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曾經說過“幸福的家庭，家家一樣，而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同”。許多年過去了，我才明白這句話的真正涵義……
——題記
在我家兄妹四人中，姐姐排行老大。自然在這個家庭中她是最苦、最累的。姐姐出生在五十年代後期，可以說她的一生是生在困難時期、長在動亂時期、工作在調整時期，苦難、折磨、勞累，使她過早地衰老了。
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由於父親被定為“老弱病殘，退休退職”，我們一家七口人，跟隨父親疏散下放來到了西南邊陲的一個小山村插隊落戶。那年姐姐十歲，我七歲。
山村坐落在紅土高原哀牢山脈的一個山凹裏，這裏青山綠水，依山而下流淌著一條江，叫做南盤江。那時的山村極為落後，沒有公路、沒有電燈，生活在這裏的山民們世世代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許是這裏的山和水的緣故，山民們個個純樸、憨厚、老實、勇敢。我們一家剛到小村的時候，沒的住處，生產隊騰出一間用土木結構的倉庫，讓我們一家七口人有了安身之地，沒有做飯的，村民們七手八腳，在土基房的右側給我們搭起了一個簡易的廚房。誰家有困難，全村老百姓都來幫忙，誰家有婚喪嫁娶，男女老少都來湊個熱鬧。
那時的山村，可以說還處於刀耕火種的農耕時代，什麽機械都沒有，一切都靠拚苦力，年複一年、月複一月，山民們麵朝黃土背朝天，世世代代在這貧瘠的土地上耕耘度日。在這樣的條件和環境下，沒有強壯的體力勞動是無法生存的。當時我們一家七口人，父親和母親下地幹活，父親由於不懂農活，盡管身體力壯每天僅得4分工分，母親由於帶有嚴重的眼病（高度近視），出入田間高步低步、東倒西歪，僅得2.5分工分。那時一個工分僅為0.11元，這樣一年下來全家的年收入僅有280元，要養活一家七口人，顯然是不夠的。
一次，母親與社員們一同下地栽秧，在深一腳淺一腳的泥塘裏，母親艱難地跋涉著。好一半天也隻種了一小片，而且東一棵西一棵。一些社員並譏諷地說：“像你這樣幹什麽活？還不如迴家帶小孩去。看她細皮嫩肉的，還戴上一付眼鏡，像個知識分子，真是個臭老九。”母親仍強忍著，艱難地度日。
看著父母每天疲憊的樣子，看著母親被人譏諷和嘲笑的情景，為了生活，年僅10歲的姐姐主動放棄了學業，充當了家庭的一個主要勞動力，白天她和大人們一樣扛著鋤頭下地幹活，夜晚在昏暗的油燈下，把我的課本翻來學習。姐姐的學習非常好，常常我不懂的她都耐心地給我講解，可惜的是她不能像我一樣正常地讀書了。
姐姐除了和大人們一樣下地勞動外，還要找豬草、領妹妹，總有忙不完的事，有時動作稍慢了一點，還遭大人的打罵。一次，姐姐背著年僅半歲的妹妹去找豬草，一不小心摔倒在秧田裏，瞬間妹妹的口鼻眼灌滿了泥漿，當大人趕來時，不是安慰姐姐，而是一邊給妹妹清洗臉上的泥漿、一邊責怪、打罵姐姐，年幼的姐姐不知是妹妹滿臉的泥漿嚇壞了，還是怕父母的打罵，一股風地往山的那邊跑去了，這一夜姐姐一直沒有迴來。
寫到這裏，我真的很難想象，一個年僅10歲的小女孩，就承擔了這樣大的家庭和社會責任。她還是個孩子，還需要大人的關心和撫愛，可環境的惡劣和社會的責任卻催逼著她過早地成熟了。
不知過了多少年，我們一家七口人，又從那個充滿艱辛和苦難的山村遷到了父親原單位的礦區生活。按理說來，環境變了，條件變了，我們的生活也會隨之帶來變化。然而，父親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為了維持生計，父親和母親又無奈加入到了依托礦山而分娩出來的附屬單位——“五七”公社，其工作性質，不是挖荒、挑荒，就是修路、填路。父母風裏來，雨裏去，每月辛辛苦苦下來，父親30元，母親27元，還不能有休息，必須30天出滿勤、幹滿點。在那個什麽東西都緊缺、什麽都靠“票證”的年代，全家人每月才有不足60元的生活費又怎能夠度日呢？
