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馬鑫最後依舊嘴硬的時候,葛磊的臉色已經極其難看了。
這一刻,葛磊知道,他即將失去這位跟自己共事多年的戰友。
馬鑫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軍人,而是一個已經具備了政治投機客特點且偏隘自私的人,這種人,是決不能夠做一名高級武將的!
“取締掉五軍府,這天下就是文人的了?”
葛磊的肩頭幾次聳動,一時間不知道該笑話馬鑫最後的嘴硬還是應該痛心,痛心馬鑫已經不再像當年那般堂堂正正,如今的馬鑫滿嘴的謊言狡辯,甚至明知道自己在狡辯還兀自嘴硬。
“這種話你拿來騙騙基層的兵也就罷了,現在還拿來跟我說,馬鑫,你作為一名正三品的指揮使,這句話你自己信嗎!你信嗎!”
眼下之大明,政權因為最初那次倒孔運動、因為《建文大典》、因為廢除科舉、因為越來越完善的行政機製已經全部被歸攏到了中央,這一點就不多贅述了,細看的都能在前文找到。
而軍權一直都攥在中央手裏,從洪武朝時如此,到今朝更甚。
沒有了五軍府,地方軍的軍權便從五軍府直接劃歸了中央,也就是說更加的集中了。
地方布政使司衙門可以調動地方軍,但那是在特定的幾種情況下,且需要滿足幾點核心的要求及手續,這也有贅述。
沒有五軍府的存在,隻不過是讓大明失去了一個可以長期安享國家政治紅利的世係貴族階級,向下向基層釋放出了更加寬鬆的晉身空間,讓處於基層的士兵可以得到提拔。
同時,因為少卻了幾十上百個世係貴族的家族,自然也就不存在通過姻親紐帶迅速形成政治勢力的宗權、族權,向基層釋放了政治資源,可以讓普通人也可以獲取到國家公權力成為這個國家行使公務職權的一份子。
讓平民老百姓也有機會出人頭地,成為可以領導或參與領導這個國家的一份子。
當然,徐輝祖等人說這話給各省指揮聽的時候,是如此闡明的。
如果失去了五軍府、失去了傳承的貴族世係,那麽這一塊空白的政治紅利很可能被文官集團攫取。
比如說學院派、同鄉派。
這一點咱們不抬杠的說,確實如此亦是必然。
宗勳一旦退出曆史舞台、可以傳承的貴族階級退出曆史舞台,那麽大明這個國家,將會有一大片的權力空間瞬間呈真空狀態。
而作為距離政治權力最近的文官集團,當然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先占有。
不過有一點那是文官集團拍馬都追不上宗勳貴族階級的。
那就是文官集團本身並不具備傳承性,其本質上過於依賴皇權,或者說依賴政治製度而生存。
什麽叫做依賴政治製度而生存?
這便是隻有從政者、為官者才能懂了。
政治的抽象化、具象化。
抽象化是過渡期、具象化是穩定期。
比如說漢晉時期的門閥製度,就是國家政治的具象化,也叫做豪族社會。
豪族社會對國家政府的治理能力需求度並不高,因為豪族門閥他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咱們可以管這個叫做族權、鄉權、宗權。
在豪族門閥的勢力範圍之內,門閥的領袖根據自身勢力內的人文情況製定秩序,這一範圍內的百姓要按照這個秩序來生產、做事、循規蹈矩。
國法是不可以幹涉的,俗稱的皇權不下鄉。
那抽象化是過渡期,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唐末至宋朝。
因為兩朝中間有一段五代十國,打得天下亂七八糟,宋朝建立之後,重新規劃了這個國家的政治製度,這一點前文有寫。
國家公器均天下,士大夫權力得到全麵增強,民間老百姓可以讀書一路成為王安石那種柄國宰相。
豪族門閥漸漸退出曆史舞台,國家開始統一行使規範的法理,這個時期就可以叫做平民社會。
而豪族社會往平民社會轉變的過程就是過渡期,是政治製度的抽象化。
眼下的大明,有五軍府、宗親這種貴族世係,也有許不忌這種平民出身做到內閣首輔的,就是抽象化。
因為豪族和平民並存。
等到這個國家的政治製度全麵進入平民社會後,沒有了貴族世係,那又是一種新的具象化。
所有人擔心的文官一家獨大,大明是不是就變成了趙宋或者走明中後期的曆史老路?
