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大專以後幾乎所有的課我們都在混，混日子，混文憑，也許我們這一代是最懂事的孩子了，高考的時候家長和老師們告訴我們到了大學就可以隨便的玩了，所以我們每天都在玩，以我們的能力恐怕真的隻能為祖國的建設搬磚添瓦了。
本來最應該在這個時候給我們以方向的政治課，更是給我放棄的理由。記得第一個學年，上了快一個學期的政治課，接連不斷的已經換了四個老師了，這些人多為外聘的某某名牌大學的研究生或博士生，都是為了賺些兼職供自己繼續深造的，且信念十分堅定，這一點從他們講課的態度就可見一斑。
整天心不在焉的，一節課下來，別說我們沒聽懂，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講了什麽，但基本上都是介紹他的學校是如何的好，及他的同學或學長是如何的有出息，對自己的情況怎表現的很是謙虛，幾乎隻字不提。但這幾個老師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永遠把自己的學曆放在第一位，這點倒是頗對奇哥的口味。
本來嗎？現在社會上大多單位都看重學曆而不重能力，注重學曆已經成為這些領導或老板們的職業病了，所以現在連做小姐的都得本科學曆的優先，可見學曆的重要性了。
有些人對這種現象很不恥，但這隻能說明他們不了解現在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隻是從以前的義賣變成了現在單純的賣，工作環境從日租房變成了各大賓館飯店罷了。
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那些領導或老板們在追求物質文明的同時也開始追求精神文明了，而不幸的是本該追求精神文明的學生卻開始追求物質文明了。
在這些老師如走馬燈似的從我們的生活中經過時，我們終於迎來了一位專業的政治課老師，此人三十出頭，從外表看應該是男的，但與其舉止頗有矛盾。這家夥剛上課就給我們以“八榮八恥”為題目留了個作文並演講。
演講那天我懷著萬分緊張的心情走上了講台，但沒有講兩句話台下的同學就亂了，因為我沒有用普通話進行演講，於是台下起哄，最後老師擺手示意同學們保持安靜，這令我肅然起敬——但隻維持了5秒鍾，然後他用一種我至今還在分析卻仍一無所獲的方言對我說：“同學這是在課堂上請講普通話。”那絕對是方言。
真不知道他是工作到了忘我的境界還是學周星馳的無厘頭搞笑來緩解氣氛。不過心理素挺質好的，這一點我很佩服。當天演講我強調的是‘己所不欲，誤施於人’的思想，最後臨時加了一個‘正人先正己’的論點，估計他連聽都沒聽進去，那次我的期末成績很低，但這我並不生氣，因為我說了我想說的話。
轉過學期來還是他的政治課，估計他當時是聽了於丹講的《論語》了，發現儒家思想的經典之處是‘己所不欲，誤失於人’於是用兩節課來陳述和複述了這一原則，這兩節課我在睡覺。
睡覺的同時勉懷了一下我的小學、中學和高中。小學時讓我記地最深的是一個叫阿坤的男生，在我們小學上課時是不準戴帽子的，但此君仗著老爸是校長，上課時可以無所顧忌的戴帽子，而且想戴紅的就戴紅的，想戴綠的就戴綠的；來向我們炫耀他與眾不同的身份，但那時我們除了覺得他比較耐熱之外沒有任何可以羨慕的了；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我爸爸是校長！’這句話在學校裏百試不爽。
但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此君特愛欺負小孩，記得六年級的時候，在草場上有個小孩不小心撞到此君，這家夥不容分說，輪圓了就是一腳，然後那小孩飛出了一米開外。後來那小孩把他哥哥找來了，他哥哥看身高體型應該是初中的，比阿坤要高一頭多，這給阿坤以很大的壓迫感，但還是說出了那句經典的口頭禪‘我爸爸是校長！’然後被人踢出一米開外。
