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宗澤在，大宋就能在最短的時間裏將分離已久的燕雲十六州真正的融入版圖之中。
在確定燕雲十六州重迴中原之後，宋徽宗趙佶和滿朝文武都欣喜若狂，趙佶大賞群臣，並兌現諾言，封張叔夜和宗澤為“長平郡王”和“安平郡王”，又刻了“再複燕雲碑”，並在碑銘中著意強調了孫琿這個“麒麟仙人”的豐功偉績。
對於孫琿來說，這些都不算什麽，在恢複燕雲故地的這些日子裏，他一邊監督著大宋朝廷的運轉，一邊觀察著金國的動靜。
宋軍在收複了燕雲十六州之後，朝野上下都極為振奮，康王趙構甚至提出趁勢逐滅金人，將遼國故地納入大宋疆土的建議，得到了不少的朝臣支持，但卻給孫琿暗中通過宰相何栗和副相孫傅給否掉了。
以宋朝現在飽受戰爭摧殘後的經濟力量，支撐著收複燕雲十六州已經是擴張的極限了，不可能支持奪取遼國的戰爭消耗，即使將遼國拿下了，也無力管轄，搞不好還會陷入到戰爭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這就好比一個體弱多病力氣還沒有全部恢複的人，突然吃下太多的美食，不但會消化不良，甚至有可能一下子撐死。
如果能夠有幾年的緩衝時間，讓他把大宋朝緩過勁來，將原來遼國的土地吃下去也是有可能的。
在孫琿看來，現在的宋朝，最大的敵人，已經不是金人，而是自己。
在張叔夜率軍出征後，孫琿便一直擔心大軍的餉錢不足和糧草輜重難以補充，但宰相何栗這一次卻向他信誓旦旦的保證，大軍的軍需絕對不會出問題。
不出一個月，何栗便告訴孫琿，他給大軍籌措到了1600萬貫的款項。孫琿吃了一驚，問他這錢是怎麽來的，何栗的迴答是增稅。
熟知曆史的孫琿知道，北宋初期，鹽、酒兩項收入隻有500萬貫，到現在為止，這兩項收入合計竟然達到了4300多萬貫，增長了八倍還多。
現下的宋朝能夠增收到這麽多非農業稅，乃至讓非農業稅達到整個稅收比例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並不是因為現在比以前更富裕，本質就是更大程度的盤剝而已。
宋朝由於酒稅榨取太甚，導致酒價過高，賣不出去，為了征收到預定的稅額，不得不強迫百姓買酒。有些地方根據居民財產劃定級別，上戶、中戶、下戶各自規定必須出多少錢買多少酒。更有甚者，還強迫百姓繳納嚐酒錢。
孫琿記得一些史料中有極為離奇的記載：當陽縣“每遇人戶納夏秋二稅，並令先納嚐酒錢，以家業多少為率，自五百至三千，雖賃地僑寄之戶亦令地主抱認，一年兩次嚐酒錢將近兩千貫”。也就是說，嚐酒錢實際上成為當地兩稅的附加稅了。但居民們繳納“嚐酒錢”，能否嚐到酒，從史料上還看不清楚，但有的地方繳納所謂的“吃酒錢”，可以肯定地說，是吃不到酒的，僅僅成為宋朝官府“別求課利”中的一項課利而已。
能嚐到酒的還算運氣不錯，更直接點的酒影子都看不見，直接把錢攤派給老百姓，不管你吃不吃酒，都必須要交。甚至發展到直接攔路搶劫的地步：“隆興府進賢縣之土坊鎮，‘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強名曰鎮，而有酒稅務一所’”；通一歲之所入，此鎮之酒稅卻達兩千多貫。那麽，這兩千多貫是怎樣剝取來的呢？“所謂酒者，初無醞造，亦無發賣，係於鎮戶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納錢，一戶或四五十文，或三二十文，或七八文，以是為月解，歲亦不過千數百貫而已”。所得雖然不多，“本鎮卻有酒稅官一員，專攔數輩，惡少爪牙數十人，皆蠶食於數十戶之市民，甚則羅織村氓，攘奪商旅，又甚則攔截客舟於二三十裏之外”。從攤派到公然搶劫商旅客舟，為“別求課利”創造了駭人聽聞的手段。
而且宋代是政府直接控製的專賣收入更高，商稅的收入，鮮有高過專賣的時候。甚至在大多數情況下，商稅收入簡直難與專賣收入同日而語。
