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現在至尊寶希望讓人們能夠從某一方麵改變這一觀念，那就是不是每一個商人都是他們想象中的那麽為富不仁，在共和國的英明領導下和重新地熏陶和培育下，他相信在下一批先富起來的百姓中成為商人的，一定能夠成為那些偉大的商人，那些不是隻顧自己的利益而是想著怎麽製造出好的產品來造福大家的人。
遙想天朝的商人地位一直很低，而就在清末洋槍洋炮敲開國門之後，大家才意識到西方列強的強大不僅僅是武器的強大，更是工業的發達，而這其中又是商人在起著作用。
在至尊寶現在生活的時代，同樣也把各種不同職業的人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階層的劃分，是出自春秋時期，齊國的國相管仲。他主張把國民分成士、農、工、商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是為“四民分業”。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楚國建國以來都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四民分業”表麵上看是對殷周古製的繼承，其實卻有很大的差別，其根本性的不同是，把“工商”與“士農”並列，同視為“國之石民”。所以管仲在對士農工商階級劃分之初，並沒有優劣貴賤之分的。
古人對工商的態度有過數度戲劇性的轉變。之前的中原人似乎並不輕商。早在殷商時期，人們是樂於和善於經商及從事手工製造業的。不過，周朝的建國者們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殷商之亡就是因為民眾熱衷工商而荒蕪了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
在周製中，工商業者的地位變得非常低賤，“百工”常與處於奴隸地位的臣妾（男女奴隸）並列。從有限的文字記載中常常可見類似記載，工商“出鄉不與士齒”。也就是說，士大夫必須遠離商人，絕對不能與工商業者混居在一起，工商業者離開居住地則不得與士大夫交談。
在周禮中還規定，貴族們不能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否則就會受到懲罰。到了春秋時期以後，好商之風再起—這也被一些道學家看成是“禮崩樂壞”的一部分。在史料中出現了大量專業的自由商人，他們往來於各國之間，近購遠販，獲取利潤。
對商人和工商從業者的蔑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曾是東西方世界的共識。有學者總結，從天朝兩千年的曆史中，可以對以往的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其中有兩條就是--“集權”與“抑商”，即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從漢到清，天朝傳統政治都沿襲著節製資本的政策。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帝國模式經曆了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曆程。
對於專製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四個方麵完成製度建設，包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製模式、社會精英的控製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製度模式。在一個中央集權的體製下，一旦中央統治的正當性和控製力出現下降以後，會迅速蔓延出一股強大的無政府主義浪潮，而對這種浪潮的控製，需要經曆一次大的社會動蕩，最終以又一次的權威專政來終結。民眾富足及國庫充裕，是一件值得慶幸之事，但同時卻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機的導火線。
就拿南楚剛剛建國的時候為例，當時還沒這個軟弱無能的南楚皇帝熊傑什麽事情，而是他的父親開創了鼎盛之治，但是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新的矛盾已然呈現。
首先是中央集權出現旁落的跡象。地方諸侯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迅速形成了強大的勢力。其中烈焰最盛者就是吳越王熊輝，他不但擁有龐大的鑄錢產業，而且吳地靠近東海，既有豐富的鐵礦，也是海鹽的盛產地，鹽、錢、鐵三業，讓熊輝富甲宇內，他結交各國，逐漸成為一股足以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權貴力量。
除了諸侯興起之外，商人勢力也越來越大。鑄鐵、煮鹽需要大量的人力，動輒千人以上，且聚居於偏遠的深山之中或濱海之地，這是一股很難控製的民間力量。鐵可以鑄成兵器，鹽可以獲得暴利，人可以轉為兵士，另外，從事流通業的富豪有眾多的車輛，它們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裝成戰車，因此“豪強大家”就出現了。
甚至有富商大賈橫行天下、各地諸侯“低首仰給”的現象，這都是至尊寶親眼見到的，鄭澤當初還沒有加入共和國的時候就是這樣的一個富甲一方稱王稱霸的人物。更可怕的是，權貴與商人似乎正在結成交易同盟，並極大地敗壞吏治。
南陽有個孔氏等人都“連車騎，交守相”，與地方諸侯互動頻繁。在眾多的史書中都有官員與商人勾結、牟取利益的記載。就這樣，地方諸侯與商賈豪強傍比而起，讓荊州城裏的最高統治者不寒而栗。在皇權體製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從來是一對很難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說是非此即彼，不可調和。
當中央把權力集於一身的時候，政權可保穩定，但是就會造成地方創新的不足，財富階層受到國有資本集團的重大壓迫，整個社會處在低效率運行的狀態之中。而當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時候，就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財富階層將變得十分活躍，經濟可獲得大發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權威及財政收入會被大大削弱，離心離德和“以鄰為壑”的諸侯經濟將大行其道，此外還將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權與放權，作出適當的製度安排，成了統治現在的炎黃百姓共和國的首要課題，曆代政權往往躑躅於此，興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兩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至尊寶覺得自己肩膀上的擔子很重，但是同樣也讓他覺得興奮，因為他很有可能將親眼見證自己生長的這片土地這個國家將完全地強大地屹立於世界被眾人所敬仰。
