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源、和勝、長勝沿著神農河各距二十裏水路。樹林子距長勝二十裏陸路，青山嘴距樹林子二十裏陸路，青山嘴同時借助黃河水路同五源、和勝、長勝通航。五個定居點形成一條弧線，散布在狼山川的東側。
鐵總監宣布，以後這五個定居點一律稱作鄉，原來的五個隊長改叫鄉長。每鄉設一支民兵隊，隊長由鄉長指派。如有必要，鄉長可再指派副鄉長一人，專門負責農牧生產。
孫一不在樹林子老營的這段時間，鐵、哈兩位總監把老營治理的井井有條。這幾天孫一同二位研討後發現，原本自以為老謀深算先進的民選隊長製度，在明朝其實很普遍，隻不過人家不叫隊長而已，人家叫做“鄉約”。二位總監建議從了大明的風俗“改隊為鄉”，孫一欣然接受。
中國古代鄉間的裏正保甲，是官吏差役身份，主要職責是收稅。
中國的鄉約，最早自發性出現於北宋的陝西關中，目的是懲惡揚善宣揚教化。
據《宋史》記載，關中藍田呂氏曾製定鄉約規定:“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藍田呂氏除了用筆墨記錄鄉民的善行和過錯，具體規定了十五種過失的罰則，即“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罰錢五百，輕者減至四百三百，不修之過及犯約之過，罰錢一百，重者增至二百三百。如累犯及重罰後仍不改過者，“特聚眾議，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
換作後世詞匯，宋朝的鄉約有兩個意思，一是指鄉級地方性法規，二是指鄉級地方性執法機構，其權利大到可以“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
鄉約主事者為約正和直月，約正“專主平決賞罰當否”，由眾推正直不阿者一人或二人擔任;直月“主約中雜事”，同約中依年齡大小每月由一人輪流擔任。鄉約每月一聚，每季一會，在聚會的場合，主事者為鄉民準備酒食，將約中善行惡行記錄在籍，對於約中不便之事則通過眾議予以更改。
可見，鄉約機構負責人由民主推舉產生，地方性法規也是民主眾議產生。
到了明代，鄉約得到政府大力提倡，在神宗之後如雨後春筍，尤其在山西極為普及成熟，在宋代鄉約基礎上有所增強。
首先，明代由民眾推舉產生的“鄉長”得到官方尊重。
如呂坤巡撫山西辦理鄉約時，設約正、約副為首領，約講、約史為辦事人員，由州縣“各給帖文印子，以便行事，先給與耆老衣冠，如果正直無私、督約有功者，三年給與冠帶。”
劉時俊在桐城辦理鄉約時，“約正或稱約副、約史者，亦許深衣幅巾，公堂或約所謁見，止兩跪一揖一躬，本縣起立拱手.”
其次，明代鄉約強調儀式，更有官威。
如王陽明記錄的一次鄉約例會，其中知約、約讚、約正、約長皆為職務：
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
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讚鳴鼓三，眾皆前詣香案前序立，北麵跪聽約正讀告諭畢;
約長合眾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祗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眾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
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眾皆曰:“是.”乃東西交拜。
其後，便由約正主持進入舉善和糾過的環節.
舉善時，陳彰善簿，鳴鼓三聲後，約讚道:“請舉善!”眾人稱:“是在約史。”
約史匯報：“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詢問約眾:“如何?”眾人迴答:“約史舉甚當。”
隨後行善者出來當眾接受表彰.
糾過時則陳糾過簿，鳴鼓三聲後，約讚道:“請糾過!”眾人稱:“是在約史。”
約史匯報:“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詢問約眾:“如何?”眾人迴答:“約史舉必有見.”
接下來有過者要跪受責罰.
