣的想法感到懷疑。
我仍舊可以感到凱戈尼的存在。
人們不斷說起他的故事，而且時間越久，說得越神。他在驗屍時幾乎從不戴手套，而且有人看過他居然能邊工作邊吃午飯。他如何同警察一起去打獵，和法官相約去烤肉，上一任局
長又如何被他震住，對他如何畢恭畢敬。
相形之下我就差多了，而我也知道人們還是會不斷比較。我唯一受邀請的打獵與烤肉活動發生在法庭上與會議中，我是炮轟的對象，燒烤的火在我的腳下升起。如果艾文·埃伯格上任局長第一年的行徑可以作準，接下來的三年就會像地獄。他隨意侵犯我的領域，監察我的工作。每個星期我都接到他語氣傲慢的電子郵件，向我要統計資料，要我迴答為什麽其他罪案在減少，偏偏兇殺案不斷增加，好像弗吉尼亞州殺人案件的發生是我的錯。
但他以前從未召開臨時會議。
以往他若有事要討論，不是送個備忘錄，就是派助手來。無疑，他絕對不會拍拍我的肩膀，稱讚我的工作成績。
我漫無目標地膘過桌上一遝遝的東西，想找些東西加強武裝，例如帶些卷宗、記事本、墊紙板之類的。不知為何，想到空手過去便會讓我有種好像沒穿衣服的感覺。我掏空了檢驗袍口袋裏一天來收集到的那些雜七雜八的東西，放進一包煙，也就是埃伯格所謂的“癌症棒子”，然後走進黃昏的餘暉。
他統轄著街對麵蒙諾大樓的第二十四層。除了鴿子偶爾飛上屋頂之外，沒有人比他更高。他的大部分手下都在他下方的樓層工作。我沒有見過他的辦公室，因為從未獲得邀請。
電梯門開啟後就是一間寬敞的接待室，一個u形的桌子矗立在整片小麥色的地毯上，站在桌後的接待小姐紅發齊胸，看起來不過二十歲。當她視線離開電腦，抬起頭給我一個訓練有素的熱烈微笑時，我幾乎期待她會問我是不是訂了房間，要不要服務生來拿行李。
我告訴她姓名，但她完全不像認出我的樣子。
“我同局長四點鍾有約。”我加了一句。
她查過他的行程表，表情愉快地說：“請坐，斯卡佩塔女士，埃伯格先生很快就會接見你。”
我在乳白色的皮沙發椅上坐下，望向擺著雜誌與絲花的鋥亮咖啡桌。上麵沒有煙灰缸，一個也沒有，不但如此，有兩個地方還貼著“請勿吸煙”的標誌。
時間一分一分慢慢爬過。
紅發接待小姐用吸管啜著礦泉水，專心致誌地打字。其間她想到問我要不要喝飲料，我微笑表示不必，她的手指再度跳躍著急速敲擊鍵盤，電腦嗶嗶作響。不知什麽地方出了錯，她歎了口氣，好像她的會計師剛剛報告了壞消息。
我口袋裏的香煙像個硬塊，我很想找個
洗手間去抽煙。
四點半時她的電話鈴晌了。掛了電話後，她以那副空洞、愉悅的聲調宣布：“你可以進去了，斯卡佩塔女士。”
我像被剝奪職權似的滿腹不悅，聽到“斯卡佩塔女士”後應聲而起。
局長辦公室門的銅鎖輕輕一轉就開啟，立刻有三個男人起立致意——原本我隻預計會見到一個人。跟埃伯格在一起的還有諾曼·坦納與比爾·鮑爾斯，當鮑爾斯和我握手時，我直瞪著他的眼睛，直到他尷尬地轉移視線。
我覺得受到了傷害，又有點生氣。為什麽他不告訴我他也會來這裏？為什麽自從我們在洛麗·彼得森家照麵之後，他沒有再找我？
埃伯格對我點了點頭，其實倒比較像在表示他的不以為然。他加了一句“謝謝你來”，熱烈的程度同一個無聊得半死的交通法官差不多。
他眼神閃爍，個子矮小，之前在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任職。他在那裏學了一套西海岸做派，掩飾了原來的北卡羅來納州出身。他的父親是農民，他對此顯然並不引以為榮。他喜歡係一條有銀夾子的窄領帶，幾乎永遠搭配一件條紋西裝，右手無名指則戴了一個偌大的銀底鑲藍綠寶石戒指。他的眼睛呈朦朧的灰色，很像冰，頭上骨頭突出，活像要衝破薄薄的皮膚。他幾乎完全禿了。
一把象牙色的椅子從牆邊拖出，好像是留給我的，皮椅吱吱作響。埃伯格坐在他的桌後。他的桌子我聞名已久，隻是從未見過。那是一張雕琢精美的超大型紫檀木桌子，非常古老，非常有中國味道。
他腦後的大片窗戶提供了遼闊的市景，遠處的詹姆斯河像閃爍的絲帶，南區則像塊縫滿補丁的破布。他啪啦一聲打開麵前的一個黑色鴕鳥皮公文包，拿出一本黃色記事簿，上麵密密麻麻地遍布他張牙舞爪的筆跡。他已經寫好了今天打算討論的事項。他做任何事都少不了記事卡。
“我想你已經注意到大眾對最近的勒殺案非常不安。”他對我說。
“我很了解。”
“比爾、諾曼與我昨天下午有個……怎麽說呢，緊急高層會議。有好些事要討論，不隻是星期六晚報與星期天早報的內容，斯卡佩塔醫生。你可能也知道，因為第四樁悲劇，那年輕的外科醫生遭謀殺，有消息走漏給新聞界。”
我不知道這件事，但並不驚奇。
“不消說一定有很多人想采訪你，”埃伯格平淡地繼續說，“我們必須及早控製，不然肯定會有一場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