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宋案的第一位被捕的嫌疑人已經落網,就不妨看看這位的來曆。應夔丞是個身份複雜的人物。1864年他出生於寧波,一名秉鈞,後改桂馨。他父親是個石匠,投靠官府炒賣地皮發家。和後世的很多靠著積極協助政府征地而先富起來的那些政協委員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所以應桂馨童鞋從小耳濡目染的也對這種抱大腿的活計輕車熟路。


    應夔丞年輕時中過秀才,後在上海學過英語,愛揮霍,好結交,江湖人脈廣布,是青幫中“大”字輩的大佬,與同是“大”字輩的範高頭交好,因為牽連進自立軍起義和經營黑道交易,曾被巡捕房拘押,卻成功破牆越獄。1906年,範高頭被清政府處死,應逃離上海,並改名應夔丞。此後,他捐過官,做過古董生意,辦過新式學堂。


    武昌革命時,應夔丞動用財力、會黨為革命黨打探情報。上海光複後,他在革命黨的滬軍都督府參謀部當上了諜報科科長。後來駐滬都督陳琦美派他護送喬夫去南京,擔任孫的衛隊長和庶務長,後又被調到黃克敵手下。不過和老黃不對盤的他很快就迴到上海組織了一個聯合青幫、洪幫、哥老會的組≦,織:中華國民共進會,自任會長;之後又被革命黨的江蘇都督程德全委任為江蘇駐滬巡查長,雖然江蘇是國防軍的地盤,程德全這位江蘇都督等同於南京市長,但是他的任命還是讓應桂馨童鞋有了一身官皮。政府中,江湖上,他都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比起這位協助調查的江湖大佬應桂馨的到案,直接兇手武士英的落網更出人意料。應夔丞被捕次日,租界巡捕房去應家搜查證據,發現一可疑人物,經車站目擊者和旅館房客指認,確定是武士英無疑。之後在應家又發現一柄已經射出3發子彈的手槍,子彈的規格與刺殺宋遁初的是同一種。


    武士英被捕後痛快供認,他是山西人,在雲南當過管帶(營長)。行刺前五六天在茶館認識了一個姓陳的。19日,陳約他加入共進會,派他殺一個“叛黨份子”。他答應了。第二天吃過晚飯,陳給他一支手槍,一行4人乘車去火車站,一人在外麵望風,另3人買了月台票進站。陳指給他看誰是宋遁初,宋從休息室出來不久他就開了槍。行刺之後逃到應夔丞家,陳已經先到了,他就把手槍交還給陳。他還見到了應夔丞,應稱讚他做得很好,但當初承諾的1000元錢報酬他隻拿到30元。其實直到刺宋結束,他還不知道自己刺殺的究竟是誰,也就是說宋遁初這位很有可能組閣的大國總理居然被賣了30元大洋,比起耶穌老兄來,悲催的程度有過則無不及。


    應、武二人被捕後,公共租界會審公堂進行了預審。出人意料的是,8月4日的第二次預審中,武士英當庭翻供說他不認識應夔丞,刺宋是他一個人的主意,因為宋遁初想做總理、想推翻革命中央政府,是四萬萬同胞的罪人。這份供詞讓在場的人都膛目結舌,問起武士英對革命的理解,這位卻一問三不知,隻知道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殺皇上。讓人不僅慨歎,革命黨的造反手藝潮,連個串供水平居然也如此奇葩,這執政黨當的實在是有辱門風。


    自稱賣字畫為生的王阿法作證,此前經由朋友吳乃文介紹,他去過應夔丞家賣畫。應拿出一張照片問他能否謀害上麵的人,事成之後酬謝一千大洋。他不敢答應,去找做保鏢的朋友革命黨員鄧文斌,鄧答應後又反悔。兩人的談話被鄧的雇主張秀泉聽到,報告了警局,隨後鄧陪王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去報案。


