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老總聽了孫一宣布的“小目標”，暗暗咂舌，“我的娘啊，一個億！”
沒等他們迴過神，孫一又拋出一句更令他們咂舌的話：
“我們再定一個大目標！”
“這個目標，做起來更難，花的時間更久，也許五年、也許十年，也許二十年，才可以做成。”
“以後考查做官的幹得好不好，我就隻看這一件事。”
日塌天、王二牛幾人相互看看，不由地蹲直了腰杆，支起了耳朵，靜靜地等待爺的下文。
孫一一字一句地說道：
“這個目標，就是修建公共廁所！我要求，公共廁所要多到百姓不會為外出如廁發愁，每間廁所裏都有免費的廁紙”
明朝人一時間都以為自己聽錯了。
孫一之所以決定把修建公共廁所作為一個大戰略目標提出來，有他的考慮：
首先，公共廁所決定了政權輪替。
比如，
史學家們公認完顏氏的金朝是亡於瘟疫；
部分學者認為元朝也是因為瘟疫才匆匆地逃離元大都，讓朱元璋撿了便宜；
而老朱家大明朝的覆滅，和崇禎十七年那場京師大瘟疫同樣脫不了幹係。
三個朝代的首都在同一個城市，而這個城市有一個特點——沒有公共廁所。
據文獻記載，直到1911年，諾大的北京城區隻有官建公廁3座、私建公廁5座。
甚至在明清兩代，這個城市中連居民家中的私廁也被馬桶代替了。
明末《五雜俎》記載：”大江以北人家，家中大多不設偃廁，而以’淨器之便’為主；至於京師，（馬桶糞便）則停溝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
所以當這個城市的人口的數量膨脹到馬桶來不及被清理隻能倒在陰溝裏時，就必然地導致大瘟疫引發朝代更替。
其次，公共廁所決定了人的做人資格。
由於北京城沒有公共廁所，有文獻記載在清朝北京人變成了這個樣子：
“京師人稠地窄，小戶人家大多數，隻有女中廁，而無男中廁，故男子皆在門外便尿。倘在左近有空闊地方，北京唿曰大院，則必為公共之廁所，否則皆在胡同中之彎轉或寬闊處。各胡同口，尤為群居便溺之所，恆蹲兩排，過往行人亦習見不怪。遇相熟之人，且彼此招唿。”
“天旱道幹，行人尚可在中間過往，遇落雨則必走旁邊，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臉，便者亦恆尿濕行人之鞋，實怪現象也。鄉下新來之人，以羞恥關係，往往不能在胡同中出恭，蓋無此習慣也。久居北京者，必群笑其怯，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
“前門外大柵欄同仁堂門口，因其門麵靠裏，地麵稍寬，故每日閉門之後，必有幾百人前去出恭，次早現掃除之，鋪中人認此為該堂之風水，不肯禁止”。
1900年夏，八國聯軍攻入京城，
“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淨桶。大街以南美界內，各巷口皆設公廁，任人方便，並設立除糞公司，挨戶捐錢，專司其事。德界無人倡辦，家家頗甚受難。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數裏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趕緊掃除幹淨。女眷髒穢多在房中存積，無可如何，真所謂諺語’活人被溺蹩死’也。”
“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近日受此淩辱者，不可計數。”
孫一以前每每讀到晚清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故事都義憤填膺。現在想想，如果自己家來個親戚，卻象狗一樣在家裏隨地大小便不以為恥，自己也會毫不客氣地把他象攆狗一樣轟出去！“華人與狗“，不是洋人刻意侮辱國人，是國人已然淪喪為狗，而這都是因為缺失了公共廁所所致。
再次，大糞是寶貴的資源。
按照後世中國的統計數據，化肥和糧產量的投入產出重量比初始值是1:15。
就是說，在貧瘠的田地裏施用化肥，每投入一斤化肥，可以增產十五斤糧食。隨著化肥投入量的增加，這個比例會減少。
孫一現在沒辦法搞到化肥，隻能依賴於農家肥，最好的農家肥就是大糞。修建公共廁所，可以高效地集中大糞資源。
通過成規模地漚肥，孫一還可以控製大糞轉換成肥料的過程中的衛生問題。
大糞中普遍含有蟲卵和病菌，但是古人沒有這個觀念，南方甚至將新鮮的大糞直接倒入水田，導致血吸蟲病泛濫。
後世的經驗是在將人畜糞轉化為肥料時，采用堆肥的方式，利用自然產生的熱量把堆內溫度升高並保持一段時間來殺毒。
最後，孫一希望高品質的公廁，可以改變明朝人的衛生習慣和觀念。
古代人惡劣的衛生習慣，除了如廁還有不洗手、不刷牙、不洗澡……等等。這些都是導致疾病的因素，甚至影響一群人的自信。
但是改變一個人的觀念習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孫一決定從見效最快的如廁問題入手。
比如由於城鎮中沒有公共廁所，所以明朝人出門在外如果有了需求就隻能就地解決了事，就此還演化出一係列說辭把這種行為“合法化”，比如“送黃金”。
鐵木營的情況更惡劣，百姓的家就一間窩棚，無論男女、無論何時，如廁都隻能出門找個地方解決。營中自發形成的五穀輪迴之所氣味彌漫，大家都是匆匆解決，女眷就更是窘迫。
創造一個幹淨的如廁環境，有免費的廁紙，潛移默化地鐵木營百姓就會潔身自好。
王二牛滿臉狐疑地自語：“這有何難！多修幾間茅廁，開一個紙坊就行，哪裏用得到十年二十年時間？我看力德爾爺的這個大目標比剛才的小目標容易多了。”
孫一看著幾位老總，意味深長鼓勵道：“那你們就試試，早日實現！”
