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後世的標準，凡是發生在零點之後都屬於第二天。
但是明朝的標準，孫一沒把握。
於是孫一請教眾人：
“如果日月合朔發生在半夜，比如說子時，哪一天算初一？”
楊日天第一個迴答：
“子醜寅卯，鼠打頭、牛第二，虎三兔四。子時是一天的第一個時辰，所以第二天算初一。”
參謀長孫定遼不同意：
“不對。常言道，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冬至節為子節，大小寒節為醜節，立春節為寅節，春分節為卯節，正月開始於立春寅節。按照這個道理，一天應該開始於辰時。所以前一天算初一。”
二人的意見相左。
孫一看向耿秀才和賈道士。
耿秀才為難的搖搖頭，坦承自已不知道答案。
賈道士得意地輕拂羽扇，故意賣弄道：
“一二三四、子醜寅卯、鼠牛虎兔、各有陰陽。一二三四者，奇數為陽，偶數為陰；子醜寅卯者，觀十二生肖陰陽可知。”
“牛兔羊雞豬屬陰，其蹄爪雙偶，蛇陰甚，不見足。”
“虎龍馬猴犬屬陽，其蹄爪單奇，獨鼠前兩隻腳屬陰，四支爪趾，後兩隻腳屬陽，五支爪趾。”
“故而，鼠前半身屬陰，後半身屬陽；子時，前半為昨日之夜，後半為今日之晨。日月合朔若在子正之前，當前一日為初一，若在子正之後，當後一日為初一。”
楊日天當即就請教：“那要是日月合朔就發生在子正呢？該怎麽算？”
賈道士停下誇張的動作：“不會那麽巧吧！”
達海替賈道士解圍，道：“典籍有雲，古曆分日，起於子半。子正算第二日。”
耿秀才連忙扶達海坐下。
達海掙紮著問孫一：“陛下，四五月間的日月合朔，可是發生於夜半子時？”
孫一迴答：“這個……可能是吧。”
手機萬年曆顯示合朔發生在淩晨01:16:57，這個具體是什麽時候，還真不好說。
萬年曆軟件裏使用的是北京時間。
後世的中國橫跨東五區到東九區五個時區。民國時期依據國際標準，將全國時區劃分為昆侖時區、迴藏時區、隴蜀時區、中原時區、以及長白時區。五零年以後統一為北京時間
嚴格地說，北京時間是東八區東經120度的當地時間，並不是北京的當地時間，北京的經度是東經116.46度，二者有約14分鍾的時差。
明朝的曆法以南京時間為基準。就是說，如果南京是四月小，則全國都四月小；如果南京是四月大，則全國都四月大。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經度是東經118.83度，同東經120度的北京時間差4分40秒。
孫一計算之後認為，崇禎五年四五月間的日月合朔發生在南京當地時間淩晨1點12分，正負30分鍾的誤差範圍內。
孫一之所以要增加一個正負30分鍾的誤差範圍，有兩個考慮。
第一，後世使用的時間都是鍾表時間，明代製定曆法使用的是日晷時間。
日晷時間是測量太陽的角度得出的時間，所以又被稱為真太陽時間。
由於地球的公轉軌道不是正圓而是橢圓，地球在靠近太陽的時候速度快，遠離太陽的時候速度慢，以及地球的公轉平麵與地球的自轉平麵存在一個23度半的夾角，真太陽時間在一年之內的快慢是不均勻的。
在一年之內，真太陽時間與鍾表時間的誤差呈一個8字形循環。
比如，在公元2000年的11月3日，日晷比鍾表快16分33秒，在2月12日，日晷比鍾表慢14分6秒。
由於地球公轉軌道的近地點和遠地點在逐年漂移，所以真太陽時間與鍾表時間的差異每年也在漂移。
後世一些“認真”的命理師，給人算命的時候都要鄭重其事地借助數據表格和公式把鍾表時間轉換為真太陽時間。
