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曆裏的丙寅日，其實是采用了十天幹十二地支的六十進製計數。每過一天，天幹計數和地支計數同時加一，到最小公倍數六十的時候歸零，即迴複到甲子，然後重新再開始。
所以幹支記日是一個連續的、不受年月幹擾的獨立計數。現在既然兩個版本的日曆都是丙寅日，就說明孫一既沒有平白無故地少過一天，也沒有比別人多過一天，日子還是正常的。
在兩個日曆裏，明天都是丁卯日，六月初一，六月大。
換句話說，明天兩個日曆開始統一。
反正到了明天都一樣，孫一便有心放棄今天是五月卅日還是五月二十九日的糾纏。對孫程序員而言，這些不過都是不同的編號代碼而已。
但是孫一的提議剛一說出，立刻遭到所有人的強烈反對。
耿秀才義正嚴辭地說道：“過錯了日子就是欺天之罪！”
孫一無奈地表示：“可是已經過錯日子了，那怎麽辦？”
耿秀才堅定地宣布：“請力德爾爺告天請罪！”
孫一無語。
“不然，不然！”
賈道士變戲法一般從衣袖裏取出一本書，道：“該告天請罪的是明朝皇帝，不是力德爾爺！”
孫一看向賈道士手裏的書，書名同樣是《大明崇禎五年大統曆》，原來賈道士的皇曆根本就沒丟。
賈道士翻到五月中的一頁，卻見五月初五的端午和夏至是同一天！
孫一明明記得，自己在長勝鄉實際上過的端午節是夏至的第二天！
皇曆上的那一天被用毛筆大大的畫了一個圈，旁邊有賈道士用蠅頭小字標注：“時差八刻”。
賈道士言道：“今年夏至的時刻，我親測比曆書中早了八刻鍾！”
賈道士把皇厲翻到春分那天，那天同樣被用毛筆畫了一個圈，賈道士道：“春分那日，我親測晝夜並不等長！”
孫定遼目瞪口呆，“軍師，你是說大明朝已經失去了天數？”
耿秀才不可置信：“難道說當今天子在欺天不成？”
楊日天驚道：“這可是天大的罪過！”
賈道士合上皇厲言道：“大明朝的曆法早已失天！”
賈道士對諸位解說，明廷行用的《大統曆》實為元朝的《授時曆》。
《授時曆》為元朝郭守敬等人編製。明初的時候，朱元璋定都南京，令軍師劉伯溫略微改動《授時曆》，將《授時曆》中所使用的元都北京晝夜時刻數值改為京師南京的相應時刻，改名為《大統曆》。
之後朱元璋嚴令民間不得學習曆法，使得有明一代無人精通天文曆算，欽天監官員隻會套用《授時曆》中的老公式。
明成祖朱棣在“燒死”賈道士的先人建文帝以後，以北京為政治中心，後來幾個明朝皇帝的政治中心有幾次反複，但是名義上都是以南京為首都。
明英宗於正統六年（1441年）正是宣布定首都為北京，結束南京名義上的首都地位。
正統十二年(1447)冬至之後，欽天監監正彭德清向英宗上書匯報：
“欽蒙造鑄銅儀，委夏官正劉信考較測驗，得北京北極出地度數、太陽出入時刻與南京不同。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強。南京冬至日出辰刻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晝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刻一刻，晝刻六十二，各有長短差異。”
所以彭德清認為“今宮禁與官府漏箭皆南京舊式，不可用”。
明英宗欣然采納其建議，命內官監根據實測的北京晝夜時間改造漏刻製度，令彭德清將《大統曆》中所使用的南京晝夜時刻改為北京相應時刻。
於是，正統十三年(1448)欽天監編造的正統十四年(1449)曆日，其晝夜時刻數值就采用了最新的北京實測結果推算。
這是大明朝三百年期間唯一的一次改曆，而且更改的僅僅是很小的無關筋骨的一部分。
但是，正統十四年的曆日一出，大明朝天下嘩然。
曆日是古人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人們根據皇曆吉兇宜忌安排行事，官府根據皇曆中不同節氣的晝夜時刻安排漏刻改箭，即鍾鼓授時。
大明百姓發現正統十四年的曆日中晝夜時刻和以往不同，“見者皆駭愕，以為振古未有之事。”
對此，賈道士憤然評價道：“這必是北京欽天監那幫人不通天數，胡亂拚湊時刻。”