宋朝有文人甚至稱：“自古取民之財之多無如本朝者，天下稅務、酒務無處無之，且如蓉城一府稅務二十一處、酒務三十五處，其歲額皆四十萬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鳳翔者，稅務亦十有五、酒務亦二十有五，當世之民何以堪哉？至於金人來犯之後，又有所謂經總製錢、月樁之類。所謂月樁者其取之尤為無謂，其間殊名異目皆是於常賦之外、經製之餘，巧生別計，然皆當時權宜不得已而為之。”
這種盤剝表明了宋代百姓的稅負之重，也讓孫琿看到了，宋代百姓的生活，並不象後世的一些人描述的那麽幸福。
事實上，在第一次北伐燕雲的時候（那時也是趙佶當政），宰相王黼把樞密院踢到一邊，在三省設立經撫房，專門為北伐籌款，命令每一個宋朝的成年男丁都要上繳免夫錢，這一項他刮到620萬貫。想了想，他覺得意猶未盡，北伐的時候是要過黃河的，那麽順便把黃河也修一下吧。修黃河利在全國，像淮、浙、江、湖、嶺、蜀等地的，和黃河不貼邊的男丁們也有責任，太遠出不著力是吧，那麽出錢。每人至少20貫，這樣他又刮到了1700多萬貫。當然這筆錢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而何栗的手段比王黼要差一些，但1600萬貫也是個不小的數字了。正是在這筆巨款的支撐下，宋軍能夠有足夠的武器和物資同金軍對抗，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勝。
但這些也讓孫琿看清了一個實情，那就是雖然宋代商品經濟高度發達，但高度發達的商業對社會的瓦解力量也是巨大的。
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和他對中國朝代滅亡的規律的深刻理解是分不開的。
而每一個朝代的滅亡，基本都是遵循這樣的規律。
在確定燕雲十六州重迴中原之後，宋徽宗趙佶和滿朝文武都欣喜若狂，趙佶大賞群臣，並兌現諾言，封張叔夜和宗澤為“長平郡王”和“安平郡王”，又刻了“再複燕雲碑”，並在碑銘中著意強調了孫琿這個“麒麟仙人”的豐功偉績。
對於孫琿來說，這些都不算什麽，在恢複燕雲故地的這些日子裏，他一邊監督著大宋朝廷的運轉，一邊觀察著金國的動靜。
宋軍在收複了燕雲十六州之後，朝野上下都極為振奮，康王趙構甚至提出趁勢逐滅金人，將遼國故地納入大宋疆土的建議，得到了不少的朝臣支持，但卻給孫琿暗中通過宰相何栗和副相孫傅給否掉了。
以宋朝現在飽受戰爭摧殘後的經濟力量，支撐著收複燕雲十六州已經是擴張的極限了，不可能支持奪取遼國的戰爭消耗，即使將遼國拿下了，也無力管轄，搞不好還會陷入到戰爭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這就好比一個體弱多病力氣還沒有全部恢複的人，突然吃下太多的美食，不但會消化不良，甚至有可能一下子撐死。
如果能夠有幾年的緩衝時間，讓他把大宋朝緩過勁來，將原來遼國的土地吃下去也是有可能的。
在孫琿看來，現在的宋朝，最大的敵人，已經不是金人，而是自己。
在張叔夜率軍出征後，孫琿便一直擔心大軍的餉錢不足和糧草輜重難以補充，但宰相何栗這一次卻向他信誓旦旦的保證，大軍的軍需絕對不會出問題。
不出一個月，何栗便告訴孫琿，他給大軍籌措到了1600萬貫的款項。孫琿吃了一驚，問他這錢是怎麽來的，何栗的迴答是增稅。
熟知曆史的孫琿知道，北宋初期，鹽、酒兩項收入隻有500萬貫，到現在為止，這兩項收入合計竟然達到了4300多萬貫，增長了八倍還多。
現下的宋朝能夠增收到這麽多非農業稅，乃至讓非農業稅達到整個稅收比例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並不是因為現在比以前更富裕，本質就是更大程度的盤剝而已。