    但應夔丞始終不承認與刺宋案有關。他說他的確見過王阿法,不過當時王是拿著吳乃文的介紹信來求職的。至於買兇“我就發瘋亦不能(對他)說。我共進會人很多,何必找此種人”。他說他也不認識武士英,把他收留在家中是因為武自稱殺了宋遁初,他想穩住武,找機會處置,並推想主使者或是暗殺黨,或是反對黨,或是黨內反對宋的人。應桂馨的答對倒也別致,不過直到被捕的前日這位還放任殺人兇手在大街上閑逛,真不知道這裏麵穩住兇手的說法有幾成可信。但是不管全國人民如何質疑,革命黨方麵是相信了,他們的報紙上紛紛指責工部局偏袒北方,應桂馨是革命元勳,反清誌士,絕不會做出買兇*殺人的勾當。卻忘了在革命的年代裏不管是陳英士還是革命黨的其他領導人都沒少搞刺殺,而一言不合對自己的同誌動刀動槍的也不鮮見,至少光複會等投靠了吳宸軒的組織裏,就有被革命黨搞的人間蒸發的。至於原來的會黨頭目不滿意革命黨對於他們的過河拆橋,企圖和革命黨分享勝利果實的家夥,被他們用革命的暴力去鎮壓的也不是個例了。


    革命黨的叫囂自然在南方是一唿百應,因為那些軍頭們控製的地段也發現了很多工商業主、知識分子,甚至軍隊裏的基層軍官都有北逃的傾向,有錢人是被敲詐的沒辦法,有知識的是向往山東、江蘇、浙江、北平、天津等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氛圍和科研基礎,至於軍官就更加簡單了,一方麵是國防軍的強大實力和正統的牌子,另一方麵是國防軍中任用製度的公開透明還有誘人的福利待遇。自覺的有兩把刷子的又在這些任人唯親的軍閥隊伍裏混的不如意的家夥們,紛紛脫離隊伍,轉道北上,去換一身呢子鐵灰軍服穿穿。例如從陝西歸來的滇軍上尉朱守仁朱雲階兄就來了個掛印封金,隻帶了一身換洗衣服就直奔山東商會的昆明駐莊,憑著一封當時張參謀的介紹信就被妥妥的安置好,很快就拿到了去越南西貢的船票。經過緬甸坐船去了西貢,然後轉道上海到了青島。第二年的年初就到了濟南府,被特批進入棗林軍校的預科班進行學習,雖然已經是三十歲的人了,這位對於當學員還是沒有一絲的顧慮,等到他參加了歐戰之後,再迴到學校學習了兩年,畢業的時候他已經是國防軍的一名裝甲團團長了,當然這位未來的元帥後來的成長可能不如他的前世,至少沒有當上元帥。不過以上*將軍銜退役的他也算是軍中的一員名將了。


    這場舉世矚目的會審公堂的七次預審,沒有審出什麽眉目來。之後,刺宋案被工部局移交給中國方麵。江蘇都督程德全、南京政府的民政長應德閎會同上海檢查廳廳長陳英等人接手案件,調集人手對從應家搜集到的證據(包括手槍一支、子彈兩顆、密電碼3本、函電證據7包、一大木箱、皮箱一個、皮包一個)進行檢查,對所有重要證據共同蓋印並拍攝照片。8月15日深夜,程、應通電公布了部分證據。前直係北京政府的國務院秘書洪述祖的名字浮出了水麵。


    洪述祖,字蔭之,1855年生,是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的玄孫。據當時媒體報道,此人善於鑽營,自詡為縱橫家,在劉銘傳、張人駿手下做過事,屢次因犯事(貪汙受賄、偽造地契、盜賣礦山等)被革職甚至坐牢。武昌革命時,他曾勸唐紹儀同馮國璋商議,提出一方麵挾北方勢力與南方接洽;一方麵借南方勢力以脅製北方,最終將帝國改造為共和國的方案。後來他向人吹噓說清帝遜位詔書是他草擬的。