所有的明朝人都認定，明英宗正統十四年的這次改曆，直接導致了在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中秋節的那一天，明軍兵敗土木堡，明英宗被俘。
賈道士恨恨地說：“欺天妄上，天必棄之！”
按照明朝人的是非標準，這場曆史悲劇的罪魁當然是欽天監監正彭德清。彭德清從征土木堡，僥幸逃歸，十月死於獄中。即位的明景帝為了“平息民憤”，毅然命令“仍斬其首”，全家發配遼東充軍。
正統十四年(1449)十二月初二日，景帝下詔，正式將《大統曆》晝夜時刻改迴南京舊製。
後來明英宗迴國複辟，但是絕口不敢再改動《大統曆》，直至崇禎一朝。
賈道士又開始咬牙切齒地怨恨，道：
“自古以來滄海桑田，天地自有變數！大統曆法自元朝至元辛巳年起用，至今已經過了350年，從未修正以應天數。欽天監那班人隻知道襲用前朝數據，哪裏知道襲用越久，積差便越大！”
萬曆年間，皇帝懶政，久不上朝，明初的各項禁律開始鬆動，民間開始有人偷偷地學習曆法。這些人驚訝地發現，大統曆和實際天象不符。
於是有人冒死上書建議改曆，對此大逆不道之舉，朝廷的態度是有一個辦一個。
直到萬曆皇帝的伯伯，在皇族中德高望重的鄭王世子朱載堉於萬曆二十三年上疏指出大統曆的誤差。
疏中言道：“大統與授時二曆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
“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就是說以《大統曆》推算古代節氣相差三天，推算當今時刻則相差九刻。
大明朝一日百刻，九刻就是2.16個小時，大於一個時辰。且不論朱載堉的算法如何，這個差距已經很大了。
因為上疏之人是萬曆皇帝的伯伯，群臣不知所措。
最後“懶政皇帝”萬曆下旨“褒獎”，算是給了個結論。
鄭王世子朱載堉上疏全身而退，官員邢雲路於萬曆二十四年再上疏，雲：
“大統推今年冬至在申正二刻，而臣測在未正一刻。大統實後天九刻餘”。
“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三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
對此，萬曆皇帝下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自此朝廷上下展開大辯論，漸漸主張修曆的一派占了上風，可是滿大明朝卻沒有精通曆法的人才！
於是朝廷決定慢慢來，廣招天下精通天文曆法者，同心共事，協力推驗。自此明朝對於民間研習曆法解禁。
賈道士突然淒然淚下，哽咽著說道：
“此事被來我中國傳授邪教的一名紅毛和尚名叫利瑪竇的得知，利瑪竇寫信給西洋教主，雲我中國曆法已然失天，我中國卻無人能修訂，請教主派和尚攜帶西洋曆書儀器鍾表，名為助中國修曆，實為暗中傳教，巧奪中國之天數！”
“可惜我泱泱中國，於天算一學人才盡失。崇禎朝欽天監於三年前同西洋和尚湯若望、信徒徐光啟之流鬥法，各自推算日食。結果無論是大統曆法，還是迴迴曆法，皆輸給西洋曆法。崇禎皇帝乃下旨徐光啟成立曆局，徐光啟則招攬各路紅毛和尚入局。”
賈道士總結道：
“崇禎皇帝自知失天，理應改曆，但大明朝上下卻不會改。”
“曆局的西洋曆法眼見就要修成，但大明朝上下卻不敢用。”
“中國若采用西洋曆法，小則受製於西洋教主，大則被紅毛篡改天數，重蹈土木堡覆轍！”
賈道士言辭懇切：
“力德爾爺，如今天書中含有曆法，則當以天書為準！”
耿秀才聞聽立刻跟著請願：
“請力德爾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孫定遼態度堅決地宣布：“明朝既然失天，崇禎小兒便是偽天子，我們絕不可再用的崇禎的《大統曆》。”
楊日天立刻附和：“參謀長說得對！這是天大的事情，不容一絲的含糊。”
達海不知何時被人攙扶著站在門口，這時忍不住開口請求：“陛下，我堂堂五千年中國天下，絕不能被西洋紅毛算計去。陛下如有天書曆法，懇請陛下頒行天下，以應天數，以救中國。”
————————