平民社會的特點跟豪族社會截然相反,平民社會的籲求是政府的治理能力要變得更高,因為沒有了豪族這個中間機製的存在嘛,所以是政府直接麵對到普通百姓,政府每一條政策都將影響到一個普通百姓的民生。
那麽政府對社會的治理能力不夠,平民社會就會反彈,反饋給政府一個不滿的態度出來。
而政府的治理能力通過什麽媒介來表現?
官員,也就是大家所擔心的文官集團。
文官集團做的不好,社會會實時進行反饋,那麽這個官員就勢必會被裁汰掉,他的政治生命也將會結束。
因為在這個政治製度下,他沒有做好份內工作,因此自然要被拋棄。
而如果想要維係自己的政治生命,那麽依附政治製度而存的官員,就必須要順應平民社會下對政府治理能力不停提高的籲求。
這一點不是現代人總結出來的,早在宋時古人已經具有很超前的政治眼光來看待這些問題了。
《呂氏鄉約》就是最早的鄉村自治規範章程,是因為趙宋王朝不能夠給予平民社會所需的治理能力,所以由民間老百姓自發組織治理。
那麽為什麽趙宋王朝時期的政治家已經看出了這個症結卻無力改變呢。
還是那句話。
‘皇帝為何造反?’
皇帝本身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怎麽會反對自己的階級呢?
沒有一個皇帝會願意進入到平民社會,從而整天愁眉苦思想著如何服務百姓,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
朱允炆願意做第一個,你可以說他傻、說他理想化、說他太假了不真實。
但你必須要承認他,偉大!
我們都從曆史書上認識過世上幾大偉人,而朱允炆到了皇帝這個位置,肩負著全國上億百姓的未來及責任,他當然想要做一個這樣偉大的領導者。
所以同樣是文人坐天下,眼下的大明卻和宋朝是完全不同的。
在已經規範的形成習慣的政治運轉體係內,向來靠著依存政治製度才能延續政治生命的文官還怎麽去沆瀣一氣的毀滅這個國家?
或者頭皮癢、水太涼的給自己換主子?
就算他們想換,也隻能裸辭,一個人孤身跑到敵營做奴才罷了。
老百姓不會跟他,他的同僚不會跟他。
所謂的同學會、鄉友會也不會跟他。
我們隻是同學、同鄉,我又不是你爹,我會為了你放棄我自己的政治生命?
看似牢固的學院派、同鄉派,在平民社會製度下,其根基是極其容易崩散瓦解的。
因為你做不好,我不能冒著被摘帽子的風險來保你。
當然,也有膽大去做的。
就是到二十一世紀,也有帶病提拔的,但幾個腐敗的官員聯合起來,能腐敗諾大一個國家嗎,能腐敗欺淩全國十幾億百姓嗎!
當腐敗的圈子越來越大的時候,就更加包不住,就更容易被最上層察覺,繼而一網打盡。
要還擔心,說萬一內閣也腐敗了呢?
皇帝也腐敗了呢?
那就沒必要再說了,揭竿而起,百姓造反,改朝換代唄。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鬥爭。
隻要後繼位的皇帝、內閣閣臣懂得這一點,他們就不會放任腐敗滋生擴張,不會改變已經完成轉型的國體製度。
當然他們一定會懂,要不然《建文大典》不白修了。
當然這裏麵還涉及一些政治本身所具有的獨立邏輯,以及在官僚世界中政治關係的再定位問題,這裏就不寫了,一是比較複雜,舉例的話就比較敏感了。
葛磊斥責馬鑫這句‘你自己信嗎’,就是因為兩人本身都是高級軍官。
軍人不可以參與政治,但高級軍官一定要懂政治。
兩人沒有一個不懂的,所以葛磊才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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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這個時候,馬鑫還在嘴硬。
“沒有五軍府,這天下也輪不到文人,還有我要糾正你一點,這天下既不是文人的也不是武人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我們都是人民的一份子,習文也好、從軍也罷,都隻是為國效力的一個渠道,這一點,是必須要搞明白的!”