再次，明朝的鄉約除了象宋朝鄉約那樣宣揚教化記錄善惡，還兼具維護治安，組織生產，承辦社會福利救濟等職能。
明代鄉約明確規定“善行條件”與“惡行條件”，對於善行，不論大小均一一記於善事簿，行大善者可以得到牌匾、鼓樂、花紅等獎勵，對於惡行也“不分大小凡犯條欵事中者，俱要實紀公紀”，對於情節嚴重的，報送州縣，甚至“戮力協謀官府請辦滅之”。
據呂坤《實政錄》記載，每年二月倒糞積肥的時節，要由約正統計本約各戶積糞多少，分為三等，經官府查驗核實後，多者給賞。由約正出麵，將本約無事婦女申報到官府，由官府購買棉花，分發給上述婦女紡線，按照完成時間早晚及質量好壞，分別給予相應的獎勵或處罰。各州縣設立會倉以備荒年，各戶按貧富家口存糧，由鄉約組織人員管理會倉。
總之，明代的鄉約已經完全是一級中國特色的民主機構，鐵木營的基層完全可以在鄉約的基礎上發展。具體怎麽發展，孫一讓鐵哈二位自己去摸索，總的原則是總部不要過多幹涉基層。
對於孫一而言，改隊為鄉另一個好處在於，鐵木營的實力聽上去一下子就壯大了。
鐵總監接著就給各鄉長布置了幾件他調研以後認定的基本任務：各鄉就位以後，第一，建社壇。第二，建烈士祠。第三，建公廁。第四，建學堂。
四項任務總部早有定論，越排在前麵的任務優先級越高。
學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現階段缺乏先生的情況下，至少可以把娃娃們集中看管，讓大人多作一些活。
公廁是力德爾爺定的大目標，要常抓不懈。
草原大戰迫在眉睫，鐵木營傷亡人數肯定不會少，烈士祠亟待建立，不能讓烈士亡魂成了野鬼。
在各鄉建神農爺的社壇，則是鐵木營上上下下一致公認的頭等大事，沒有社就沒有根。
中國上古先人有兩種祭祀對象：祖和社。祭祖的地方叫廟，祭社的地方叫社。
周代開始，王室奉後土為社主，奉後稷為稷神，二者合稱“社稷”。社稷在王宮之西，祖廟在王宮之東。周王分封諸侯，會從“大社”取土，讓諸侯建立下一級的社。
秦漢，各級地方都立社，分別稱為帝社、郡社、國社、縣社、鄉社。社不同於廟，大多是樹、叢、壇等露天的自然場所。
漢晉，縣社、鄉社的社主演變成具體的土地爺。土地爺有名有姓，什麽朝代的人，有什麽事跡，怎麽升的仙，土地奶奶娘家是哪個村，都有詳細的說法。
南北朝、唐、五代、宋，祭社之風更甚。每當時局動蕩，民眾南徙，必先新立社，再建村落。
大明朝廷大力推行禮教，每鄉都有社，社也從沒有頂的露天場所變成了有頂的房屋，被叫作土地廟、城隍廟。
明代的土地爺不僅守護一方土地，還掌管這方土地的莊稼、雨水，還記錄百姓的紅白喜事。每逢紅白喜事，人們都要到土地廟去“通報”。百姓客死異鄉，也一定要托人迴報自己的土地爺，以期葉落歸根。過年時，正月初一祭祖，正月十五祭社。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集會也有別於“廟會”，被稱作“社會”。社會期間的慶祝活動，稱為社火。
中國北方的土地爺是自漢晉就固定下來的，到了明代一個土地爺要很辛苦地負責很多村子。土地爺在各村輪流值班，一年一換。正月十五是土地爺搬家的時候。由於一生才能輪到兩三次土地爺到本村，接“爺”的村子天不亮就全體出動，敲鑼打鼓，秧歌旱船，到了地方先給土地爺塑像披紅帶花，再派青壯小夥抬著土地爺迴村。迴村路上，每每經過村莊，會被攔下隊伍表演一番，被攔截的次數越多，觀看表演的人越多，接爺的隊伍就越有麵子。
老百姓不管朝代如何更替，一社之人，千年來始終供奉一個土地爺。一方土地爺，就是一方百姓的精神上的家。
狼山川的社主是上古的神農爺，所以狼山川各鄉的社依古風，從樹林子的大楸樹下取土，同本鄉之土一體建為社壇，曰神農壇。
鐵總監宣布，以後這五個定居點一律稱作鄉，原來的五個隊長改叫鄉長。每鄉設一支民兵隊，隊長由鄉長指派。如有必要，鄉長可再指派副鄉長一人，專門負責農牧生產。