迴到礦區後，姐姐雖然又迴到了學校，但看著父母每天疲憊不堪和滿臉憂慮的樣子，早早懂事的姐姐，看在眼裏卻想不出其它辦法來。每月的糧食不到半個的時間就完了，剩下半個月拿什麽維持生活，吃飯要錢、讀書要錢、穿衣要錢。於是在姐姐的帶動下，我們在礦區的山坡上開墾了荒地，什麽洋芋、金豆、苦菜、白菜、豐收瓜，隻要能吃的什麽都種，之後又養起了豬、雞，一個“半工半農”的家庭就這樣誕生了，靠自食其力自己養活自己。
每天4點鍾放學，姐姐都要挑著糞桶到廁所裏打糞，然後吃力地挑上山給莊稼施肥，果真在她的精心照料之下，我們家的蔬菜比別家的長得旺盛。那時，象我們這樣家境的人家也比較多，因此，廁所裏的大糞就成了寶貝，大家都去爭搶大糞。一天，姐姐象往常一樣挑著糞桶來到廁所裏打糞，幾個男生故意占著糞坑不讓姐姐去打，隻要姐姐伸瓢過去，他們就拚命地擠，一男生幹脆把大糞故意潑在姐姐身上，姐姐沒有和他們爭吵，含著眼淚硬是把大糞挑上了山。
到了每年的暑假和寒假，姐姐便是忙裏忙外的人了，不是上山砍柴，就是去山凹割草買，不是去敲石頭，就是去挖草烏買，大幫小補總算給這個家庭帶來了絲絲的溫暖。每縫春節或節假日，別家的孩子歡天喜地過大年，而我們的春節卻大部份在山上度過，渴了喝點原質的“山泉”，餓了吃點自帶的“飯團”，當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我們就把一天的希望背迴了家。
那時由於家庭的貧困，我們兄妹四人穿的都很破爛，比起那些富家子弟來，我們確實有些寒酸和抬不起頭來，可姐姐卻常常安慰我們，穿的陳舊點不要怕，關鍵的是要清潔整齊，雷鋒叔叔的一雙襪子都補了好幾次還穿著呢。姐姐做事向來都很清潔，幾乎我們全家的衣服都是姐姐一個人包攬了，到了奶奶病重癱瘓在床上時，整個的洗涮抬尿倒屎幾乎都是姐姐一個幹。
一到星期天，姐姐就帶我們去礦區的碴子坡上、垃圾堆裏撿破爛，什麽牙膏皮、廢銅爛鐵，隻要有價值的都撿來，然後再將這些“勝利品”拿到市場上，交換成現金，一分兩分、一角兩角握在手裏，心裏總有說不出的高興。那時因為窮交不起學費，母親總是想辦法去單位開證為我們免交學費，這樣一年兩年過去了，同學們就當我們叫“小免費”。我是個有誌氣的孩子，為了不讓“小免費”的“雅號”流傳下去，我就和姐姐上山去敲石頭、挖草烏買，然後偷偷地把自已勞動而來積讚起來的“小錢”，背著母親把“免費證明”撕了拿去交了學費。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徒勞了，“小免費”的綽號依然沒有製止下來，直到如今，老同學相見了，仍然還是那句：“你就是那個叫‘小免費’！”，這就是曆史的痕跡，苦難的烙印，永遠記載了人們的心頭。
日子就這樣平平談談地過著，不知不覺姐姐已經初中畢業。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知識青年必須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於是，姐姐又告別了親人、告別了這個既使她留念、又使無奈的家庭，第二次踏上了遠去的農村路上。
姐姐的走，無疑給這個家庭帶來了勞動力的嚴重不足，正當我們一家憂慮著怎樣打發日子的時候，春雷一聲震天響，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粉碎了“四人幫”。可以說，這一年是我們家開天劈地的大轉折，父親的問題得到了徹底的解決，恢複了公職，姐姐已從農村召來當了工人，分在紅河州的一個林場工作，我也光榮地入了伍，走進了人民解放軍的大學校。