阿坤把他爸爸找來了，校領導就是有文化，先對那小子一頓政治思想教育，當講得自己激情澎湃的時候一腳把那小子蹬出兩米開外，最後的結果是那小子的爸爸和校長一人對一腳的大幹一場，這迴誰也沒把誰踢出一米開外，然後小孩轉學走了。
後來阿坤去了鎮上的重點中學，據說到那還是滿世界跟人講‘我爸爸是校長！’。而我們班的其餘的人大部分到了一所普遍中學——五中。我和一個“帥哥”坐在最後一排，前麵坐著兩個自以為是美女的女生，像這類的女生一般都長得很一般或很不一般到頗為鬼斧神工的的地步，但眼光卻高得很不成比例，連我這個長得起碼在人類分數線上的人都被他們視為三等公民，隻有帥哥才能被他們平等的看待，於是我們四個組成了一個極不平等的團隊。
特別是一旦有人放屁，我都會成為被懷疑的對象，盡管我隻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概率，但每次有人聞到一股來自於可能是任何人體內的莫名氣體時，那個人是我的概率就是百分之百，盡管這很不符合概率學與統計學，但這個命題似乎總是成立的。
美女當然是不會承認自己放屁的，因為女生嗎？臉皮薄，這一點我是能很紳士的來理解她們的。但也不至於每次都是我啊，難道人長得帥就不會放屁？但在她們的眼力帥哥幾乎是神聖的，神聖到不拉屎不撒尿的地步。
我時常猜想那兩個女生看到帥哥大便幹燥時齜牙咧嘴的表情後，會是什麽反映。
那時我們的語文老師經常告訴我們寫作文的時候一定要留下伏筆，這樣才能更好地吸引讀者。估計不管他寫什麽的時候都愛留下伏筆，以至於他交完報告後總是被校長或是係主任叫去。
初二的下半學期，我發現小學學習很好的我，現在要為保及（格）而戰了，這嚴重的打擊了我的自尊心，這也意味著再這樣下去我連高中都考不上，雖然當時還不知道為什麽要考高中。
我向我敬愛的班主任提出要坐到前頭去的“合理要求”！因為在我的印象裏教室裏的座位安排應該是按照大小個來排的，而那時的我在班裏並不算高，幾乎坐我前麵的都比我高，而我還算是比較安靜的，因此我想這個理由是合理，可是老師一直沒有給我調換座位。
在期中考試結束的家長會上，我媽媽找她談了給我調座的問題，她滿麵春風的答應了，結果真把我向前提了——提了一座。同時對我的要求也隨之激增，我在那裏是不能說話的，包括找人借東西，那都會被她借題發揮的大罵一頓。就連坐我前麵的比我個子高的那小子找我說話，那麽結果挨說的人都是我。
“王乂，別說話了！”
“他先跟我說的！”
“你不招唿他，他幹嗎跟你說話！還說想學習？把你調前頭來怎麽還說話？你看看人家？”
從此我不再解釋了，因為解釋也無濟於事。於是我在堅持不住這種壓力的時候，往後坐了一座，坐迴了我的最後一排。第二排的那小子比我高半頭，坐在那裏可以隨意的說話，和他相比我不學習，我的分數都能是他的兩倍。但他就可以坐在那裏安心的說話。
那老師似乎從我媽媽和他說完調座之後就很上我了，以至於時常會在課堂上聽到。
“王乂，別說話了！”
這次我沒法再忍了，我左右看了看。
“老師我獨坐！”
其實哪的老師都有好有壞，不能一概而論的。不能一杆子打死一船的人，即使我是以文學做武器也不能逮誰攻擊誰。畢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了，80後也不是當年的紅衛兵。
到了初三，那個曆史老師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接替他做班主任的是一個數學老師，個子不高，戴眼鏡，上課時如果誰要犯了錯，一定會挨他的一頓組合拳，動作搞笑至極。估計是為了活躍課堂氣氛。這個老師我挺喜歡，為人隨和，不像曆史老師那樣滿腦子的權術思想。
新老師把我調到的第二排的座位，當時我的成績基本都不及格，但還是把我安排在了那，且沒有向前一個老師借題發揮的限製我的舉動。
新的班主任對數學是充滿了熱愛，以至於在放學或休假的時候還整天的呆在賣彩票的那裏研究數學問題，特別是會研究數字的邏輯學。