孫一不在樹林子老營的這段時間，鐵、哈兩位總監把老營治理的井井有條。這幾天孫一同二位研討後發現，原本自以為老謀深算先進的民選隊長製度，在明朝其實很普遍，隻不過人家不叫隊長而已，人家叫做“鄉約”。二位總監建議從了大明的風俗“改隊為鄉”，孫一欣然接受。
中國古代鄉間的裏正保甲，是官吏差役身份，主要職責是收稅。
中國的鄉約，最早自發性出現於北宋的陝西關中，目的是懲惡揚善宣揚教化。
據《宋史》記載，關中藍田呂氏曾製定鄉約規定:“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藍田呂氏除了用筆墨記錄鄉民的善行和過錯，具體規定了十五種過失的罰則，即“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罰錢五百，輕者減至四百三百，不修之過及犯約之過，罰錢一百，重者增至二百三百。如累犯及重罰後仍不改過者，“特聚眾議，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
換作後世詞匯，宋朝的鄉約有兩個意思，一是指鄉級地方性法規，二是指鄉級地方性執法機構，其權利大到可以“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
鄉約主事者為約正和直月，約正“專主平決賞罰當否”，由眾推正直不阿者一人或二人擔任;直月“主約中雜事”，同約中依年齡大小每月由一人輪流擔任。鄉約每月一聚，每季一會，在聚會的場合，主事者為鄉民準備酒食，將約中善行惡行記錄在籍，對於約中不便之事則通過眾議予以更改。
可見，鄉約機構負責人由民主推舉產生，地方性法規也是民主眾議產生。
到了明代，鄉約得到政府大力提倡，在神宗之後如雨後春筍，尤其在山西極為普及成熟，在宋代鄉約基礎上有所增強。
首先，明代由民眾推舉產生的“鄉長”得到官方尊重。
如呂坤巡撫山西辦理鄉約時，設約正、約副為首領，約講、約史為辦事人員，由州縣“各給帖文印子，以便行事，先給與耆老衣冠，如果正直無私、督約有功者，三年給與冠帶。”
劉時俊在桐城辦理鄉約時，“約正或稱約副、約史者，亦許深衣幅巾，公堂或約所謁見，止兩跪一揖一躬，本縣起立拱手.”
其次，明代鄉約強調儀式，更有官威。
如王陽明記錄的一次鄉約例會，其中知約、約讚、約正、約長皆為職務：
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
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讚鳴鼓三，眾皆前詣香案前序立，北麵跪聽約正讀告諭畢;
約長合眾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祗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眾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
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眾皆曰:“是.”乃東西交拜。
其後，便由約正主持進入舉善和糾過的環節.
舉善時，陳彰善簿，鳴鼓三聲後，約讚道:“請舉善!”眾人稱:“是在約史。”
約史匯報：“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詢問約眾:“如何?”眾人迴答:“約史舉甚當。”
隨後行善者出來當眾接受表彰.
糾過時則陳糾過簿，鳴鼓三聲後，約讚道:“請糾過!”眾人稱:“是在約史。”
約史匯報:“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詢問約眾:“如何?”眾人迴答:“約史舉必有見.”
接下來有過者要跪受責罰.
