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大明社會出現的工人、農民收入低於平均發展水平的問題，是一個社會正處於高速發展進步時期所麵臨的必然挑戰。
因為資本在壯大，而資本壯大勢必會剝削工人的利益，擠占農民享受的社會紅利。
若是指望資本家替工農考慮，那就無疑於天方夜譚了，隻有朝廷能去考慮。
而實際上，眼下大明有一部分官員甚至都覺得這個問題沒有必要去考慮。
雖然工人、農民的收入低於整個國家平均的發展水平，但那也隻是增速上的對比，跟實際的生活質量無關。
皇明四十二年時間下的大明百姓，除了偏遠地區的咱們不提，京畿帶、江南帶、中原帶三大塊老百姓的生活還要多舒適。
三天吃頓帶肉腥的不算什麽生活壓力，一家四口頓頓吃飽，一年換四五身新衣服不算什麽生活壓力。
日子都過成這樣了，還有什麽不知足的？
這種生活質量你扔到二十年前，問天下的老百姓，他做夢都不敢夢這麽離譜。
朝廷為老百姓做的已經夠多了，為這事還有啥好操心的，完全沒必要啊。
人心不足蛇吞象。
有這種想法的官員不多，但仍占有部分的比重，而他們之所以這麽想的原因其實也是正常的，因為隨著百姓的生活質量越高，他們對其他方麵的籲求也在加大。
都餓肚子的時候，覺得國家能讓他們吃飽就是聖君在世，夠老百姓齊唿萬歲磕頭焚香了。
而當吃飽了之後，老百姓看富商、官家人都吃上肉，他們也會想吃。
他們對自己生活的渴盼標準一樣在不停的提高，一樣不會滿足現狀。
要求政府越來越廉潔、要求公員隊伍越來越清貧，起碼也要和他們過同樣的日子，要是過的更舒服，人心就不會平衡。
社會的主動籲求就是這麽出現的，也就成為了擺在朱允炆與內閣案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了。
當然，上歲數的百姓不會這麽欲壑難填，因為他們是從苦日子裏熬出來的，但他們的下一輩呢？
人口是繁衍的，新生兒是不斷湧現的。
這些孩子可沒從洪武朝活過來、更不可能見過元末明初的連天戰火，朝廷確實沒道理要求這一輩年輕人也去懂什麽叫吃苦受罪也該知足。
解決不掉這些年輕人的籲求，那麽就必然會出現社會矛盾，影響朝廷和國家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力。
所以罵朝廷的往往是一代接一代的年輕人，他們總覺得這個國家這不好、那不好，而很少會有成熟的中老年人也去不停的謾罵和詆毀。
許不忌如今在大會上拋出這個問題，恰是出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因為朱允炆登基之後才誕生的新生兒，經過二十多年的成長，如今已經是這個國家的新生力量，並且開始步入社會的各個領域，或成為公員、或成為農民、工人、軍人、服務業的跑堂小二。
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思想和籲求，如何解決與滿足不僅是參會的上千名官員在思考，朱允炆一樣在思考。
“商部是負責經濟的，現在這個問題拋出來，那麽多學經濟、從事經濟的官員拿不出一個解決辦法嗎？”
見大會冷場，許不忌有些不滿的冷哼一聲：“前幾日三五總結大會開幕日的時候，戶部的官員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幾天了，連個初擬的想法都拿不出來？”
商部自尚書、侍郎往下，幾十號人無不冷汗涔涔。
這時候，還是嚴震直開了腔。
這位活躍大明政壇二十多年，上一任楊士奇內閣時期的閣臣，當年的浙江糧長，如今的工商聯大臣。
“加賦。”
一句加賦，引起軒然大波。
會場之內頓時竊竊私語，朱允炆更是瞬間皺緊了眉頭。
工人、農民的收入本身就已經低於了社會發展的平均水平，基於這一情況，竟然還要加賦？
不過出於對嚴震直的信任或者說尊重，朱允炆還是給了嚴震直解釋的機會。
“如今我大明的農賦是三十稅一，我個人建議征到十稅一，工人是不用繳納稅賦的，如今也征一部分，比例一樣為十稅一。”
在這件事情上，嚴震直不敢賣關子，會台的講桌後麵，將自己所有的想法全部拋了出來。
“在農業領域進行的加賦，是為了促使中央糧庫將糧食指導價上漲。”
“那不一樣的道理嗎？”
質疑聲很快響起：“老百姓交的糧比以前多了，就算糧價上漲，到手的錢還是那些，與其廢這一環勁，還不如幹脆取消農業稅。”
“怎麽能一樣。”
嚴震直舉出了例子：“咱們假定一個農民有田十畝，一年兩熟，產出為六千斤，需要繳納的糧賦為二百斤，那麽中央糧庫的糧食就是二百斤，農民手裏有五千八百斤。