那年的中考我考了全班第一，可惜的是沒能讓我的曆史老師看到。借此我也成為了班裏唯一，一個考上高中的，但結果證明為了和老師賭氣的這一選擇是錯誤的。
本來最應該在這個時候給我們以方向的政治課，更是給我放棄的理由。記得第一個學年，上了快一個學期的政治課，接連不斷的已經換了四個老師了，這些人多為外聘的某某名牌大學的研究生或博士生，都是為了賺些兼職供自己繼續深造的，且信念十分堅定，這一點從他們講課的態度就可見一斑。
整天心不在焉的，一節課下來，別說我們沒聽懂，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講了什麽，但基本上都是介紹他的學校是如何的好，及他的同學或學長是如何的有出息，對自己的情況怎表現的很是謙虛，幾乎隻字不提。但這幾個老師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永遠把自己的學曆放在第一位，這點倒是頗對奇哥的口味。
本來嗎？現在社會上大多單位都看重學曆而不重能力，注重學曆已經成為這些領導或老板們的職業病了，所以現在連做小姐的都得本科學曆的優先，可見學曆的重要性了。
有些人對這種現象很不恥，但這隻能說明他們不了解現在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隻是從以前的義賣變成了現在單純的賣，工作環境從日租房變成了各大賓館飯店罷了。
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那些領導或老板們在追求物質文明的同時也開始追求精神文明了，而不幸的是本該追求精神文明的學生卻開始追求物質文明了。
在這些老師如走馬燈似的從我們的生活中經過時，我們終於迎來了一位專業的政治課老師，此人三十出頭，從外表看應該是男的，但與其舉止頗有矛盾。這家夥剛上課就給我們以“八榮八恥”為題目留了個作文並演講。
演講那天我懷著萬分緊張的心情走上了講台，但沒有講兩句話台下的同學就亂了，因為我沒有用普通話進行演講，於是台下起哄，最後老師擺手示意同學們保持安靜，這令我肅然起敬——但隻維持了5秒鍾，然後他用一種我至今還在分析卻仍一無所獲的方言對我說：“同學這是在課堂上請講普通話。”那絕對是方言。
真不知道他是工作到了忘我的境界還是學周星馳的無厘頭搞笑來緩解氣氛。不過心理素挺質好的，這一點我很佩服。當天演講我強調的是‘己所不欲，誤施於人’的思想，最後臨時加了一個‘正人先正己’的論點，估計他連聽都沒聽進去，那次我的期末成績很低，但這我並不生氣，因為我說了我想說的話。
轉過學期來還是他的政治課，估計他當時是聽了於丹講的《論語》了，發現儒家思想的經典之處是‘己所不欲，誤失於人’於是用兩節課來陳述和複述了這一原則，這兩節課我在睡覺。
睡覺的同時勉懷了一下我的小學、中學和高中。小學時讓我記地最深的是一個叫阿坤的男生，在我們小學上課時是不準戴帽子的，但此君仗著老爸是校長，上課時可以無所顧忌的戴帽子，而且想戴紅的就戴紅的，想戴綠的就戴綠的；來向我們炫耀他與眾不同的身份，但那時我們除了覺得他比較耐熱之外沒有任何可以羨慕的了；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我爸爸是校長！’這句話在學校裏百試不爽。
但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此君特愛欺負小孩，記得六年級的時候，在草場上有個小孩不小心撞到此君，這家夥不容分說，輪圓了就是一腳，然後那小孩飛出了一米開外。後來那小孩把他哥哥找來了，他哥哥看身高體型應該是初中的，比阿坤要高一頭多，這給阿坤以很大的壓迫感，但還是說出了那句經典的口頭禪‘我爸爸是校長！’然後被人踢出一米開外。
阿坤把他爸爸找來了，校領導就是有文化，先對那小子一頓政治思想教育，當講得自己激情澎湃的時候一腳把那小子蹬出兩米開外，最後的結果是那小子的爸爸和校長一人對一腳的大幹一場，這迴誰也沒把誰踢出一米開外，然後小孩轉學走了。