    後來直係掌管北京,洪述祖任內務部秘書,頂頭上司是內務總長趙秉鈞。後來唐紹儀的總理被曹錕免職,趙改任總理,洪仍呆在內務部。6月初,洪以私人身份到上海等地對會黨力量進行調查,事先托人給應夔丞寫了封介紹信。兩人同是青幫“大”字輩大佬,又有中間人介紹,一見如故。當時因為參與湖北兵變,應正被副總統兼湖北都督黎元隆通緝,洪述祖往來奔走,為應爭取到特赦及江蘇駐滬巡查長職務,要他出力解散擾亂治安的會黨徒眾,並陪同應和共進會副會長張堯卿等人入京。革命黨當時腳踩兩隻船的大有人在,不過是吳宸軒的門檻高,這種癩皮狗一律不收,才沒有幾個能在北方聯省自治政府中獲得認可的


    程德全、應德閎公布的證據中,洪、應往來函電極多,但起先談的都是鼓動會黨以及共進會控製上海,迎接國防軍入滬(國防軍在盧永祥投誠後就撤離了上海,宣布上海為非軍事化城市,這也成為南京政府詬病國防軍賣國求榮,討好英美法日等列強的證據之一。不過南京政府自己也沒膽子派軍隊進入上海接管,所以陳琦美這個滬督手下非但沒有一個當兵的,反而是大批的青幫小弟在打天下。真不知道這個督軍督的是軍隊還是黑澀會。)等事。6月1日,洪突然在信中說“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也”,並叮囑應閱信後燒毀,應卻沒有照辦。


    第二天,洪追加一信,稱“要緊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吾弟須於題前徑密電我方,索一數目……”。同日,應以專用密碼給洪述祖發去密電,第一次提到宋遁初,稱,“喬黃黎宋運動極烈,黎外均獲華僑資助,公民黨皆主舉宋任總理。……已向日本購喬黃宋劣史,黃克敵下女合像,警廳供抄,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


    6月5日,洪寄出兩封快信,告知應的電報送到自己處後,他將會尋找門路轉交他麵呈國防軍部,以求在吳大人處的進身之階。


    此後洪屢次催促應寄出“宋騙案由、提票、影片(照片)”,毫無結果。終於有些不耐煩的他6月16日致信應,“足下明眼人,必須設一妥法(總以取印件為是),或有激烈之舉……”一周後的密電中他承諾應“毀宋酬勳位”。


    同一天應致信洪,主動提出了“去宋”計劃:“……事關大計,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急急進行,複命有日。請俟之。”第二天他給洪發電報說,“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


    18、19日,洪兩次密電要他“應即照辦”、“事速行”。


    7月14日淩晨兩點,宋遁初遇刺數小時後,應發出密電稱“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9點,他又發密電稱“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


    兩天之後應夔丞被捕,得知消息,洪述祖即刻從上海逃往青島德租界避禍。5月3日,他發表通電自辯,“一年以來,黨爭日劇,怪狀百端,使全國陷於無政府地位,心竊痛之”,所以想“暴宋劣跡,毀宋名譽,使國民共棄之,以破其黨派專製……”,但他“並無奪其生命之意”,不應該把“毀宋”二字當作謀殺的證據。


    革命黨這下子可抓住了吳宸軒的把柄,雖然自始至終沒有吳宸軒或者國防軍任何人的指使,但是從洪、應等人的言辭中不難看出是在通過刺宋來邀功請賞,為投靠北方鋪路。這就說明刺宋的幕後元兇正是躺槍的吳宸軒吳大官人。


    其實用不著吳宸軒說的什麽“請約法家將各項證據詳細研究”,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人通過客觀分析公布的密件,都可以得出類似於程德全、應德宏的結論。光是分析那些函電,革命黨就已經得出了結論。


    不難想象,其實當初能夠自由接觸這些原始材料的涉事者如能客觀思考,有足夠的正義感和勇氣,本不難得出客觀的結論。惜乎這些人沒有這麽做,因為黨內的利益一口咬死吳氏殺宋的說法。對這種斯文掃地的作法,吳宸軒也隻能諡之曰:


    貽羞千古,


    騰笑萬方。


    換句人話就是,“你的節操碎了一地,我也懶得鳥你,讓大家看笑話去吧。”革命黨的宣傳塵囂日上,除了租界報紙說點公道話之外,日本人的報紙也是不陰不陽的諷刺幾句,其他的方麵都在保持沉默。連平日裏火爆的國防軍幾位大將也都三緘其口,似乎在等待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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