參考資料
明代曆法
中國的曆法曆經漢唐宋元，在元朝的《授時曆》達到巔峰。
自明代開始，中國的曆法開始停滯和落後。可以說，在天算科學方麵，明代是極為保守、極為保守落後的一個時代。
明代初期中期，嚴禁私相授受曆法知識和私編曆法。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幾年，下詔嚴禁民間習曆；嚴禁欽天監官子孫從它業而不習曆。前者有下獄乃至誅殺之罪，後者有發配充軍之罪。
沈德符在著《萬曆野獲編·曆學》中寫道：“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曆者遣戍，造曆者殊死”
明代初期中期，朝中鮮有知星曆者。在這樣的可悲局麵下，鄭王世子朱載堉偷偷“自學”曆法。
朱載堉稱：“壯年以來，複觀曆代諸史誌中所謂曆者五十餘家，考其異同，辨其疏密，誌之所好，樂而忘倦”。
由於朝廷對曆法保密，作為王子的朱載堉也從未見過“皇朝大統曆”書。
具朱載堉稱，某日，“讀丘祭酒所撰《大學衍義補》，內載大統曆氣、閏、轉、交四準分秒，心竊喜曰：大統曆經全文未見，而其大略已得之矣。”
讚！天才！
同時嚴重鄙視朱元璋！
以朱載堉的特殊身份，才得以打開明朝民間學習曆法的禁令。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i，1552-1610）當時在南昌、南京一帶。1597年3-10月間利瑪竇有兩則書信涉及此事：
“perciocemsceze，nelpresentarenell’ottobredel1595，ilcalendariodell’annosequentealministerodeiriti，avevafattoosservare“siedettorecenteriovaerratoechebisognacorreggerlo.”
這段意大利文的中文大意是：“鄭世子於1595年10月向禮部進呈曆書的同時，提出以下意見：’曆法已經出現差誤並且需要修訂’。”
又一則寫道：
“guandeoilcalendario，altempodeimin，andavaerratocifuronodelldiscussionitracemsceze，zaeiu，escimiunlii，scienzasufficientepercorreggerlo.”
這段文字中譯為：“其實，鄭世子載堉和刑雲路二人已經討論了明代曆法出現的差誤，但他們二人中任何一人都沒有足夠的科學知識去修訂它。”
之後西班牙耶穌會士龐迪我（didacusdepontoja，1571-1618)來華，意大利耶穌會士熊三拔（sabbathinusdeursis，1575-1620）都攜帶了西洋曆書和儀器來華。
可以說，是朱載堉打開了中西合作探討天算科學的大門。
他既喚醒了明朝廷天算睡眼，又為利瑪竇在中國實施天算傳教提供了口實。
神聖羅馬帝國天主教耶穌會修士湯若望，字道未，與鄧玉函（johannschreck）和羅雅各（giorho）等22名傳教士，1618年4月16日從葡萄牙的裏斯本啟航東渡中國。
到北京不久，湯若望成功地預測了1623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後來又成功地預測了第二年(1624年)9月的月食。
1630年（崇禎三年），湯若望接替去世的鄧玉函於北京供職於欽天監曆局，“協助”徐光啟編修《崇禎曆書》。
1631年（崇禎三年），徐光啟和下屬首次用望遠鏡觀看了日食。觀測過後，徐光啟歎為觀止。
1634年（崇禎七年），在徐光啟和湯若望主持下，欽天監完成《崇禎曆書》，共計46種137卷。
1634年直至明朝滅亡，明朝為中西曆法爭執不下，《崇禎曆書》始終未頒行。
1644年滿清入關，留在北京城中的湯若望刪改《崇禎曆書》至103卷，並由順治帝將其更名為《西洋新法曆書》。於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頒行，稱《時憲曆》。南明則堅持使用《大統曆》對抗。