按照糧食指導價兩文錢一斤，則農民手中的糧食總價值是一萬一千六百文，那麽市場需要消化掉這六千斤糧食，需要支付一萬兩千文。。
如今將三十稅一改成十稅一，糧食的總量不變，依舊是六千斤，隻不過農民手裏的隻剩下五千四百斤，而六百斤則進入到了中央糧庫。
我們將糧價從兩文錢漲到十文錢四斤，也就是兩文半一斤，那麽農民手裏的五千四百斤的價值便上漲到一萬三千五百文。市場需要消化掉這六千斤，就需要支付一萬五千文，裏外裏差出了三千文。
那麽這三千文的差出是誰來買單呢，自然是市場上的買方來買單。
農民多賺了一千九百文，朝廷多賺了一千一百文，不過朝廷是服務人民的，多賺的這一部分我們可以放棄掉，放棄的方式呢，我個人建議，不采用直接給與錢財補貼，而是留下來作為一筆專項資金。
這筆專項資金的用途，就是做保險。
一個農民麵臨的主要風險無非兩點，一是天災帶來的饑荒、二是人禍帶來的地荒。
饑荒就是天災導致的絕產，致使農民一年顆粒無收，地荒就是比如農民死亡、殘疾、老年生病導致的無法繼續耕種，土地荒廢，而這種土地，老百姓往往都會選擇賣掉，而買地的人又會趁機壓價，損害原農民的利益。
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那麽這筆專項資金的用途就可以上場了。
如果是天災導致的，那麽就由朝廷出麵，按照百姓受災的田畝總產糧數上一年的產出進行全額給付，使用一半糧食和一半現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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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人禍導致的，比如病亡、殘疾、老邁無力繼續耕種土地，而膝下子嗣又不願意繼續做農民的話，那麽朝廷出麵將這塊地按市價迴征，同時一次性給付這個農民未來十年的補償，補償的總額就是這片田畝數上一年的總產出。比例為三成的糧食加上七成的現錢。
如果農民是死亡，則錢給予遺孀、子嗣，如無遺孀子嗣則與之近親，無近親的，錢以該農民的名義捐給當地的學堂。
這是我本人之所以打算進行農業加賦的原因，一點拙見提交陛下與大會審議。”
提高稅收建立社會保障製度。
不得不說在這一刻，朱允炆的眸子亮了。
嚴震直這建議，有可行性啊。
因為資本在壯大，而資本壯大勢必會剝削工人的利益，擠占農民享受的社會紅利。
若是指望資本家替工農考慮，那就無疑於天方夜譚了，隻有朝廷能去考慮。
而實際上，眼下大明有一部分官員甚至都覺得這個問題沒有必要去考慮。
雖然工人、農民的收入低於整個國家平均的發展水平，但那也隻是增速上的對比，跟實際的生活質量無關。
皇明四十二年時間下的大明百姓，除了偏遠地區的咱們不提，京畿帶、江南帶、中原帶三大塊老百姓的生活還要多舒適。
三天吃頓帶肉腥的不算什麽生活壓力，一家四口頓頓吃飽，一年換四五身新衣服不算什麽生活壓力。
日子都過成這樣了，還有什麽不知足的？
這種生活質量你扔到二十年前，問天下的老百姓，他做夢都不敢夢這麽離譜。
朝廷為老百姓做的已經夠多了，為這事還有啥好操心的，完全沒必要啊。
人心不足蛇吞象。
有這種想法的官員不多，但仍占有部分的比重，而他們之所以這麽想的原因其實也是正常的，因為隨著百姓的生活質量越高，他們對其他方麵的籲求也在加大。
都餓肚子的時候，覺得國家能讓他們吃飽就是聖君在世，夠老百姓齊唿萬歲磕頭焚香了。
而當吃飽了之後，老百姓看富商、官家人都吃上肉，他們也會想吃。
他們對自己生活的渴盼標準一樣在不停的提高，一樣不會滿足現狀。
要求政府越來越廉潔、要求公員隊伍越來越清貧，起碼也要和他們過同樣的日子，要是過的更舒服，人心就不會平衡。
社會的主動籲求就是這麽出現的，也就成為了擺在朱允炆與內閣案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了。
當然，上歲數的百姓不會這麽欲壑難填，因為他們是從苦日子裏熬出來的，但他們的下一輩呢？
人口是繁衍的，新生兒是不斷湧現的。
這些孩子可沒從洪武朝活過來、更不可能見過元末明初的連天戰火，朝廷確實沒道理要求這一輩年輕人也去懂什麽叫吃苦受罪也該知足。
解決不掉這些年輕人的籲求，那麽就必然會出現社會矛盾，影響朝廷和國家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力。