孫一沒有這些數據表格，所以隻好接受一個誤差範圍，姑且認為最大誤差為16分33秒。
第二，後世的萬年曆程序都是以公元2000年的星象作為原點，以後世最新的天體運行數學模型推算。
從2000年推算到1632年，跨度有368年，有沒有誤差？
郭守敬的《授時曆》使用350年，積累的誤差據刑雲路說在萬曆二十四年的冬至那天落後了九刻餘：
“大統推今年冬至在申正二刻，而臣測在未正一刻。大統實後天九刻餘。”
孫一知道這個刑雲路是個天文史上的狠角色。他在蘭州樹立了一根高達六十尺的圭表，於萬曆三十六年測得一歲長度為365.242190日，同現代理論計算值隻差2.3秒！
刑老說明朝的大統曆落後天像九刻餘，即130分鍾有餘，則孫一必須虛心接受這個數據。
用後世的數學模型推算368年之前的天像，誤差肯定比這個130分鍾小得多。
但是小到什麽程度，沒人敢說。這期間有沒有發生異常事件，導致後世的數學模型產生誤差？比如一顆隕石在西伯利亞撞擊地球，使地球的運行模式稍微改變了一下？
穩妥起見，孫一采用130分鍾的十分之一，即13分鍾，作為數學模型推算的誤差範圍。
兩個誤差範圍結合，孫一得出總誤差範圍在正負30分鍾之內。
即，崇禎五年四五月間的日月合朔發生在南京當地時間淩晨1點12分，正負30分鍾的誤差範圍內。
即使考慮最大的誤差，日月合朔也是發生在子正時刻之後的第二天。
所以崇禎五年皇曆中的四月小五月大確實是算錯了。
這個結論同時作證了刑雲路關於大統曆落後天像九刻餘的論斷：因為崇禎五年皇曆中是四月小五月大，則明朝欽天監的數據必然是日月合朔發生在子正之前，則大統曆至少落後實際天象1小時12分，正負30分鍾，即至少落後天象五刻。
於是孫一正式向諸位宣布：
“崇禎五年四五月間的日月合朔，發生在南京時刻戊戌日醜初一刻，前後不會超出四分之一個時辰。皇曆把四五月分的大小顛倒了。”
——————
參考資料
崇禎五年四月小五月大的曆日錯誤
筆者查到的所有的【可靠】現代萬年曆都顯示崇禎五年的五月為小月，僅有二十九天，四月為大月，三十天。
這些萬年曆得出的這個結論都是根據現代天文數據推算的結果。
國家圖書館藏《明代大統曆日匯編》，全六冊，可謂明代曆日最全麵，最權威。定價1350元，筆者買不起。但是其目錄顯示，崇禎一朝中，該匯編隻存六本四年：
大明崇禎三年（1630）歲次庚午大統曆，三本?大明崇禎八年（1635）歲次乙亥大統曆，一本
大明崇禎十二年（1639）歲次己卯大統曆，一本?大明崇禎十四年（1641）歲次辛巳大統曆，一本
故而，崇禎五年的日曆到底是怎樣的，目前沒有直接材料。
筆者前文說過，《滿文老檔》中關於皇太極征伐草原的記錄從皇太極四月初一從沈陽出發，直到到五月卅日、六月初一、六月初二，滿文老檔每日都有記錄，如當日無事，則記錄下當日的駐營地點，從無間斷和例外。
這期間的記錄不僅有五月三十日“三十日，次歸化城”的紀錄，還沒有四月三十日。
《滿文老檔》：
（四月）二十九日，自小和爾部還，趨察哈爾。至徽鬆齋檔地方駐營。是日晨，命布哈塔布囊率每旗護軍一人，往迎圖魯什、勞薩。
五月初一日，前行捉生圖魯什、勞薩來會。於是日，命阿山、圖魯什、勞薩、烏拜四大臣留其前次所統兵，複率每牛錄護軍一人，前往捉生。
是日，大軍次果果蘇泰河。
可見《滿文老檔》這兩天的紀錄內容連續清晰，說明崇禎五年的日曆裏確實沒有四月三十日。
從而說明崇禎五年的曆日是四月小五月大。
由小說中的考據和計算，當知崇禎五年的曆日是錯的。
這是筆者在寫這本小說的過程中的發現，並自認為是史上第一個指出這個曆法錯誤的人。
歡迎大家轉載和引用，但請注明出處。
此致