《時憲曆》與《大統曆》采用不同的計算方法，在節氣和閏月安排上會出現不同。
所以幹支記日是一個連續的、不受年月幹擾的獨立計數。現在既然兩個版本的日曆都是丙寅日，就說明孫一既沒有平白無故地少過一天，也沒有比別人多過一天，日子還是正常的。
在兩個日曆裏，明天都是丁卯日，六月初一，六月大。
換句話說，明天兩個日曆開始統一。
反正到了明天都一樣，孫一便有心放棄今天是五月卅日還是五月二十九日的糾纏。對孫程序員而言，這些不過都是不同的編號代碼而已。
但是孫一的提議剛一說出，立刻遭到所有人的強烈反對。
耿秀才義正嚴辭地說道：“過錯了日子就是欺天之罪！”
孫一無奈地表示：“可是已經過錯日子了，那怎麽辦？”
耿秀才堅定地宣布：“請力德爾爺告天請罪！”
孫一無語。
“不然，不然！”
賈道士變戲法一般從衣袖裏取出一本書，道：“該告天請罪的是明朝皇帝，不是力德爾爺！”
孫一看向賈道士手裏的書，書名同樣是《大明崇禎五年大統曆》，原來賈道士的皇曆根本就沒丟。
賈道士翻到五月中的一頁，卻見五月初五的端午和夏至是同一天！
孫一明明記得，自己在長勝鄉實際上過的端午節是夏至的第二天！
皇曆上的那一天被用毛筆大大的畫了一個圈，旁邊有賈道士用蠅頭小字標注：“時差八刻”。
賈道士言道：“今年夏至的時刻，我親測比曆書中早了八刻鍾！”
賈道士把皇厲翻到春分那天，那天同樣被用毛筆畫了一個圈，賈道士道：“春分那日，我親測晝夜並不等長！”
孫定遼目瞪口呆，“軍師，你是說大明朝已經失去了天數？”
耿秀才不可置信：“難道說當今天子在欺天不成？”
楊日天驚道：“這可是天大的罪過！”
賈道士合上皇厲言道：“大明朝的曆法早已失天！”
賈道士對諸位解說，明廷行用的《大統曆》實為元朝的《授時曆》。
《授時曆》為元朝郭守敬等人編製。明初的時候，朱元璋定都南京，令軍師劉伯溫略微改動《授時曆》，將《授時曆》中所使用的元都北京晝夜時刻數值改為京師南京的相應時刻，改名為《大統曆》。
之後朱元璋嚴令民間不得學習曆法，使得有明一代無人精通天文曆算，欽天監官員隻會套用《授時曆》中的老公式。
明成祖朱棣在“燒死”賈道士的先人建文帝以後，以北京為政治中心，後來幾個明朝皇帝的政治中心有幾次反複，但是名義上都是以南京為首都。
明英宗於正統六年（1441年）正是宣布定首都為北京，結束南京名義上的首都地位。
正統十二年(1447)冬至之後，欽天監監正彭德清向英宗上書匯報：
“欽蒙造鑄銅儀，委夏官正劉信考較測驗，得北京北極出地度數、太陽出入時刻與南京不同。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強。南京冬至日出辰刻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晝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刻一刻，晝刻六十二，各有長短差異。”
所以彭德清認為“今宮禁與官府漏箭皆南京舊式，不可用”。
明英宗欣然采納其建議，命內官監根據實測的北京晝夜時間改造漏刻製度，令彭德清將《大統曆》中所使用的南京晝夜時刻改為北京相應時刻。
於是，正統十三年(1448)欽天監編造的正統十四年(1449)曆日，其晝夜時刻數值就采用了最新的北京實測結果推算。
這是大明朝三百年期間唯一的一次改曆，而且更改的僅僅是很小的無關筋骨的一部分。
但是，正統十四年的曆日一出，大明朝天下嘩然。
曆日是古人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人們根據皇曆吉兇宜忌安排行事，官府根據皇曆中不同節氣的晝夜時刻安排漏刻改箭，即鍾鼓授時。
大明百姓發現正統十四年的曆日中晝夜時刻和以往不同，“見者皆駭愕，以為振古未有之事。”
對此，賈道士憤然評價道：“這必是北京欽天監那幫人不通天數，胡亂拚湊時刻。”
所有的明朝人都認定，明英宗正統十四年的這次改曆，直接導致了在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中秋節的那一天，明軍兵敗土木堡，明英宗被俘。