再次，明朝的鄉約除了象宋朝鄉約那樣宣揚教化記錄善惡，還兼具維護治安，組織生產，承辦社會福利救濟等職能。
明代鄉約明確規定“善行條件”與“惡行條件”，對於善行，不論大小均一一記於善事簿，行大善者可以得到牌匾、鼓樂、花紅等獎勵，對於惡行也“不分大小凡犯條欵事中者，俱要實紀公紀”，對於情節嚴重的，報送州縣，甚至“戮力協謀官府請辦滅之”。
據呂坤《實政錄》記載，每年二月倒糞積肥的時節，要由約正統計本約各戶積糞多少，分為三等，經官府查驗核實後，多者給賞。由約正出麵，將本約無事婦女申報到官府，由官府購買棉花，分發給上述婦女紡線，按照完成時間早晚及質量好壞，分別給予相應的獎勵或處罰。各州縣設立會倉以備荒年，各戶按貧富家口存糧，由鄉約組織人員管理會倉。
總之，明代的鄉約已經完全是一級中國特色的民主機構，鐵木營的基層完全可以在鄉約的基礎上發展。具體怎麽發展，孫一讓鐵哈二位自己去摸索，總的原則是總部不要過多幹涉基層。
對於孫一而言，改隊為鄉另一個好處在於，鐵木營的實力聽上去一下子就壯大了。
鐵總監接著就給各鄉長布置了幾件他調研以後認定的基本任務：各鄉就位以後，第一，建社壇。第二，建烈士祠。第三，建公廁。第四，建學堂。
四項任務總部早有定論，越排在前麵的任務優先級越高。
學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現階段缺乏先生的情況下，至少可以把娃娃們集中看管，讓大人多作一些活。
公廁是力德爾爺定的大目標，要常抓不懈。
草原大戰迫在眉睫，鐵木營傷亡人數肯定不會少，烈士祠亟待建立，不能讓烈士亡魂成了野鬼。
在各鄉建神農爺的社壇，則是鐵木營上上下下一致公認的頭等大事，沒有社就沒有根。
中國上古先人有兩種祭祀對象：祖和社。祭祖的地方叫廟，祭社的地方叫社。
周代開始，王室奉後土為社主，奉後稷為稷神，二者合稱“社稷”。社稷在王宮之西，祖廟在王宮之東。周王分封諸侯，會從“大社”取土，讓諸侯建立下一級的社。
秦漢，各級地方都立社，分別稱為帝社、郡社、國社、縣社、鄉社。社不同於廟，大多是樹、叢、壇等露天的自然場所。
漢晉，縣社、鄉社的社主演變成具體的土地爺。土地爺有名有姓，什麽朝代的人，有什麽事跡，怎麽升的仙，土地奶奶娘家是哪個村，都有詳細的說法。
南北朝、唐、五代、宋，祭社之風更甚。每當時局動蕩，民眾南徙，必先新立社，再建村落。
大明朝廷大力推行禮教，每鄉都有社，社也從沒有頂的露天場所變成了有頂的房屋，被叫作土地廟、城隍廟。
明代的土地爺不僅守護一方土地，還掌管這方土地的莊稼、雨水，還記錄百姓的紅白喜事。每逢紅白喜事，人們都要到土地廟去“通報”。百姓客死異鄉，也一定要托人迴報自己的土地爺，以期葉落歸根。過年時，正月初一祭祖，正月十五祭社。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集會也有別於“廟會”，被稱作“社會”。社會期間的慶祝活動，稱為社火。
中國北方的土地爺是自漢晉就固定下來的，到了明代一個土地爺要很辛苦地負責很多村子。土地爺在各村輪流值班，一年一換。正月十五是土地爺搬家的時候。由於一生才能輪到兩三次土地爺到本村，接“爺”的村子天不亮就全體出動，敲鑼打鼓，秧歌旱船，到了地方先給土地爺塑像披紅帶花，再派青壯小夥抬著土地爺迴村。迴村路上，每每經過村莊，會被攔下隊伍表演一番，被攔截的次數越多，觀看表演的人越多，接爺的隊伍就越有麵子。
老百姓不管朝代如何更替，一社之人，千年來始終供奉一個土地爺。一方土地爺，就是一方百姓的精神上的家。
狼山川的社主是上古的神農爺，所以狼山川各鄉的社依古風，從樹林子的大楸樹下取土，同本鄉之土一體建為社壇，曰神農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