大簡
2017年7月26日
但是明朝的標準，孫一沒把握。
於是孫一請教眾人：
“如果日月合朔發生在半夜，比如說子時，哪一天算初一？”
楊日天第一個迴答：
“子醜寅卯，鼠打頭、牛第二，虎三兔四。子時是一天的第一個時辰，所以第二天算初一。”
參謀長孫定遼不同意：
“不對。常言道，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冬至節為子節，大小寒節為醜節，立春節為寅節，春分節為卯節，正月開始於立春寅節。按照這個道理，一天應該開始於辰時。所以前一天算初一。”
二人的意見相左。
孫一看向耿秀才和賈道士。
耿秀才為難的搖搖頭，坦承自已不知道答案。
賈道士得意地輕拂羽扇，故意賣弄道：
“一二三四、子醜寅卯、鼠牛虎兔、各有陰陽。一二三四者，奇數為陽，偶數為陰；子醜寅卯者，觀十二生肖陰陽可知。”
“牛兔羊雞豬屬陰，其蹄爪雙偶，蛇陰甚，不見足。”
“虎龍馬猴犬屬陽，其蹄爪單奇，獨鼠前兩隻腳屬陰，四支爪趾，後兩隻腳屬陽，五支爪趾。”
“故而，鼠前半身屬陰，後半身屬陽；子時，前半為昨日之夜，後半為今日之晨。日月合朔若在子正之前，當前一日為初一，若在子正之後，當後一日為初一。”
楊日天當即就請教：“那要是日月合朔就發生在子正呢？該怎麽算？”
賈道士停下誇張的動作：“不會那麽巧吧！”
達海替賈道士解圍，道：“典籍有雲，古曆分日，起於子半。子正算第二日。”
耿秀才連忙扶達海坐下。
達海掙紮著問孫一：“陛下，四五月間的日月合朔，可是發生於夜半子時？”
孫一迴答：“這個……可能是吧。”
手機萬年曆顯示合朔發生在淩晨01:16:57，這個具體是什麽時候，還真不好說。
萬年曆軟件裏使用的是北京時間。
後世的中國橫跨東五區到東九區五個時區。民國時期依據國際標準，將全國時區劃分為昆侖時區、迴藏時區、隴蜀時區、中原時區、以及長白時區。五零年以後統一為北京時間
嚴格地說，北京時間是東八區東經120度的當地時間，並不是北京的當地時間，北京的經度是東經116.46度，二者有約14分鍾的時差。
明朝的曆法以南京時間為基準。就是說，如果南京是四月小，則全國都四月小；如果南京是四月大，則全國都四月大。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經度是東經118.83度，同東經120度的北京時間差4分40秒。
孫一計算之後認為，崇禎五年四五月間的日月合朔發生在南京當地時間淩晨1點12分，正負30分鍾的誤差範圍內。
孫一之所以要增加一個正負30分鍾的誤差範圍，有兩個考慮。
第一，後世使用的時間都是鍾表時間，明代製定曆法使用的是日晷時間。
日晷時間是測量太陽的角度得出的時間，所以又被稱為真太陽時間。
由於地球的公轉軌道不是正圓而是橢圓，地球在靠近太陽的時候速度快，遠離太陽的時候速度慢，以及地球的公轉平麵與地球的自轉平麵存在一個23度半的夾角，真太陽時間在一年之內的快慢是不均勻的。
在一年之內，真太陽時間與鍾表時間的誤差呈一個8字形循環。
比如，在公元2000年的11月3日，日晷比鍾表快16分33秒，在2月12日，日晷比鍾表慢14分6秒。
由於地球公轉軌道的近地點和遠地點在逐年漂移，所以真太陽時間與鍾表時間的差異每年也在漂移。
後世一些“認真”的命理師，給人算命的時候都要鄭重其事地借助數據表格和公式把鍾表時間轉換為真太陽時間。
孫一沒有這些數據表格，所以隻好接受一個誤差範圍，姑且認為最大誤差為16分33秒。
第二，後世的萬年曆程序都是以公元2000年的星象作為原點，以後世最新的天體運行數學模型推算。