後來阿坤去了鎮上的重點中學，據說到那還是滿世界跟人講‘我爸爸是校長！’。而我們班的其餘的人大部分到了一所普遍中學——五中。我和一個“帥哥”坐在最後一排，前麵坐著兩個自以為是美女的女生，像這類的女生一般都長得很一般或很不一般到頗為鬼斧神工的的地步，但眼光卻高得很不成比例，連我這個長得起碼在人類分數線上的人都被他們視為三等公民，隻有帥哥才能被他們平等的看待，於是我們四個組成了一個極不平等的團隊。
特別是一旦有人放屁，我都會成為被懷疑的對象，盡管我隻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概率，但每次有人聞到一股來自於可能是任何人體內的莫名氣體時，那個人是我的概率就是百分之百，盡管這很不符合概率學與統計學，但這個命題似乎總是成立的。
美女當然是不會承認自己放屁的，因為女生嗎？臉皮薄，這一點我是能很紳士的來理解她們的。但也不至於每次都是我啊，難道人長得帥就不會放屁？但在她們的眼力帥哥幾乎是神聖的，神聖到不拉屎不撒尿的地步。
我時常猜想那兩個女生看到帥哥大便幹燥時齜牙咧嘴的表情後，會是什麽反映。
那時我們的語文老師經常告訴我們寫作文的時候一定要留下伏筆，這樣才能更好地吸引讀者。估計不管他寫什麽的時候都愛留下伏筆，以至於他交完報告後總是被校長或是係主任叫去。
初二的下半學期，我發現小學學習很好的我，現在要為保及（格）而戰了，這嚴重的打擊了我的自尊心，這也意味著再這樣下去我連高中都考不上，雖然當時還不知道為什麽要考高中。
我向我敬愛的班主任提出要坐到前頭去的“合理要求”！因為在我的印象裏教室裏的座位安排應該是按照大小個來排的，而那時的我在班裏並不算高，幾乎坐我前麵的都比我高，而我還算是比較安靜的，因此我想這個理由是合理，可是老師一直沒有給我調換座位。
在期中考試結束的家長會上，我媽媽找她談了給我調座的問題，她滿麵春風的答應了，結果真把我向前提了——提了一座。同時對我的要求也隨之激增，我在那裏是不能說話的，包括找人借東西，那都會被她借題發揮的大罵一頓。就連坐我前麵的比我個子高的那小子找我說話，那麽結果挨說的人都是我。
“王乂，別說話了！”
“他先跟我說的！”
“你不招唿他，他幹嗎跟你說話！還說想學習？把你調前頭來怎麽還說話？你看看人家？”
從此我不再解釋了，因為解釋也無濟於事。於是我在堅持不住這種壓力的時候，往後坐了一座，坐迴了我的最後一排。第二排的那小子比我高半頭，坐在那裏可以隨意的說話，和他相比我不學習，我的分數都能是他的兩倍。但他就可以坐在那裏安心的說話。
那老師似乎從我媽媽和他說完調座之後就很上我了，以至於時常會在課堂上聽到。
“王乂，別說話了！”
這次我沒法再忍了，我左右看了看。
“老師我獨坐！”
其實哪的老師都有好有壞，不能一概而論的。不能一杆子打死一船的人，即使我是以文學做武器也不能逮誰攻擊誰。畢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了，80後也不是當年的紅衛兵。
到了初三，那個曆史老師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接替他做班主任的是一個數學老師，個子不高，戴眼鏡，上課時如果誰要犯了錯，一定會挨他的一頓組合拳，動作搞笑至極。估計是為了活躍課堂氣氛。這個老師我挺喜歡，為人隨和，不像曆史老師那樣滿腦子的權術思想。
新老師把我調到的第二排的座位，當時我的成績基本都不及格，但還是把我安排在了那，且沒有向前一個老師借題發揮的限製我的舉動。
新的班主任對數學是充滿了熱愛，以至於在放學或休假的時候還整天的呆在賣彩票的那裏研究數學問題，特別是會研究數字的邏輯學。
那年的中考我考了全班第一，可惜的是沒能讓我的曆史老師看到。借此我也成為了班裏唯一，一個考上高中的，但結果證明為了和老師賭氣的這一選擇是錯誤的。