——題記
在我家兄妹四人中，姐姐排行老大。自然在這個家庭中她是最苦、最累的。姐姐出生在五十年代後期，可以說她的一生是生在困難時期、長在動亂時期、工作在調整時期，苦難、折磨、勞累，使她過早地衰老了。
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由於父親被定為“老弱病殘，退休退職”，我們一家七口人，跟隨父親疏散下放來到了西南邊陲的一個小山村插隊落戶。那年姐姐十歲，我七歲。
山村坐落在紅土高原哀牢山脈的一個山凹裏，這裏青山綠水，依山而下流淌著一條江，叫做南盤江。那時的山村極為落後，沒有公路、沒有電燈，生活在這裏的山民們世世代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許是這裏的山和水的緣故，山民們個個純樸、憨厚、老實、勇敢。我們一家剛到小村的時候，沒的住處，生產隊騰出一間用土木結構的倉庫，讓我們一家七口人有了安身之地，沒有做飯的，村民們七手八腳，在土基房的右側給我們搭起了一個簡易的廚房。誰家有困難，全村老百姓都來幫忙，誰家有婚喪嫁娶，男女老少都來湊個熱鬧。
那時的山村，可以說還處於刀耕火種的農耕時代，什麽機械都沒有，一切都靠拚苦力，年複一年、月複一月，山民們麵朝黃土背朝天，世世代代在這貧瘠的土地上耕耘度日。在這樣的條件和環境下，沒有強壯的體力勞動是無法生存的。當時我們一家七口人，父親和母親下地幹活，父親由於不懂農活，盡管身體力壯每天僅得4分工分，母親由於帶有嚴重的眼病（高度近視），出入田間高步低步、東倒西歪，僅得2.5分工分。那時一個工分僅為0.11元，這樣一年下來全家的年收入僅有280元，要養活一家七口人，顯然是不夠的。
一次，母親與社員們一同下地栽秧，在深一腳淺一腳的泥塘裏，母親艱難地跋涉著。好一半天也隻種了一小片，而且東一棵西一棵。一些社員並譏諷地說：“像你這樣幹什麽活？還不如迴家帶小孩去。看她細皮嫩肉的，還戴上一付眼鏡，像個知識分子，真是個臭老九。”母親仍強忍著，艱難地度日。
看著父母每天疲憊的樣子，看著母親被人譏諷和嘲笑的情景，為了生活，年僅10歲的姐姐主動放棄了學業，充當了家庭的一個主要勞動力，白天她和大人們一樣扛著鋤頭下地幹活，夜晚在昏暗的油燈下，把我的課本翻來學習。姐姐的學習非常好，常常我不懂的她都耐心地給我講解，可惜的是她不能像我一樣正常地讀書了。
姐姐除了和大人們一樣下地勞動外，還要找豬草、領妹妹，總有忙不完的事，有時動作稍慢了一點，還遭大人的打罵。一次，姐姐背著年僅半歲的妹妹去找豬草，一不小心摔倒在秧田裏，瞬間妹妹的口鼻眼灌滿了泥漿，當大人趕來時，不是安慰姐姐，而是一邊給妹妹清洗臉上的泥漿、一邊責怪、打罵姐姐，年幼的姐姐不知是妹妹滿臉的泥漿嚇壞了，還是怕父母的打罵，一股風地往山的那邊跑去了，這一夜姐姐一直沒有迴來。
寫到這裏，我真的很難想象，一個年僅10歲的小女孩，就承擔了這樣大的家庭和社會責任。她還是個孩子，還需要大人的關心和撫愛，可環境的惡劣和社會的責任卻催逼著她過早地成熟了。
不知過了多少年，我們一家七口人，又從那個充滿艱辛和苦難的山村遷到了父親原單位的礦區生活。按理說來，環境變了，條件變了，我們的生活也會隨之帶來變化。然而，父親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為了維持生計，父親和母親又無奈加入到了依托礦山而分娩出來的附屬單位——“五七”公社，其工作性質，不是挖荒、挑荒，就是修路、填路。父母風裏來，雨裏去，每月辛辛苦苦下來，父親30元，母親27元，還不能有休息，必須30天出滿勤、幹滿點。在那個什麽東西都緊缺、什麽都靠“票證”的年代，全家人每月才有不足60元的生活費又怎能夠度日呢？