所以罵朝廷的往往是一代接一代的年輕人，他們總覺得這個國家這不好、那不好，而很少會有成熟的中老年人也去不停的謾罵和詆毀。
許不忌如今在大會上拋出這個問題，恰是出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因為朱允炆登基之後才誕生的新生兒，經過二十多年的成長，如今已經是這個國家的新生力量，並且開始步入社會的各個領域，或成為公員、或成為農民、工人、軍人、服務業的跑堂小二。
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思想和籲求，如何解決與滿足不僅是參會的上千名官員在思考，朱允炆一樣在思考。
“商部是負責經濟的，現在這個問題拋出來，那麽多學經濟、從事經濟的官員拿不出一個解決辦法嗎？”
見大會冷場，許不忌有些不滿的冷哼一聲：“前幾日三五總結大會開幕日的時候，戶部的官員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幾天了，連個初擬的想法都拿不出來？”
商部自尚書、侍郎往下，幾十號人無不冷汗涔涔。
這時候，還是嚴震直開了腔。
這位活躍大明政壇二十多年，上一任楊士奇內閣時期的閣臣，當年的浙江糧長，如今的工商聯大臣。
“加賦。”
一句加賦，引起軒然大波。
會場之內頓時竊竊私語，朱允炆更是瞬間皺緊了眉頭。
工人、農民的收入本身就已經低於了社會發展的平均水平，基於這一情況，竟然還要加賦？
不過出於對嚴震直的信任或者說尊重，朱允炆還是給了嚴震直解釋的機會。
“如今我大明的農賦是三十稅一，我個人建議征到十稅一，工人是不用繳納稅賦的，如今也征一部分，比例一樣為十稅一。”
在這件事情上，嚴震直不敢賣關子，會台的講桌後麵，將自己所有的想法全部拋了出來。
“在農業領域進行的加賦，是為了促使中央糧庫將糧食指導價上漲。”
“那不一樣的道理嗎？”
質疑聲很快響起：“老百姓交的糧比以前多了，就算糧價上漲，到手的錢還是那些，與其廢這一環勁，還不如幹脆取消農業稅。”
“怎麽能一樣。”
嚴震直舉出了例子：“咱們假定一個農民有田十畝，一年兩熟，產出為六千斤，需要繳納的糧賦為二百斤，那麽中央糧庫的糧食就是二百斤，農民手裏有五千八百斤。
按照糧食指導價兩文錢一斤，則農民手中的糧食總價值是一萬一千六百文，那麽市場需要消化掉這六千斤糧食，需要支付一萬兩千文。。
如今將三十稅一改成十稅一，糧食的總量不變，依舊是六千斤，隻不過農民手裏的隻剩下五千四百斤，而六百斤則進入到了中央糧庫。
我們將糧價從兩文錢漲到十文錢四斤，也就是兩文半一斤，那麽農民手裏的五千四百斤的價值便上漲到一萬三千五百文。市場需要消化掉這六千斤，就需要支付一萬五千文，裏外裏差出了三千文。
那麽這三千文的差出是誰來買單呢，自然是市場上的買方來買單。
農民多賺了一千九百文，朝廷多賺了一千一百文，不過朝廷是服務人民的，多賺的這一部分我們可以放棄掉，放棄的方式呢，我個人建議，不采用直接給與錢財補貼，而是留下來作為一筆專項資金。
這筆專項資金的用途，就是做保險。
一個農民麵臨的主要風險無非兩點，一是天災帶來的饑荒、二是人禍帶來的地荒。
饑荒就是天災導致的絕產，致使農民一年顆粒無收，地荒就是比如農民死亡、殘疾、老年生病導致的無法繼續耕種，土地荒廢，而這種土地，老百姓往往都會選擇賣掉，而買地的人又會趁機壓價，損害原農民的利益。
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那麽這筆專項資金的用途就可以上場了。
如果是天災導致的，那麽就由朝廷出麵，按照百姓受災的田畝總產糧數上一年的產出進行全額給付，使用一半糧食和一半現錢。
沒錢看小說？送你現金or點幣，限時1天領取！關注公·眾·號【書友大本營】，免費領！
如果是人禍導致的，比如病亡、殘疾、老邁無力繼續耕種土地，而膝下子嗣又不願意繼續做農民的話，那麽朝廷出麵將這塊地按市價迴征，同時一次性給付這個農民未來十年的補償，補償的總額就是這片田畝數上一年的總產出。比例為三成的糧食加上七成的現錢。
如果農民是死亡，則錢給予遺孀、子嗣，如無遺孀子嗣則與之近親，無近親的，錢以該農民的名義捐給當地的學堂。
這是我本人之所以打算進行農業加賦的原因，一點拙見提交陛下與大會審議。”
提高稅收建立社會保障製度。
不得不說在這一刻，朱允炆的眸子亮了。
嚴震直這建議，有可行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