——免費廁紙，2016年的中國都沒實現。
沒等他們迴過神，孫一又拋出一句更令他們咂舌的話：
“我們再定一個大目標！”
“這個目標，做起來更難，花的時間更久，也許五年、也許十年，也許二十年，才可以做成。”
“以後考查做官的幹得好不好，我就隻看這一件事。”
日塌天、王二牛幾人相互看看，不由地蹲直了腰杆，支起了耳朵，靜靜地等待爺的下文。
孫一一字一句地說道：
“這個目標，就是修建公共廁所！我要求，公共廁所要多到百姓不會為外出如廁發愁，每間廁所裏都有免費的廁紙”
明朝人一時間都以為自己聽錯了。
孫一之所以決定把修建公共廁所作為一個大戰略目標提出來，有他的考慮：
首先，公共廁所決定了政權輪替。
比如，
史學家們公認完顏氏的金朝是亡於瘟疫；
部分學者認為元朝也是因為瘟疫才匆匆地逃離元大都，讓朱元璋撿了便宜；
而老朱家大明朝的覆滅，和崇禎十七年那場京師大瘟疫同樣脫不了幹係。
三個朝代的首都在同一個城市，而這個城市有一個特點——沒有公共廁所。
據文獻記載，直到1911年，諾大的北京城區隻有官建公廁3座、私建公廁5座。
甚至在明清兩代，這個城市中連居民家中的私廁也被馬桶代替了。
明末《五雜俎》記載：”大江以北人家，家中大多不設偃廁，而以’淨器之便’為主；至於京師，（馬桶糞便）則停溝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
所以當這個城市的人口的數量膨脹到馬桶來不及被清理隻能倒在陰溝裏時，就必然地導致大瘟疫引發朝代更替。
其次，公共廁所決定了人的做人資格。
由於北京城沒有公共廁所，有文獻記載在清朝北京人變成了這個樣子：
“京師人稠地窄，小戶人家大多數，隻有女中廁，而無男中廁，故男子皆在門外便尿。倘在左近有空闊地方，北京唿曰大院，則必為公共之廁所，否則皆在胡同中之彎轉或寬闊處。各胡同口，尤為群居便溺之所，恆蹲兩排，過往行人亦習見不怪。遇相熟之人，且彼此招唿。”
“天旱道幹，行人尚可在中間過往，遇落雨則必走旁邊，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臉，便者亦恆尿濕行人之鞋，實怪現象也。鄉下新來之人，以羞恥關係，往往不能在胡同中出恭，蓋無此習慣也。久居北京者，必群笑其怯，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
“前門外大柵欄同仁堂門口，因其門麵靠裏，地麵稍寬，故每日閉門之後，必有幾百人前去出恭，次早現掃除之，鋪中人認此為該堂之風水，不肯禁止”。
1900年夏，八國聯軍攻入京城，
“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淨桶。大街以南美界內，各巷口皆設公廁，任人方便，並設立除糞公司，挨戶捐錢，專司其事。德界無人倡辦，家家頗甚受難。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數裏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趕緊掃除幹淨。女眷髒穢多在房中存積，無可如何，真所謂諺語’活人被溺蹩死’也。”
“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經洋人撞見，百般毒打，近日受此淩辱者，不可計數。”
孫一以前每每讀到晚清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故事都義憤填膺。現在想想，如果自己家來個親戚，卻象狗一樣在家裏隨地大小便不以為恥，自己也會毫不客氣地把他象攆狗一樣轟出去！“華人與狗“，不是洋人刻意侮辱國人，是國人已然淪喪為狗，而這都是因為缺失了公共廁所所致。
再次，大糞是寶貴的資源。
按照後世中國的統計數據，化肥和糧產量的投入產出重量比初始值是1:15。
就是說，在貧瘠的田地裏施用化肥，每投入一斤化肥，可以增產十五斤糧食。隨著化肥投入量的增加，這個比例會減少。
孫一現在沒辦法搞到化肥，隻能依賴於農家肥，最好的農家肥就是大糞。修建公共廁所，可以高效地集中大糞資源。
通過成規模地漚肥，孫一還可以控製大糞轉換成肥料的過程中的衛生問題。
大糞中普遍含有蟲卵和病菌，但是古人沒有這個觀念，南方甚至將新鮮的大糞直接倒入水田，導致血吸蟲病泛濫。
後世的經驗是在將人畜糞轉化為肥料時，采用堆肥的方式，利用自然產生的熱量把堆內溫度升高並保持一段時間來殺毒。
最後，孫一希望高品質的公廁，可以改變明朝人的衛生習慣和觀念。
古代人惡劣的衛生習慣，除了如廁還有不洗手、不刷牙、不洗澡……等等。這些都是導致疾病的因素，甚至影響一群人的自信。
但是改變一個人的觀念習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孫一決定從見效最快的如廁問題入手。
比如由於城鎮中沒有公共廁所，所以明朝人出門在外如果有了需求就隻能就地解決了事，就此還演化出一係列說辭把這種行為“合法化”，比如“送黃金”。
鐵木營的情況更惡劣，百姓的家就一間窩棚，無論男女、無論何時，如廁都隻能出門找個地方解決。營中自發形成的五穀輪迴之所氣味彌漫，大家都是匆匆解決，女眷就更是窘迫。
創造一個幹淨的如廁環境，有免費的廁紙，潛移默化地鐵木營百姓就會潔身自好。
王二牛滿臉狐疑地自語：“這有何難！多修幾間茅廁，開一個紙坊就行，哪裏用得到十年二十年時間？我看力德爾爺的這個大目標比剛才的小目標容易多了。”
孫一看著幾位老總，意味深長鼓勵道：“那你們就試試，早日實現！”
——免費廁紙，2016年的中國都沒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