這一刻,葛磊知道,他即將失去這位跟自己共事多年的戰友。
馬鑫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軍人,而是一個已經具備了政治投機客特點且偏隘自私的人,這種人,是決不能夠做一名高級武將的!
“取締掉五軍府,這天下就是文人的了?”
葛磊的肩頭幾次聳動,一時間不知道該笑話馬鑫最後的嘴硬還是應該痛心,痛心馬鑫已經不再像當年那般堂堂正正,如今的馬鑫滿嘴的謊言狡辯,甚至明知道自己在狡辯還兀自嘴硬。
“這種話你拿來騙騙基層的兵也就罷了,現在還拿來跟我說,馬鑫,你作為一名正三品的指揮使,這句話你自己信嗎!你信嗎!”
眼下之大明,政權因為最初那次倒孔運動、因為《建文大典》、因為廢除科舉、因為越來越完善的行政機製已經全部被歸攏到了中央,這一點就不多贅述了,細看的都能在前文找到。
而軍權一直都攥在中央手裏,從洪武朝時如此,到今朝更甚。
沒有了五軍府,地方軍的軍權便從五軍府直接劃歸了中央,也就是說更加的集中了。
地方布政使司衙門可以調動地方軍,但那是在特定的幾種情況下,且需要滿足幾點核心的要求及手續,這也有贅述。
沒有五軍府的存在,隻不過是讓大明失去了一個可以長期安享國家政治紅利的世係貴族階級,向下向基層釋放出了更加寬鬆的晉身空間,讓處於基層的士兵可以得到提拔。
同時,因為少卻了幾十上百個世係貴族的家族,自然也就不存在通過姻親紐帶迅速形成政治勢力的宗權、族權,向基層釋放了政治資源,可以讓普通人也可以獲取到國家公權力成為這個國家行使公務職權的一份子。
讓平民老百姓也有機會出人頭地,成為可以領導或參與領導這個國家的一份子。
當然,徐輝祖等人說這話給各省指揮聽的時候,是如此闡明的。
如果失去了五軍府、失去了傳承的貴族世係,那麽這一塊空白的政治紅利很可能被文官集團攫取。
比如說學院派、同鄉派。
這一點咱們不抬杠的說,確實如此亦是必然。
宗勳一旦退出曆史舞台、可以傳承的貴族階級退出曆史舞台,那麽大明這個國家,將會有一大片的權力空間瞬間呈真空狀態。
而作為距離政治權力最近的文官集團,當然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先占有。
不過有一點那是文官集團拍馬都追不上宗勳貴族階級的。
那就是文官集團本身並不具備傳承性,其本質上過於依賴皇權,或者說依賴政治製度而生存。
什麽叫做依賴政治製度而生存?
這便是隻有從政者、為官者才能懂了。
政治的抽象化、具象化。
抽象化是過渡期、具象化是穩定期。
比如說漢晉時期的門閥製度,就是國家政治的具象化,也叫做豪族社會。
豪族社會對國家政府的治理能力需求度並不高,因為豪族門閥他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咱們可以管這個叫做族權、鄉權、宗權。
在豪族門閥的勢力範圍之內,門閥的領袖根據自身勢力內的人文情況製定秩序,這一範圍內的百姓要按照這個秩序來生產、做事、循規蹈矩。
國法是不可以幹涉的,俗稱的皇權不下鄉。
那抽象化是過渡期,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唐末至宋朝。
因為兩朝中間有一段五代十國,打得天下亂七八糟,宋朝建立之後,重新規劃了這個國家的政治製度,這一點前文有寫。
國家公器均天下,士大夫權力得到全麵增強,民間老百姓可以讀書一路成為王安石那種柄國宰相。
豪族門閥漸漸退出曆史舞台,國家開始統一行使規範的法理,這個時期就可以叫做平民社會。
而豪族社會往平民社會轉變的過程就是過渡期,是政治製度的抽象化。
眼下的大明,有五軍府、宗親這種貴族世係,也有許不忌這種平民出身做到內閣首輔的,就是抽象化。
因為豪族和平民並存。
等到這個國家的政治製度全麵進入平民社會後,沒有了貴族世係,那又是一種新的具象化。
所有人擔心的文官一家獨大,大明是不是就變成了趙宋或者走明中後期的曆史老路?