從2000年推算到1632年，跨度有368年，有沒有誤差？
郭守敬的《授時曆》使用350年，積累的誤差據刑雲路說在萬曆二十四年的冬至那天落後了九刻餘：
“大統推今年冬至在申正二刻，而臣測在未正一刻。大統實後天九刻餘。”
孫一知道這個刑雲路是個天文史上的狠角色。他在蘭州樹立了一根高達六十尺的圭表，於萬曆三十六年測得一歲長度為365.242190日，同現代理論計算值隻差2.3秒！
刑老說明朝的大統曆落後天像九刻餘，即130分鍾有餘，則孫一必須虛心接受這個數據。
用後世的數學模型推算368年之前的天像，誤差肯定比這個130分鍾小得多。
但是小到什麽程度，沒人敢說。這期間有沒有發生異常事件，導致後世的數學模型產生誤差？比如一顆隕石在西伯利亞撞擊地球，使地球的運行模式稍微改變了一下？
穩妥起見，孫一采用130分鍾的十分之一，即13分鍾，作為數學模型推算的誤差範圍。
兩個誤差範圍結合，孫一得出總誤差範圍在正負30分鍾之內。
即，崇禎五年四五月間的日月合朔發生在南京當地時間淩晨1點12分，正負30分鍾的誤差範圍內。
即使考慮最大的誤差，日月合朔也是發生在子正時刻之後的第二天。
所以崇禎五年皇曆中的四月小五月大確實是算錯了。
這個結論同時作證了刑雲路關於大統曆落後天像九刻餘的論斷：因為崇禎五年皇曆中是四月小五月大，則明朝欽天監的數據必然是日月合朔發生在子正之前，則大統曆至少落後實際天象1小時12分，正負30分鍾，即至少落後天象五刻。
於是孫一正式向諸位宣布：
“崇禎五年四五月間的日月合朔，發生在南京時刻戊戌日醜初一刻，前後不會超出四分之一個時辰。皇曆把四五月分的大小顛倒了。”
——————
參考資料
崇禎五年四月小五月大的曆日錯誤
筆者查到的所有的【可靠】現代萬年曆都顯示崇禎五年的五月為小月，僅有二十九天，四月為大月，三十天。
這些萬年曆得出的這個結論都是根據現代天文數據推算的結果。
國家圖書館藏《明代大統曆日匯編》，全六冊，可謂明代曆日最全麵，最權威。定價1350元，筆者買不起。但是其目錄顯示，崇禎一朝中，該匯編隻存六本四年：
大明崇禎三年（1630）歲次庚午大統曆，三本?大明崇禎八年（1635）歲次乙亥大統曆，一本
大明崇禎十二年（1639）歲次己卯大統曆，一本?大明崇禎十四年（1641）歲次辛巳大統曆，一本
故而，崇禎五年的日曆到底是怎樣的，目前沒有直接材料。
筆者前文說過，《滿文老檔》中關於皇太極征伐草原的記錄從皇太極四月初一從沈陽出發，直到到五月卅日、六月初一、六月初二，滿文老檔每日都有記錄，如當日無事，則記錄下當日的駐營地點，從無間斷和例外。
這期間的記錄不僅有五月三十日“三十日，次歸化城”的紀錄，還沒有四月三十日。
《滿文老檔》：
（四月）二十九日，自小和爾部還，趨察哈爾。至徽鬆齋檔地方駐營。是日晨，命布哈塔布囊率每旗護軍一人，往迎圖魯什、勞薩。
五月初一日，前行捉生圖魯什、勞薩來會。於是日，命阿山、圖魯什、勞薩、烏拜四大臣留其前次所統兵，複率每牛錄護軍一人，前往捉生。
是日，大軍次果果蘇泰河。
可見《滿文老檔》這兩天的紀錄內容連續清晰，說明崇禎五年的日曆裏確實沒有四月三十日。
從而說明崇禎五年的曆日是四月小五月大。
由小說中的考據和計算，當知崇禎五年的曆日是錯的。
這是筆者在寫這本小說的過程中的發現，並自認為是史上第一個指出這個曆法錯誤的人。
歡迎大家轉載和引用，但請注明出處。
此致
大簡
2017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