遙想天朝的商人地位一直很低，而就在清末洋槍洋炮敲開國門之後，大家才意識到西方列強的強大不僅僅是武器的強大，更是工業的發達，而這其中又是商人在起著作用。
在至尊寶現在生活的時代，同樣也把各種不同職業的人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階層的劃分，是出自春秋時期，齊國的國相管仲。他主張把國民分成士、農、工、商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是為“四民分業”。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楚國建國以來都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四民分業”表麵上看是對殷周古製的繼承，其實卻有很大的差別，其根本性的不同是，把“工商”與“士農”並列，同視為“國之石民”。所以管仲在對士農工商階級劃分之初，並沒有優劣貴賤之分的。
古人對工商的態度有過數度戲劇性的轉變。之前的中原人似乎並不輕商。早在殷商時期，人們是樂於和善於經商及從事手工製造業的。不過，周朝的建國者們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殷商之亡就是因為民眾熱衷工商而荒蕪了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
在周製中，工商業者的地位變得非常低賤，“百工”常與處於奴隸地位的臣妾（男女奴隸）並列。從有限的文字記載中常常可見類似記載，工商“出鄉不與士齒”。也就是說，士大夫必須遠離商人，絕對不能與工商業者混居在一起，工商業者離開居住地則不得與士大夫交談。
在周禮中還規定，貴族們不能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否則就會受到懲罰。到了春秋時期以後，好商之風再起—這也被一些道學家看成是“禮崩樂壞”的一部分。在史料中出現了大量專業的自由商人，他們往來於各國之間，近購遠販，獲取利潤。
對商人和工商從業者的蔑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曾是東西方世界的共識。有學者總結，從天朝兩千年的曆史中，可以對以往的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其中有兩條就是--“集權”與“抑商”，即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從漢到清，天朝傳統政治都沿襲著節製資本的政策。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帝國模式經曆了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曆程。
對於專製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四個方麵完成製度建設，包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製模式、社會精英的控製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製度模式。在一個中央集權的體製下，一旦中央統治的正當性和控製力出現下降以後，會迅速蔓延出一股強大的無政府主義浪潮，而對這種浪潮的控製，需要經曆一次大的社會動蕩，最終以又一次的權威專政來終結。民眾富足及國庫充裕，是一件值得慶幸之事，但同時卻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機的導火線。
就拿南楚剛剛建國的時候為例，當時還沒這個軟弱無能的南楚皇帝熊傑什麽事情，而是他的父親開創了鼎盛之治，但是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新的矛盾已然呈現。
首先是中央集權出現旁落的跡象。地方諸侯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迅速形成了強大的勢力。其中烈焰最盛者就是吳越王熊輝，他不但擁有龐大的鑄錢產業，而且吳地靠近東海，既有豐富的鐵礦，也是海鹽的盛產地，鹽、錢、鐵三業，讓熊輝富甲宇內，他結交各國，逐漸成為一股足以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權貴力量。
除了諸侯興起之外，商人勢力也越來越大。鑄鐵、煮鹽需要大量的人力，動輒千人以上，且聚居於偏遠的深山之中或濱海之地，這是一股很難控製的民間力量。鐵可以鑄成兵器，鹽可以獲得暴利，人可以轉為兵士，另外，從事流通業的富豪有眾多的車輛，它們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裝成戰車，因此“豪強大家”就出現了。
甚至有富商大賈橫行天下、各地諸侯“低首仰給”的現象，這都是至尊寶親眼見到的，鄭澤當初還沒有加入共和國的時候就是這樣的一個富甲一方稱王稱霸的人物。更可怕的是，權貴與商人似乎正在結成交易同盟，並極大地敗壞吏治。
南陽有個孔氏等人都“連車騎，交守相”，與地方諸侯互動頻繁。在眾多的史書中都有官員與商人勾結、牟取利益的記載。就這樣，地方諸侯與商賈豪強傍比而起，讓荊州城裏的最高統治者不寒而栗。在皇權體製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從來是一對很難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說是非此即彼，不可調和。
當中央把權力集於一身的時候，政權可保穩定，但是就會造成地方創新的不足，財富階層受到國有資本集團的重大壓迫，整個社會處在低效率運行的狀態之中。而當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時候，就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財富階層將變得十分活躍，經濟可獲得大發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權威及財政收入會被大大削弱，離心離德和“以鄰為壑”的諸侯經濟將大行其道，此外還將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權與放權，作出適當的製度安排，成了統治現在的炎黃百姓共和國的首要課題，曆代政權往往躑躅於此，興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兩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至尊寶覺得自己肩膀上的擔子很重，但是同樣也讓他覺得興奮，因為他很有可能將親眼見證自己生長的這片土地這個國家將完全地強大地屹立於世界被眾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