賈道士恨恨地說：“欺天妄上，天必棄之！”
按照明朝人的是非標準，這場曆史悲劇的罪魁當然是欽天監監正彭德清。彭德清從征土木堡，僥幸逃歸，十月死於獄中。即位的明景帝為了“平息民憤”，毅然命令“仍斬其首”，全家發配遼東充軍。
正統十四年(1449)十二月初二日，景帝下詔，正式將《大統曆》晝夜時刻改迴南京舊製。
後來明英宗迴國複辟，但是絕口不敢再改動《大統曆》，直至崇禎一朝。
賈道士又開始咬牙切齒地怨恨，道：
“自古以來滄海桑田，天地自有變數！大統曆法自元朝至元辛巳年起用，至今已經過了350年，從未修正以應天數。欽天監那班人隻知道襲用前朝數據，哪裏知道襲用越久，積差便越大！”
萬曆年間，皇帝懶政，久不上朝，明初的各項禁律開始鬆動，民間開始有人偷偷地學習曆法。這些人驚訝地發現，大統曆和實際天象不符。
於是有人冒死上書建議改曆，對此大逆不道之舉，朝廷的態度是有一個辦一個。
直到萬曆皇帝的伯伯，在皇族中德高望重的鄭王世子朱載堉於萬曆二十三年上疏指出大統曆的誤差。
疏中言道：“大統與授時二曆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
“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就是說以《大統曆》推算古代節氣相差三天，推算當今時刻則相差九刻。
大明朝一日百刻，九刻就是2.16個小時，大於一個時辰。且不論朱載堉的算法如何，這個差距已經很大了。
因為上疏之人是萬曆皇帝的伯伯，群臣不知所措。
最後“懶政皇帝”萬曆下旨“褒獎”，算是給了個結論。
鄭王世子朱載堉上疏全身而退，官員邢雲路於萬曆二十四年再上疏，雲：
“大統推今年冬至在申正二刻，而臣測在未正一刻。大統實後天九刻餘”。
“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三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
對此，萬曆皇帝下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自此朝廷上下展開大辯論，漸漸主張修曆的一派占了上風，可是滿大明朝卻沒有精通曆法的人才！
於是朝廷決定慢慢來，廣招天下精通天文曆法者，同心共事，協力推驗。自此明朝對於民間研習曆法解禁。
賈道士突然淒然淚下，哽咽著說道：
“此事被來我中國傳授邪教的一名紅毛和尚名叫利瑪竇的得知，利瑪竇寫信給西洋教主，雲我中國曆法已然失天，我中國卻無人能修訂，請教主派和尚攜帶西洋曆書儀器鍾表，名為助中國修曆，實為暗中傳教，巧奪中國之天數！”
“可惜我泱泱中國，於天算一學人才盡失。崇禎朝欽天監於三年前同西洋和尚湯若望、信徒徐光啟之流鬥法，各自推算日食。結果無論是大統曆法，還是迴迴曆法，皆輸給西洋曆法。崇禎皇帝乃下旨徐光啟成立曆局，徐光啟則招攬各路紅毛和尚入局。”
賈道士總結道：
“崇禎皇帝自知失天，理應改曆，但大明朝上下卻不會改。”
“曆局的西洋曆法眼見就要修成，但大明朝上下卻不敢用。”
“中國若采用西洋曆法，小則受製於西洋教主，大則被紅毛篡改天數，重蹈土木堡覆轍！”
賈道士言辭懇切：
“力德爾爺，如今天書中含有曆法，則當以天書為準！”
耿秀才聞聽立刻跟著請願：
“請力德爾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孫定遼態度堅決地宣布：“明朝既然失天，崇禎小兒便是偽天子，我們絕不可再用的崇禎的《大統曆》。”
楊日天立刻附和：“參謀長說得對！這是天大的事情，不容一絲的含糊。”
達海不知何時被人攙扶著站在門口，這時忍不住開口請求：“陛下，我堂堂五千年中國天下，絕不能被西洋紅毛算計去。陛下如有天書曆法，懇請陛下頒行天下，以應天數，以救中國。”
————————
參考資料
明代曆法
中國的曆法曆經漢唐宋元，在元朝的《授時曆》達到巔峰。
自明代開始，中國的曆法開始停滯和落後。可以說，在天算科學方麵，明代是極為保守、極為保守落後的一個時代。