宋朝由於酒稅榨取太甚，導致酒價過高，賣不出去，為了征收到預定的稅額，不得不強迫百姓買酒。有些地方根據居民財產劃定級別，上戶、中戶、下戶各自規定必須出多少錢買多少酒。更有甚者，還強迫百姓繳納嚐酒錢。
孫琿記得一些史料中有極為離奇的記載：當陽縣“每遇人戶納夏秋二稅，並令先納嚐酒錢，以家業多少為率，自五百至三千，雖賃地僑寄之戶亦令地主抱認，一年兩次嚐酒錢將近兩千貫”。也就是說，嚐酒錢實際上成為當地兩稅的附加稅了。但居民們繳納“嚐酒錢”，能否嚐到酒，從史料上還看不清楚，但有的地方繳納所謂的“吃酒錢”，可以肯定地說，是吃不到酒的，僅僅成為宋朝官府“別求課利”中的一項課利而已。
能嚐到酒的還算運氣不錯，更直接點的酒影子都看不見，直接把錢攤派給老百姓，不管你吃不吃酒，都必須要交。甚至發展到直接攔路搶劫的地步：“隆興府進賢縣之土坊鎮，‘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強名曰鎮，而有酒稅務一所’”；通一歲之所入，此鎮之酒稅卻達兩千多貫。那麽，這兩千多貫是怎樣剝取來的呢？“所謂酒者，初無醞造，亦無發賣，係於鎮戶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納錢，一戶或四五十文，或三二十文，或七八文，以是為月解，歲亦不過千數百貫而已”。所得雖然不多，“本鎮卻有酒稅官一員，專攔數輩，惡少爪牙數十人，皆蠶食於數十戶之市民，甚則羅織村氓，攘奪商旅，又甚則攔截客舟於二三十裏之外”。從攤派到公然搶劫商旅客舟，為“別求課利”創造了駭人聽聞的手段。
而且宋代是政府直接控製的專賣收入更高，商稅的收入，鮮有高過專賣的時候。甚至在大多數情況下，商稅收入簡直難與專賣收入同日而語。
宋朝有文人甚至稱：“自古取民之財之多無如本朝者，天下稅務、酒務無處無之，且如蓉城一府稅務二十一處、酒務三十五處，其歲額皆四十萬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鳳翔者，稅務亦十有五、酒務亦二十有五，當世之民何以堪哉？至於金人來犯之後，又有所謂經總製錢、月樁之類。所謂月樁者其取之尤為無謂，其間殊名異目皆是於常賦之外、經製之餘，巧生別計，然皆當時權宜不得已而為之。”
這種盤剝表明了宋代百姓的稅負之重，也讓孫琿看到了，宋代百姓的生活，並不象後世的一些人描述的那麽幸福。
事實上，在第一次北伐燕雲的時候（那時也是趙佶當政），宰相王黼把樞密院踢到一邊，在三省設立經撫房，專門為北伐籌款，命令每一個宋朝的成年男丁都要上繳免夫錢，這一項他刮到620萬貫。想了想，他覺得意猶未盡，北伐的時候是要過黃河的，那麽順便把黃河也修一下吧。修黃河利在全國，像淮、浙、江、湖、嶺、蜀等地的，和黃河不貼邊的男丁們也有責任，太遠出不著力是吧，那麽出錢。每人至少20貫，這樣他又刮到了1700多萬貫。當然這筆錢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而何栗的手段比王黼要差一些，但1600萬貫也是個不小的數字了。正是在這筆巨款的支撐下，宋軍能夠有足夠的武器和物資同金軍對抗，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勝。
但這些也讓孫琿看清了一個實情，那就是雖然宋代商品經濟高度發達，但高度發達的商業對社會的瓦解力量也是巨大的。
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和他對中國朝代滅亡的規律的深刻理解是分不開的。
而每一個朝代的滅亡，基本都是遵循這樣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