迴到礦區後，姐姐雖然又迴到了學校，但看著父母每天疲憊不堪和滿臉憂慮的樣子，早早懂事的姐姐，看在眼裏卻想不出其它辦法來。每月的糧食不到半個的時間就完了，剩下半個月拿什麽維持生活，吃飯要錢、讀書要錢、穿衣要錢。於是在姐姐的帶動下，我們在礦區的山坡上開墾了荒地，什麽洋芋、金豆、苦菜、白菜、豐收瓜，隻要能吃的什麽都種，之後又養起了豬、雞，一個“半工半農”的家庭就這樣誕生了，靠自食其力自己養活自己。
每天4點鍾放學，姐姐都要挑著糞桶到廁所裏打糞，然後吃力地挑上山給莊稼施肥，果真在她的精心照料之下，我們家的蔬菜比別家的長得旺盛。那時，象我們這樣家境的人家也比較多，因此，廁所裏的大糞就成了寶貝，大家都去爭搶大糞。一天，姐姐象往常一樣挑著糞桶來到廁所裏打糞，幾個男生故意占著糞坑不讓姐姐去打，隻要姐姐伸瓢過去，他們就拚命地擠，一男生幹脆把大糞故意潑在姐姐身上，姐姐沒有和他們爭吵，含著眼淚硬是把大糞挑上了山。
到了每年的暑假和寒假，姐姐便是忙裏忙外的人了，不是上山砍柴，就是去山凹割草買，不是去敲石頭，就是去挖草烏買，大幫小補總算給這個家庭帶來了絲絲的溫暖。每縫春節或節假日，別家的孩子歡天喜地過大年，而我們的春節卻大部份在山上度過，渴了喝點原質的“山泉”，餓了吃點自帶的“飯團”，當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我們就把一天的希望背迴了家。
那時由於家庭的貧困，我們兄妹四人穿的都很破爛，比起那些富家子弟來，我們確實有些寒酸和抬不起頭來，可姐姐卻常常安慰我們，穿的陳舊點不要怕，關鍵的是要清潔整齊，雷鋒叔叔的一雙襪子都補了好幾次還穿著呢。姐姐做事向來都很清潔，幾乎我們全家的衣服都是姐姐一個人包攬了，到了奶奶病重癱瘓在床上時，整個的洗涮抬尿倒屎幾乎都是姐姐一個幹。
一到星期天，姐姐就帶我們去礦區的碴子坡上、垃圾堆裏撿破爛，什麽牙膏皮、廢銅爛鐵，隻要有價值的都撿來，然後再將這些“勝利品”拿到市場上，交換成現金，一分兩分、一角兩角握在手裏，心裏總有說不出的高興。那時因為窮交不起學費，母親總是想辦法去單位開證為我們免交學費，這樣一年兩年過去了，同學們就當我們叫“小免費”。我是個有誌氣的孩子，為了不讓“小免費”的“雅號”流傳下去，我就和姐姐上山去敲石頭、挖草烏買，然後偷偷地把自已勞動而來積讚起來的“小錢”，背著母親把“免費證明”撕了拿去交了學費。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徒勞了，“小免費”的綽號依然沒有製止下來，直到如今，老同學相見了，仍然還是那句：“你就是那個叫‘小免費’！”，這就是曆史的痕跡，苦難的烙印，永遠記載了人們的心頭。
日子就這樣平平談談地過著，不知不覺姐姐已經初中畢業。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知識青年必須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於是，姐姐又告別了親人、告別了這個既使她留念、又使無奈的家庭，第二次踏上了遠去的農村路上。
姐姐的走，無疑給這個家庭帶來了勞動力的嚴重不足，正當我們一家憂慮著怎樣打發日子的時候，春雷一聲震天響，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粉碎了“四人幫”。可以說，這一年是我們家開天劈地的大轉折，父親的問題得到了徹底的解決，恢複了公職，姐姐已從農村召來當了工人，分在紅河州的一個林場工作，我也光榮地入了伍，走進了人民解放軍的大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