明代初期中期，嚴禁私相授受曆法知識和私編曆法。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幾年，下詔嚴禁民間習曆；嚴禁欽天監官子孫從它業而不習曆。前者有下獄乃至誅殺之罪，後者有發配充軍之罪。
沈德符在著《萬曆野獲編·曆學》中寫道：“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曆者遣戍，造曆者殊死”
明代初期中期，朝中鮮有知星曆者。在這樣的可悲局麵下，鄭王世子朱載堉偷偷“自學”曆法。
朱載堉稱：“壯年以來，複觀曆代諸史誌中所謂曆者五十餘家，考其異同，辨其疏密，誌之所好，樂而忘倦”。
由於朝廷對曆法保密，作為王子的朱載堉也從未見過“皇朝大統曆”書。
具朱載堉稱，某日，“讀丘祭酒所撰《大學衍義補》，內載大統曆氣、閏、轉、交四準分秒，心竊喜曰：大統曆經全文未見，而其大略已得之矣。”
讚！天才！
同時嚴重鄙視朱元璋！
以朱載堉的特殊身份，才得以打開明朝民間學習曆法的禁令。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i，1552-1610）當時在南昌、南京一帶。1597年3-10月間利瑪竇有兩則書信涉及此事：
“perciocemsceze，nelpresentarenell’ottobredel1595，ilcalendariodell’annosequentealministerodeiriti，avevafattoosservare“siedettorecenteriovaerratoechebisognacorreggerlo.”
這段意大利文的中文大意是：“鄭世子於1595年10月向禮部進呈曆書的同時，提出以下意見：’曆法已經出現差誤並且需要修訂’。”
又一則寫道：
“guandeoilcalendario，altempodeimin，andavaerratocifuronodelldiscussionitracemsceze，zaeiu，escimiunlii，scienzasufficientepercorreggerlo.”
這段文字中譯為：“其實，鄭世子載堉和刑雲路二人已經討論了明代曆法出現的差誤，但他們二人中任何一人都沒有足夠的科學知識去修訂它。”
之後西班牙耶穌會士龐迪我（didacusdepontoja，1571-1618)來華，意大利耶穌會士熊三拔（sabbathinusdeursis，1575-1620）都攜帶了西洋曆書和儀器來華。
可以說，是朱載堉打開了中西合作探討天算科學的大門。
他既喚醒了明朝廷天算睡眼，又為利瑪竇在中國實施天算傳教提供了口實。
神聖羅馬帝國天主教耶穌會修士湯若望，字道未，與鄧玉函（johannschreck）和羅雅各（giorho）等22名傳教士，1618年4月16日從葡萄牙的裏斯本啟航東渡中國。
到北京不久，湯若望成功地預測了1623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後來又成功地預測了第二年(1624年)9月的月食。
1630年（崇禎三年），湯若望接替去世的鄧玉函於北京供職於欽天監曆局，“協助”徐光啟編修《崇禎曆書》。
1631年（崇禎三年），徐光啟和下屬首次用望遠鏡觀看了日食。觀測過後，徐光啟歎為觀止。
1634年（崇禎七年），在徐光啟和湯若望主持下，欽天監完成《崇禎曆書》，共計46種137卷。
1634年直至明朝滅亡，明朝為中西曆法爭執不下，《崇禎曆書》始終未頒行。
1644年滿清入關，留在北京城中的湯若望刪改《崇禎曆書》至103卷，並由順治帝將其更名為《西洋新法曆書》。於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頒行，稱《時憲曆》。南明則堅持使用《大統曆》對抗。
《時憲曆》與《大統曆》采用不同的計算方法，在節氣和閏月安排上會出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