平民社會的特點跟豪族社會截然相反,平民社會的籲求是政府的治理能力要變得更高,因為沒有了豪族這個中間機製的存在嘛,所以是政府直接麵對到普通百姓,政府每一條政策都將影響到一個普通百姓的民生。
那麽政府對社會的治理能力不夠,平民社會就會反彈,反饋給政府一個不滿的態度出來。
而政府的治理能力通過什麽媒介來表現?
官員,也就是大家所擔心的文官集團。
文官集團做的不好,社會會實時進行反饋,那麽這個官員就勢必會被裁汰掉,他的政治生命也將會結束。
因為在這個政治製度下,他沒有做好份內工作,因此自然要被拋棄。
而如果想要維係自己的政治生命,那麽依附政治製度而存的官員,就必須要順應平民社會下對政府治理能力不停提高的籲求。
這一點不是現代人總結出來的,早在宋時古人已經具有很超前的政治眼光來看待這些問題了。
《呂氏鄉約》就是最早的鄉村自治規範章程,是因為趙宋王朝不能夠給予平民社會所需的治理能力,所以由民間老百姓自發組織治理。
那麽為什麽趙宋王朝時期的政治家已經看出了這個症結卻無力改變呢。
還是那句話。
‘皇帝為何造反?’
皇帝本身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怎麽會反對自己的階級呢?
沒有一個皇帝會願意進入到平民社會,從而整天愁眉苦思想著如何服務百姓,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
朱允炆願意做第一個,你可以說他傻、說他理想化、說他太假了不真實。
但你必須要承認他,偉大!
我們都從曆史書上認識過世上幾大偉人,而朱允炆到了皇帝這個位置,肩負著全國上億百姓的未來及責任,他當然想要做一個這樣偉大的領導者。
所以同樣是文人坐天下,眼下的大明卻和宋朝是完全不同的。
在已經規範的形成習慣的政治運轉體係內,向來靠著依存政治製度才能延續政治生命的文官還怎麽去沆瀣一氣的毀滅這個國家?
或者頭皮癢、水太涼的給自己換主子?
就算他們想換,也隻能裸辭,一個人孤身跑到敵營做奴才罷了。
老百姓不會跟他,他的同僚不會跟他。
所謂的同學會、鄉友會也不會跟他。
我們隻是同學、同鄉,我又不是你爹,我會為了你放棄我自己的政治生命?
看似牢固的學院派、同鄉派,在平民社會製度下,其根基是極其容易崩散瓦解的。
因為你做不好,我不能冒著被摘帽子的風險來保你。
當然,也有膽大去做的。
就是到二十一世紀,也有帶病提拔的,但幾個腐敗的官員聯合起來,能腐敗諾大一個國家嗎,能腐敗欺淩全國十幾億百姓嗎!
當腐敗的圈子越來越大的時候,就更加包不住,就更容易被最上層察覺,繼而一網打盡。
要還擔心,說萬一內閣也腐敗了呢?
皇帝也腐敗了呢?
那就沒必要再說了,揭竿而起,百姓造反,改朝換代唄。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鬥爭。
隻要後繼位的皇帝、內閣閣臣懂得這一點,他們就不會放任腐敗滋生擴張,不會改變已經完成轉型的國體製度。
當然他們一定會懂,要不然《建文大典》不白修了。
當然這裏麵還涉及一些政治本身所具有的獨立邏輯,以及在官僚世界中政治關係的再定位問題,這裏就不寫了,一是比較複雜,舉例的話就比較敏感了。
葛磊斥責馬鑫這句‘你自己信嗎’,就是因為兩人本身都是高級軍官。
軍人不可以參與政治,但高級軍官一定要懂政治。
兩人沒有一個不懂的,所以葛磊才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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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這個時候,馬鑫還在嘴硬。
“沒有五軍府,這天下也輪不到文人,還有我要糾正你一點,這天下既不是文人的也不是武人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我們都是人民的一份子,習文也好、從軍也罷,都隻是為國效力的一個渠道,這一點,是必須要搞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